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了史湘云嫁的不是贾宝玉，而是卫若兰，又清楚了卫、史二人的“金麒麟姻缘”不仅不是什么“真金玉”，反倒是用来点缀、陪衬宝玉、宝钗这一对真金玉的“间色法”，再回过头来审视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所提出的其它几条“内证”，其论证过程之荒诞，就免不了要让人哑然失笑了。
譬如，所谓的“二湘”说就实在来得太过于匪夷所思。“湘云”是人名，“潇湘”是别号，岂能随便各抽一字，无厘头地合为“二湘”？如果“二湘”说能够成立的话，又为何不把柳湘莲也合并进来称为“三湘”？那么，这又是否意味着林黛玉与史湘云后来双双嫁给了柳湘莲？再者，史湘云名中有一“云”字，第28回在冯紫英家陪酒的锦香院妓女也叫云儿。依周汝昌等人的逻辑，这又岂非“二云”？是不是说明湘云的结局当是流落青楼？
同样让人感觉滑稽可笑的还有所谓的“黛湘并植”说。不错，贾宝玉的怡红院中的确是“蕉棠两植”，但红围翠绕不过是繁华之地、温柔之乡的泛指罢了。论者如何就能认定芭蕉一定指黛玉，海棠一定指湘云？且看小说对怡红院中这株西府海棠的确切描写，那原是一株“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的“女儿棠”。史湘云虽亦是一位女孩子，但她那种健康、活泼的假小子样儿，离此处所谓“轻弱似扶病”的景象又是何等遥远？若作者当真有心要以这株西府海棠来隐指湘云，何不说其是“假小子棠”？为何还偏要强调其病弱的模样？因此，如果一定要说这里的海棠代指何人，还不如说是秦可卿更为合适。第5回中，秦氏房中不是悬挂着一副《海棠春睡图》么？再说芭蕉，与其说是黛玉，还不如说是探春。第37回中，探春不就是因最喜爱芭蕉而自号“蕉下客”的么？就是说芭蕉代指宝钗，也是完全讲得通的。——因为贾宝玉为蘅芜苑题写的对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套的是“书成蕉叶文犹绿”一句。如此一来，贾宝玉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岂不就该是秦可卿、宝钗、探春三人？又哪里有黛玉、湘云二人的位置？其实，对于“黛湘”一说而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形容怡红院中的那株西府海棠使用了“翠缕”二字：“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而众所周知，史湘云也有一个贴身丫鬟就叫做翠缕。但饶是如此，也丝毫不能证明怡红院中海棠就是特指湘云。因为“翠缕”二字是作者用来形容海棠之垂丝的。西府海棠可以有垂丝，别的海棠也自然可以有。作者既然将史湘云也比喻成海棠，那么，顺手给她的贴身丫鬟起一个“翠缕”的名字，也在意料之中。这却一点也不能说明用来象征湘云的普通海棠就是那株“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的“女儿棠”！一个明显的反例是，在第77回中，作者竟然又将怡红院中的这株“女儿棠”跟晴雯、袭人绾结在了一起：
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因笑道：“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想是我要死了。”（第77回）
假若这株“女儿棠”就是专指史湘云，贾宝玉又何以会把它的荣枯与晴雯之死挂起钩来？退一步说，就算这“女儿棠”跟袭人、晴雯俱无关系。可宝玉不是说了么？早在前八十回结束以前，它就已经“无故死了半边”。若照周汝昌老先生的逻辑，怡红院中的这棵西府海棠居然只剩下了半边，这岂不是恰好证明了湘云日后根本做不了宝玉的妻子，而最多只能成为宝玉之妾？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看一看湘云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就不难明白所谓的“黛湘并植”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小说第5回，贾宝玉梦中与之成亲的那个“兼美”仙子，“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可有半点湘云的影子？第21回，宝玉作《仿南华经》，口口声声只说“钗、玉、花、麝”如何如何，亦无一字提及湘云。大观园中有蘅芜苑、潇湘馆，却无一处是专为湘云而设。薛宝钗与林黛玉的诗号分别为“蘅芜君”和“潇湘妃子”，乃是“君”、“妃”之称。——按，先秦时贵族之嫡妻多称为“女君”，《仪礼·丧服》：“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郑玄注曰：“女君，君嫡妻也。”刘熙《释名·释亲属》：“妾谓夫之嫡妻曰女君。”——而史湘云却与贾探春一起被呼为“沈霞旧友”和“蕉下客”，仅仅是“客”、“友”之称。这些都说明，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湘云的位置是难以同钗、黛比肩的。若真的存在什么“黛湘合一”，作者岂能将湘云逐出“君”、“妃”之列，而仅仅归于“客”、“友”之属？本来，史湘云连一个“妃”的称号都没挣上，拥湘派论者却一厢情愿地想让她去取代宝钗“群芳之冠”和“女君”的地位，这不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么？
