周筼的故友范路，也是个商人，“自兰溪迁长水。经乱，卖药于市”。其药店称为“范布衣灵兰馆”。
　　“吕元声，…嘉善人。父被诬谪戍闽中，独与母居以孝闻。家被火，母又老，疾衣食，或不给，乃弃诸生卖药于市。”因家受灾而成药商。
　　在平湖大族经商的例子是很多的，有葛氏、金氏、叶氏、胡氏等。如葛氏，葛寿芝自23岁就到福建经商，达30年之久，后来回平湖购田千余亩，建庄园于平湖城关南河头，在莫氏庄园的对面。金家“南北两支都以经商起家”，到了民国，“小康者厌乡居之鄙阻，慕城廓之繁华，迁于当湖者十余家。”叶氏，则是从上虞到平湖经商的，“魁六支派下族姓，服贾于平湖者亦复不少。”胡氏经商起家颇具典型。胡氏家族在明代由徽州迁人平湖，以读书务农为业，但逐渐贫乏，“四世祖荡冀公，赘于张氏。闻泰山(岳父)有毁言，遂偕太孺人(其妻)归家。其时已置芦沥荡租十石，稍有积蓄，弃农为贾。”在虎啸桥镇港北，开豆腐店，兼营酒米瓷器。一百多年来，经几代人努力，“共置田地荡产三万三千数百亩，典当六，平乍及本镇市房住宅不可胜数。”家产增加数千倍，颇具徽商遗风。可以说，几乎所有大族都依靠经商致富而后兴盛的。

　　三、士人婚配观念的变化
　　随着经济因素在社会所占比重的增加，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得到社会承认，这一价值观的转变也深刻地反映在士人婚姻观念的变化上。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其名作《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中，引证了平湖清溪沈氏家族择婿的例子，原来是为了说明士大夫婚配范围的扩大、婚配对象上的良好选择，在遗传学上与家族兴衰的关系。然而这些例子正好为本文说明士人择婿由士人转向商人提供旁证。
　　一是沈琮与包姓布商联姻，直接从商人的后代中为女儿寻找配偶。当时布商之子包鼎在作竹马游戏，即被他慧眼识中，即主动提出成亲。虽然包鼎的父亲以“齐大非偶”，门户不当，不敢高攀为由，而婉言谢绝。但是沈琮不改初衷，认定自己的女儿非包鼎不嫁。他还对人张扬说，“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预见包鼎长大之后，与自己一样做大官。当然这话当时他说设说过，很难证实。很可能是以后沈琮当广州知府，包鼎官至池州知府时，他才对人说我早料到有今天，意思是当年我不是将女儿下嫁商人，而是一门真正门当户对的婚事。他一面从利益上考虑，与商人联姻，同时又要顾及家族的名声，怕触犯祖宗的规矩，辱没先人，微妙地反映士人在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心态。士人婚姻观念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变化是比较缓慢的，但毕竟开始将择婿对象转移到商人阶层上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从士人后代中经商者中择婿。沈棨将女儿嫁与屠熙之子屠尧。屠熙“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声”，而且还是明代刑部尚书屠勲的后代，此可谓门当户对了，可是他的儿子屠尧年少时却是做卖布生意的。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对从商已无所禁忌，屠熙也不以儿子从商辱没祖先的名声。事实上，沈棨也明白未来女婿存在入仕和从商的两种可能，看来他都不反对。他原来并不认识屠尧，而是在—个偶然的机会中——少年屠尧搭乘沈棨的船外出贩布时，为沈棨看中，第二天即向屠熙提亲。成亲后又将屠尧“赘甥馆(住在丈人家里)，延师训迪，卒成进士”，曾出任广西副都御史、山东粮运副使。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士商地位的嬗变。在当时社会的婚娶中，士人的身分地位，已不象过去那样受人重视，不然何以沈氏大族不能稳坐等侯别人上门送帖求亲，而非要在异处玩耍的儿童和同船的旅客中为女儿物色对象呢?虽然无论沈琮还是沈棨，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婿当上大官，可是择婿的范围不免扩大了，可以从商人的后代或士人之后从商者中选择。虽然还有点羞羞答答，但毕竟不是商人高攀士人，而是士人“高攀”商人－－士商的位置颠倒了。
　　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到了明代中后期嘉兴一带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盛是明清嘉兴经济的一大特点。这时，嘉兴东门甪里街成为著名的商业大街，其热闹拥挤的程度，人们用“肩相摩而趾相错”来形容。此外还出现如王江泾、王店、濮院、魏塘、乌青等工商业市镇，也涌现不少专事经商的商人。
　　商业的繁盛是明清嘉兴经济的一大特点。这时，嘉兴东门甪里街成为著名的商业大街，其热闹拥挤的程度，人们用“肩相摩而趾相错”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