最后，周汝昌等人硬要将书中的某些诗联解释为对“钗死湘继”的预示，就更纯属无理取闹了。像贾宝玉的《冬夜即事》中的“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鹤”为何就一定只能是指湘云？为什么不可以是指怡红院中那个名叫“伴鹤”的小厮？若一定要把“鹤”指实为湘云，那么，《冬夜即事》这首诗的起句“梅魂竹梦已三更”，其中的一个“梅”字又岂不是指李纨？如果照此说来，岂不就等于是说贾宝玉在暗恋自己的寡嫂？再者，“梨花满地”分明是说雪景。须知，自唐代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下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句以后，将雪与梨花互喻就是中国古诗文中一个常用意境。远的不论，单是曹雪芹的好友爱新觉罗·敦敏就是习惯于将“梨雪”当作一种固定的象征意象来使用的。其《月下梨花》一诗有云：“画栏幽隔花无影，皓魄光摇雪有香。”其《雪花》一诗又云：“缀残梨蕊春无迹，开遍琼枝冷不香。”咏梨花则必带出一个“雪”字，咏雪花则又必带出一个“梨”字。同样的道理，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此诗既以“冬夜即事”为题，又点明“不闻莺”三字，可知“梨花满地”说的是白雪铺地，而绝非梨花本身。而反过来，《冬夜即事》既然写到了白雪满地的景象，这又怎么能说是贾宝玉的身边将没有“雪”宝钗的陪伴？如果一定要像等人那样将诗中的白鹤、白雪和黄莺指实为具体的人，那这首诗最多只能说是将来莺儿没有一直守在宝玉身边而已（即所谓的“不闻莺”），同时，史湘云对贾宝玉的影响亦只局限于一庭一隅而已（即所谓的“松影一庭”），反倒是薛宝钗对于贾宝玉的影响无处不在（即所谓的“梨花满地”）。这分明是在支持脂砚斋的“钗主湘次”一说，跟周汝昌等人所力主的“钗死湘继”一说简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再来看薛宝琴的那一句“闲庭曲槛无余雪，流水空山有落霞”，这句诗咏的是红梅花。既然是以红花为咏叹对象，当然要言其有红霞之赤而无白雪之素。这跟宝钗、湘云后来的命运何干？如果要照拥湘派论者的逻辑，我们再从书中找一首吟咏白花的诗，比如第37回宝钗的《白海棠咏》，其中的一句“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这又岂不是在预示湘云早卒，宝玉之妻惟有宝钗一人而已？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不是已经把那株“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的“女儿棠”，看作是湘云的化身了么？若照此逻辑，“胭脂洗出”四字又是不是在强调湘云被早早地淘汰出局？“冰雪招来”又是不是在强调全书的女主角当中惟有宝钗一人方才贯穿始终？很显然，如果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思维去任意曲解诗文，那永远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

那么，既然史湘云根本就不曾嫁给贾宝玉，而是嫁给了卫若兰，在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中，她的最终结局又该是怎样的呢？通观《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组曲·乐中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湘云在尘世的婚姻幸福，跟宝钗一样也是相当短暂的。但与宝钗的不同之处在于，宝钗是主动地引导了宝玉的悟道，“虽离别亦能自安”。而湘云则完全是被动地面临这一切。《金陵十二钗判词》中有关湘云的判词全文如下：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
《红楼梦组曲·乐中悲》则唱曰：
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既曰“湘江水逝楚云飞”、“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那么，湘云与若兰则肯定是一对不终的夫妇。而既然是“展眼吊斜晖”、“尘寰中消长数应当”，那么，湘云后来肯定是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不可能像宝钗那样具有“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大彻大悟和崇高境界，甘愿作出自我牺牲，以主动引导丈夫出家的方式，来治疗其日渐沉重的心病。不过，湘云、若兰后来究竟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组曲·乐中悲》却只给出了不痛不痒的含混回答。高鹗在其所续的程高本后四十回中，将湘云的结局处理为年纪轻轻地死了丈夫，然后终生守寡。俞平伯不大满意高鹗的写法，但他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他在作《红楼梦辨》的时候，将金陵十二钗中的人物结局分为了三类——（A）无问题的、（B）可揣测的、（C）可疑的，而惟独将宝钗、湘云二人列入了“可疑”的（C）项。

三、“旧时真本”实为晚出伪续
前面我们驳斥了所谓“宝湘结合”论的四条主要的“内证”，而此种异说除了上述四条“内证”以外，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还提出过一个“外证”，这就是所谓的“旧时真本”。从晚清咸丰年间起，直至民国时期，不止一人声称自己见过一种“旧时真本”《红楼梦》，其八十回以后的内容迥异于通行的程高本后四十回，其具体情节不外乎贾府败落、宝玉落魄、宝钗早卒、湘云嫁宝玉云云。这些材料散见于从晚清到民国的各类私人著述或读书笔记之中。对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材料亦搜集整理一番，择其要者辑录于下：
（1）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戴诚夫曾见一旧时真本，“后数十回文字皆与今本绝异。”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为击柝之流，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
（2）扈功《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引画家关松房述陈弢庵言：光绪初曾见南京刻版旧本，宝钗产后病死，湘云寡，再醮宝玉。宝玉曾沦为看街人，住堆子中。北靖王路过，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责打，王闻宝玉呼辩，认出声音，延入王府。作者自云当时也在府中，同住宾馆，遂得相识，闻述身世，乃作此书。
（3）赵之谦《章安杂记》（咸丰十一年稿本）引“涤甫师”言：《红楼梦》尚有四十回，至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
（4）褚德彝《跋幽篁图》（曹雪芹画像题记，传抄本）：宣统年间在京见端方藏红楼梦抄本，宝玉湘云有染，及碧痕同浴处，多媟亵语。八十回后黛死娶钗同今本；但婚后家计日落，流荡益甚，逾年宝钗以娩亡，宝玉更放纵，至贫不能自存。欲谋为拜堂阿，以年长格于例，充任拨什库。湘云新寡，穷无所归，遂为宝玉续弦。蒋玉菡脱乐籍后拥巨资，在外城设质库，宝玉屡往告贷，终欲令铺兵撵逐，袭人斥之方罢。一日大雪，市苦酒羊胛，与湘云纵饮赋诗赏雪，强为欢乐。九门提督路过，以失仪为从者所执，视之乃北靖王也。王念旧，赒赠有加，送入銮仪卫充云麾使，迄潦倒以终。
（5）一九四二年冬，日籍哲学教授儿玉达童告北大文学系学生张琦翔云：日本有三六桥百十回红楼梦，内容有宝玉入狱，小红探监；小红与贾芸结褵；宝钗难产而卒，宝玉娶湘云；探春远嫁——“杏元和番”；妙玉为娼；凤姐被休弃。
关于宝玉贫穷后赖以谋生的职业，上述材料（1）声称贾宝玉“沦为击柝之流”，材料（2）说宝玉“沦为看街人，住堆子中”，材料（3）宣称贾宝玉后来当了“街兵”，材料（4）则说贾宝玉后来“充任拨什库”一职，即充当了佐领旗下掌管登记档册发饷并兼事糊饰宫殿、扫雪除草等杂役的兵丁，亦跟更夫、街兵、看街人差不多。关于宝钗的结局，上述材料（1）只笼统地说是“早卒”，材料（2）、材料（4）和材料（5）则异口同声地明确说是“产后病死”、“以娩亡”和“难产而卒”。关于湘云的结局，上述五个材料均说史湘云再醮与宝玉为续妻。此外，材料（2）和（4）还共同记载了贾宝玉因失仪而被“北靖王”（按，应当为“北静王”）的随从抓获、责打，而后又被“北靖王”延入王府当差一事。综合起来，这些情节上的高度相似性，足以说明上述五个材料实际上所讲的都应该是同一个版本系统的《红楼梦》。也就是说，戴诚夫所见过的“旧时真本”、陈弢庵所见过的“南京刻版旧本”、涤甫师所称的后四十回的《红楼梦》、褚德彝所见过的“端方藏红楼梦抄本”，还有日本人儿玉达童所见过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均是同源同祖的东西。追根溯源，应该均出自一人之手。这种现象亦可以证明在清代晚期，社会上的确存在并流传过这么一种结局迥异于程高本的《红楼梦》全本，上述五个材料的相关记述，均不是转述人自己凭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

第四、材料（5）声称探春的结局是“杏元和番”，更是违反基本常识。选用女子和亲，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屈辱的对外政策。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正值清代全盛时期，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军事上节节胜利，哪里用得着和亲手段？就是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曹雪芹也宣称“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到时候弄出个“杏元和番”出来，岂不是自打耳光？有清一代，清宗室与亲近蒙古贵族倒是有正常的通婚关系（并非屈辱的“和番”），但关于探春，金陵十二钗的图册上却画的是“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如果探春嫁了这些蒙古王爷，又如何出现在“一片大海，一只大船”上？为避免尴尬，后来CCTV拍摄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只能把探春远嫁的目的国笼统地说成是“西海沿子”。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哪里与“海外”诸国搞过“和番”？不要说清代没这样的例子，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等到1840年以后，清廷屡屡遭遇泰西诸国的重创，才会有人重拾当年汉唐和亲的故伎，想到拿探春冒充公主，出洋“和番”。由此可见，包括蒙古人三六桥所收藏的这种《红楼梦》抄本在内的这些所谓的“旧时真本”，不仅不是什么“真本”，甚至相对程高本都不可能是一种“旧本”。它的成书不会早于道光、咸丰时期。
第五、如果再查证一下所谓“杏元和番”的典故来源，我们就更足以断定这个所谓的“旧时真本”，绝不会是出自于曹、脂之手了。所谓“杏元和番”，曾经被张爱玲等人理解为探春被朝廷册封为“杏元公主”，再被送去和亲。但实际上“杏元”二字根本就不是探春的封号，而是人名——陈杏元，她是清乾隆中期问世的才子佳人小说《二度梅》的女主角。所谓的“杏元和番”，就是根据《二度梅》改编的戏剧《陈杏元和番》！按，《二度梅》讲的是唐肃宗时期，梅魁之子梅良玉与陈东初之女陈杏元的爱情故事。其大意是说，梅魁一家被被奸相卢杞陷害，梅良玉逃入陈东初家，并与杏元小姐联姻。卢杞又撺掇皇帝命杏元小姐出关和番，把梅良玉和陈杏元这对情侣活活拆散。后来，陈杏元假装跳崖自尽逃过一劫，梅良玉几经磨难，终于闱战得捷，名列金榜首位，并被钦封为巡按，除暴安良。最后，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得以和杏元小姐完婚团聚。由于书中写梅良玉在盛开梅花被狂风全部吹落的当晚设祭，祝祷梅花重开二度，父冤得以昭雪，后来梅花果然二度怒放，梅、陈历经患难，终得圆满结局，所以书名叫做《二度梅》。该书署名“惜阴堂主人编辑，绣虎堂主人订阅”。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文富堂刊本。因该本署有“乾隆壬寅秋月上浣松林居士题”字样，可知其出版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尽管该版本的内封页亦托名“天花主人编次”，但此本肯定与清初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天花藏主人”无关。因为天花藏主人是清初顺治时期的人。他的主要作品均存有顺治时期的刊本。如《平山冷燕》和《玉娇梨》有顺治十五年戊戌（公元1658年）的合刻本，《玉支玑》的初刻本亦不晚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要知道，自天花藏主人以来的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其创作都是明显带有商业目的，应该是写成之后不久就交付书商出版销售。《二度梅》的初刻本却与天花藏主人的时代相距百年。不可能有哪个书商会等这么久的。因此，《二度梅》的成书明显与天花藏主人无关，其成书就应该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或者稍前一年至数年的时间段内。最起码，该书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是从1782年开始的。其被改编成戏剧《陈杏元和番》只能更晚！据脂批，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的“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在曹雪芹去世一年以后的“甲申人日”（公元1764年2月8日），脂砚斋在甲戌本上留下了一条作为绝笔的眉批，之后也不见了踪影。又据脂砚斋、畸笏叟的两条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前批‘知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悲乎！”（庚辰本第22回眉批）可知脂砚斋断没有活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夏（公元1767年）。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都不可能目睹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以后才流传于世的《二度梅》，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书中设计出什么“杏元和番”的故事情节来呢？况且，即使不看《二度梅》的初版时间，单看其内容，它也是属于向来为曹、脂所鄙视的那种“才子佳人加小人”的庸俗模式。曹雪芹最反感的就是“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而《二度梅》却跟顺、康时期的那些言情小说（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玉支玑》、《好逑传》）一样，其曲巧的情节全靠奸人使坏来推动。脂砚斋最厌恶那种“奉旨完婚大团圆”的俗滥结局，说：“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处，有何谢报到朝廷高庙之上，直将半生淫污秽渎睿聪，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证护身符，强媒硬保，得遂其淫欲哉！”（甲戌本第2回眉批）而《二度梅》的最后一回偏偏就叫做“赐完婚洞房花烛，大加封赠庆团圆”。即使曹、脂能亲眼目睹此书，又岂能拾其余唾，抄袭此类庸俗小说的落卷？因此，所谓的“杏元和番”恰恰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了所谓的“旧时真本”根本就不是曹、脂的原作！
综上所述，所谓的“旧时真本”不仅跟脂评本后三十回佚稿的相关信息多有龃龉之处，而且即使相对于程高本来说，它也是一种更“新”更“假”的伪续之作，不过是出自清代晚期的某位好事者之手罢了。考虑到有关“旧时真本”的记述多涉及满语词汇，如“拜堂阿”、“拨什库”等等。它的一些有名有姓的收藏者也是端方（清末大臣，属满洲正白旗籍）、三多（即蒙古人三六桥，属蒙古正白旗籍）这样的旗人，故而似可以推定它的作者亦是一位旗人。又鉴于其收藏者当中，又以端方其人名气最大，有关端方所藏《红楼梦》抄本的记述亦最为详尽，所以我们可以将所谓的“旧时真本”统一正名为“清末端方藏本”。而很显然，“清末端方藏本”绝非曹雪芹的原稿，甚至不是一种“旧”稿。因此，周汝昌、邓遂夫等拥湘派企图引用有关“清末端方藏本”的记述来论证所谓的宝钗“早卒”说和“宝湘成婚”说，那终究还是徒劳无益的，跟缘木求鱼别无二致！

四、脂砚斋系女性，却不是史湘云
在关于史湘云的种种异说当中，所谓的“脂砚斋即史湘云”一说，也是一种颇让人惊骇的观点。这种说法的首倡者依然是作为拥湘派领军人物的周汝昌老先生。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的论证过程基本上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先证明脂砚斋是女性。第二步，再论述脂砚斋就是书中的史湘云。可能是由于“脂砚斋即史湘云”这一结论太过于耸人听闻。不少反对者连脂砚斋是女性这一点也不愿意承认。但在笔者看来，周汝昌等人认为脂砚斋系女性，这一点倒是对的。只是脂砚斋却绝不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材料足以证明脂砚斋是女性。笔者以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如下两条批语：
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庚辰本第22回眉批）
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甲戌本第26回侧批）
所谓“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当指脂砚斋曾有过为凤姐的原型人物执笔写戏单的经历。试想，在那样一个女眷扎堆的场合，脂砚斋若不是一个女性，如何能进去为“凤姐”执笔呢？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脂砚斋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那也照样能为“凤姐”执笔。但上述第二条脂批却把这种可能性给否定了：因为批书的脂砚斋明显不是“玉兄”！所以，脂砚斋只能是一位女性！至于第二条脂批所谓“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这就更明显了。脂砚斋被作者比作宝钗、黛玉那样的红颜知己，她因此而深感幸运。若脂砚斋是“家叔”一类的男性长辈，曹雪芹岂会变态到将老男人比作小女子？就算曹雪芹刁钻古怪到这种程度，在那个讲究长幼尊卑之礼的时代，“家叔”看见自己的侄儿对自己如此无礼，岂有不怒反喜之理？若脂砚斋是年轻男子，又长得十分清秀可人，宛若女孩子一般，曹雪芹将其比作钗、黛，倒是有这种可能。然而，《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有这么一个现成的同性知己——秦钟。“玉兄”为何偏偏想不到将批书人直接比作秦鲸卿呢？由此可见，脂砚斋系女性，这才是唯一能够通顺且自圆其说的解释！
当然了，也有人试图将“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解释为书中的凤姐点戏一段文字是脂砚斋执笔写的，不承认脂砚斋与凤姐的原型人物有过接触，并以此来否认脂砚斋作为女性的身份。但这种解释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何也？因为有两条脂批可以说明《红楼梦》第22回中关于凤姐点戏的一小段文字，根本就不是脂砚斋所写。我们将带有这两条脂批的相关原文辑录于下：
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庚辰双行夹批：写得周到，想得奇趣，实是必真有之。】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庚辰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庚辰眉批：前批"知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悲乎！】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庚辰双行夹批：先让凤姐点者，是非待凤先而后玉也。盖亦素喜凤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点，彼亦自知，并不推让，承命一点，便合其意。此篇是贾母取乐，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写。】黛玉因让薛姨妈王夫人等。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不题何戏，妙！盖黛玉不喜看戏也。正是与后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见此时不过草草随众而已，非心之所愿也。】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接出扮演。（第22回）
在正文叙述凤姐点戏一段的旁边，脂砚斋评曰：“写得周到，想得奇趣，实是必真有之。”这明显是在点评他人的文笔。否则，就成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另外，脂砚斋稍后又评曰：“先让凤姐点者，是非待凤先而后玉也。……此篇是贾母取乐，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写。”这说明写凤姐点戏的与写黛玉点戏的都是同一个作者，实际上也等于间接地说明了书中的凤姐点戏一段，不可能是单独出自脂砚斋之手。那么，又会不会整个一段全是脂砚斋所撰写出来的呢？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凤姐点戏只占众人点戏、看戏的一小部分。在凤姐之前，宝钗点过戏，之后，黛玉、宝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李纨也都点了戏。再往后，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第二次点戏。如果整个这一段都是脂砚斋执笔所写。应该叫“诸人点戏，脂砚执笔事”，岂能叫做什么“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由此可见，脂批所说的“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不可能是指书中凤姐点戏一段文字是脂砚斋所写，而只能是指凤姐的原型人物点戏时，让脂砚斋帮她执笔写过戏单！

另一种质疑是针对上述第二条脂批来的。有网友对这条批语作了十分“另类”的点读，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见网友“坏鸟SCOMPAQ”在百度-宝钗吧《关于“老货”》一贴中的留言）
并具体解释说，不是“玉兄”将批书人比作钗、颦那样的知己，而是批书人将“玉兄”比作了钗、颦等人的知己。不过，这种说法的错谬却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一句，即使按这位网友的点读，也依然是将“余”比成宝钗、黛玉那样的红颜知己的意思。因为横在“钗、颦等”三字与“一知己”三字之间的是一个“乃”字，属于系动词，而不是“的”字或者“之”字一类的结构助词。“钗、颦等”三字绝不可能是用来修饰“一知己”三字的。所以，整个一句话的意思仍然是：将“余”比成宝钗、黛玉等人，是一个女性知己；而绝非将“余”比成宝钗、黛玉等人的知己！其次，将“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一句，划入“玉兄”所云之言的范畴，也纯属逻辑混乱的表现。因为所谓“玉兄若见此批，必云……”一句已经点明，其后“玉兄”所说之言，均是对脂砚斋前批的回应。而脂砚斋前面批的却是：“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全部都在讲贾宝玉与贾芸之间的事，根本就没提到把“玉兄”比作宝钗、黛玉或者钗、黛之知己的意思。既然如此，“玉兄”怎么会反而会认为是批书人“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所以，这种“另类”点读法完全是错误的。“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这句话根本就不是“玉兄”对批书人的回言，而只能是批书人自己的回忆和感慨！换言之，不是脂砚斋把曹雪芹比作了宝钗、黛玉或者钗、黛之知己，而恰是作者把脂砚斋比成宝钗、黛玉那样的红颜知己！不管这些质疑者怎样胡乱点读此条脂批，也都改变不了脂砚斋作为女性的身份！

其二，历史上也有不少论证坚信脂砚斋是男性，亦给出了不少理由。我们既然判定脂砚斋的性别为女，自然也需要对这些理由进行一番辨析，看看这些论点究竟错在何处。归纳一下，笔者认为，历史上被用来论证脂砚斋性别为男的那些理由，要么是混淆了脂砚斋与畸笏叟二人，要么是缺乏古文化常识，要么是误读了脂批的意旨，要么是将“诸公”之评错当成了脂砚斋的评语。以下我们逐次来看一看有关情况。
其实，最早将脂砚斋与畸笏叟混一为谈的，就是爱新觉罗·裕瑞其人：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藉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备知府第旧时规矩。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唯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见裕瑞《枣窗闲笔》）
裕瑞肯定是见过脂评本的，否则，他不会知道脂砚斋这个名字，也不会知道“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但裕瑞又肯定是一个读书不仔细的人。甲戌本脂批明明白白地指出是“雪芹撰此书”，裕瑞却认为曹雪芹是窃占他人作品的改编者。甲戌本清清楚楚地写着“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裕瑞却认为是脂砚斋“易其名曰《红楼梦》”。这样的话，裕瑞关于“其叔脂砚斋”的界定，其可信度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实际上，翻看脂评本，广义的脂批当中，有不少实际是畸笏叟的评语。而这位畸笏老人又最喜欢倚老卖老，自称“老朽”、“朽物”，以长辈口吻发话。譬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第13回回末总评）“前批‘知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悲乎！”（庚辰本第22回眉批）如果裕瑞误把畸笏叟的评语当作脂砚斋的批语，那当然是很容易把脂砚斋误当作曹雪芹之叔的！其实，脂砚斋不可能是曹雪芹的长辈，我们只要看看以下脂批就不难明白：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人日（原误“甲午八日”）泪笔。（甲戌本第1回眉批）
若脂砚斋是曹雪芹“其叔”，应该叫“一脂一芹”才对，岂能叫“一芹一脂”？

例6：
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庚辰双行夹批：《钗钏记》中总隐后文不尽风月等文。】【庚辰双行夹批：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弟子广矣，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蹈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第18回）
在论者看来，脂砚斋竟然能“历梨园弟子广矣”，而且“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此人非得为男性不可。应该承认，这个例证远比前面五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找得更准。因为此条批语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男性口吻”。只是我们却有证据表明，此批绝非出自脂砚斋之手，而是属于“诸公”之评！何也？因为真正的脂砚斋评语，在对待“优伶”、“尤物”的问题上，与此批作者的态度迥然不同。此批的作者对龄官一类的“优伶”持深恶痛绝的态度。而脂砚斋却是主张把林黛玉、晴雯、龄官一类女子，看作“尤物”、玩物来加以优容的。事实上，紧接在上面一段引文的后面，就有两条脂批显示脂砚斋是把龄官看作“尤物”的：
贾蔷扭他不过，【庚辰双行夹批：如何反扭他不过？其中隐许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庚辰双行夹批：可知尤物了。】额外赏了两匹宫缎、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食物之类。【庚辰双行夹批：有伏下一个尤物，一段新文。】（第18回）
而众所周知，脂砚斋将林黛玉也是比作“优伶”和“尤物”的：
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甲戌双行夹批：要知尤物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妒狮吼辈看去。】（第8回）
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庚辰双行夹批：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第18回）
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庚辰双行夹批：趣极！今古利口莫过于优伶。此一诙谐，优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谓才人百技也。一段醋意可知。】（第22回）
那么，又该如何对待林黛玉、晴雯、龄官一类的“尤物”呢？曹、脂身边的“诸公”几乎都对晴雯等“尤物”心生厌恶。对此，脂砚斋的观点却有所不同：
闲闲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写晴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但观者凡见晴雯诸人则恶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正该感晴雯金闺绣阁中生色方是。（庚辰本第20回双行夹批）
脂砚斋一方面对宝钗、袭人十分崇敬，认为她们的品格“高诸人百倍”，一方面对黛玉、晴雯等人却是爱而知其恶，主张将其当作“尤物”来加以“怜爱护惜”，对她们恃宠压众、乔酸娇妒的种种劣迹加以优容。有点像探春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些顽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一般，有一种高高在上，不屑于与之计较的优越感。可能恰恰由于“诸公”为男性，而脂砚斋为女性的缘故吧，所以那些足以媚惑“诸公”，造成种种危害的“尤物”，在脂砚斋面前亦不过是漂亮的猫儿狗儿一般的玩物、宠物，没什么大害处。而不管怎样，对龄官等女伶深恶痛绝，表示“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的那位批书人，与主张优容“尤物”的脂砚斋一定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前者的男性口吻，根本就不足以否定脂砚斋的女性身份！

其三，既然我们可以确定脂砚斋的性别为女，那么，她又有没有可能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呢？答案是不可能！事实上，足以证明脂砚斋是女性的那条脂批，已经斩钉截铁地说明了脂砚斋绝不会是书中的史湘云：
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甲戌本第26回侧批）
很明显，“玉兄”（曹雪芹）是把脂砚斋比作薛宝钗、林黛玉的，却丝毫没有把她比成史湘云的意思！假设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的原型人物，而且按照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的说法，史湘云才是书中的第一女主角。那么，曹雪芹要称赞脂砚斋是自己的知心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吾将汝认作湘云，乃一知己”或者“吾将汝化作湘云，乃一知己”，不就行了？怎么可能还要绕着弯子，将她“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难道脂砚斋看不出来史湘云比钗、黛更重要，或者至少同等重要么？更要命的是，按照周汝昌的说法，宝钗与宝玉的姻缘居然是所谓的“假金玉”，惟有湘云与宝玉的姻缘才是所谓的“真金玉”。那么，假使“史湘云”此时在侧，亲耳听见“玉兄”竟然将她这个“真金”比作钗、黛那样的“假金”，不感到晦气也就算了，岂能反过来产生什么“余何幸也”的感觉？这不是恰好说明史湘云在“玉兄”（曹雪芹）心目中的位置远不及宝钗、黛玉么？而这样一个在作者心目中根本排不上号的“史湘云”，又怎么可能是那个得到曹雪芹的充分信任，甚至享有小说冠名权的脂砚斋呢？所以，真正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脂砚斋是女性，却不是书中的史湘云，甚至不是书中任何一个女性形象的特定原型。她仅仅是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最亲密的人。而薛宝钗和林黛玉却是曹雪芹内心自我所幻化而成的两个艺术形象。这完全是不同层面的两件事。脂砚斋也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一方面她是曹雪芹“钦定”的代言人，没有谁比她更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思路，但另一方面，她也会为作者把她比作钗、黛那样的红颜知己，而感到无比幸运！如果要像周汝昌那样，明明知道作者是将脂砚斋比作钗、黛，而非史湘云，也要硬说什么“谁知脂砚是湘云”，那就真可谓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将所谓“脂砚斋是史湘云”的可能性给彻底排除掉。且看庚辰本第13回接近末尾处的一条批语：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庚辰本第13回眉批）
对于这条批语的最后一句，向来有两种解读。一种理解是：“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意思是：三十年前写这本书的人，如今在哪里啊？另一种理解是：“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意思是：三十年前，如今写这本书的人还在哪儿啊？照前一种理解，《红楼梦》是三十年前的一个人写的，如今这个作者已经去世或者下落不明了。照后一种理解，《红楼梦》是如今写的，三十年前作者还未出生或者只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孩子。哪一种理解正确呢？当然后一种是对的。因为甲戌本在这个位置也有一条眉批是这样说的：
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甲戌本第13回眉批）
既然说是“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可见事情是三十年前发生的，书却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写的。所谓“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只能是说：三十年前，那时候作书人还小得很，不知在哪里游戏、玩耍呢。事实上，以上两条眉批合读，足证脂砚斋是年长于曹雪芹的。当她目睹家族的种种弊病之时，作者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那她至少应该比“玉兄”要大个四五岁才对（旧时，称对方为“兄”只是表示尊重之意，未必是真指对方年长，如《红楼梦》中“年已半百”的甄士隐就多次称呼贾雨村为“尊兄”、“雨村兄”）。按一般常理，女孩子成熟、懂事总比男孩要早。比照《红楼梦》所写，雪雁“十岁”时随黛玉进京，在众人眼中尚且是“一团孩气”。贾宝玉十岁时，只会更不懂事。而宝钗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了，甚至能在大观园中推行“无为之治”。假设在脂砚斋作此眉批的“三十年前”，曹雪芹尚且是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儿，而脂砚斋已经是十四五岁的千金小姐，可以参与家计营生的管理活动了。那么，她如今发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和“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的感叹就十分顺理成章了：如果三十年前那时候的曹雪芹是个成年人，能够像今天一样写一部《石头记》来警策大家，及时纠正她所目睹的这些弊政，她们的家族又何至于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所以，脂砚斋年长于曹雪芹，这是确凿无疑的。另外，据前面一条脂批，曹雪芹平时是将脂砚斋称作“老货”的。既然称“老货”，脂砚斋当时的年龄至少应该在四十岁以上。就如小说第8回中薛姨妈、林黛玉称李嬷嬷为“老货”，第53回中贾珍称乌进孝为“老货”，李嬷嬷、乌进孝此刻的年纪绝不会低于四十岁一样。而根据敦诚的《挽曹雪芹》，曹雪芹是“四十年华付杳冥”，到去世时才四十岁左右。那么，这也可以证明脂砚斋是年长于曹雪芹的。而既然脂砚斋比曹雪芹的年龄还大一些，说她是“薛宝钗”或许还有一些道理可讲，若说她是“史湘云”则纯属无知妄言了！

由此回顾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用来论证“脂砚是湘云”的种种所谓的“证据”，不难看出，其固执可笑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坚信脂砚斋性别为男的论者。下面我们也来逐一审视一番。按，周汝昌等人用来论证“脂砚斋即史湘云”的绝大多数相关“论据”，都跟前面我们已经批驳过的“宝湘结合”论以及所谓的“旧时真本”有关。我们既已证明史湘云根本不曾嫁宝玉，而是嫁给了卫若兰，并且还证明了所谓的“旧时真本”不过是道光、咸丰以后才出现的伪续，那么这一部分的“论据”，也就不攻自破了。接下来，我们所要重点审视的，乃是周汝昌等人提出的另外几方面的“理由”：
例1：
［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甲戌侧批：意真辞切，过来人见之不免失声。】（第5回）
拥湘派论者认为，这条脂批可以说明批书人脂砚斋亦如书中的史湘云，乃是自幼父母双亡：“钗丧父而黛丧母，兼丧父母而抱大痛的，只有湘云。……按这支曲子末云‘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正是湘云的事迹，偏偏于此有个‘过来人’批评曲文辞意真切，竟欲失声，请问这过来人是谁呢？”（见周汝昌《谁知脂砚是湘云》）这种说法的想当然，其实是一望可知的。天下父母早亡的人多了去了，如何就能认定就是史湘云呢？单以《红楼梦》来说，作者明说其父母早亡的人物，就还有贾蔷、贾瑞、妙玉、柳湘莲等人：
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第9回）
原来贾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养。（第12回）
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庚辰双行夹批：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是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意。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册三断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余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茜雪、平儿等人无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庚辰眉批：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畸笏。】【庚辰眉批：是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回末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伏侍。（第18回）
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第47回）
就算脂砚斋真的也是自幼父母双亡，她也有可能是贾蔷、贾瑞、妙玉、柳湘莲等人，怎能只抓住一个湘云不放？更要命的是，书中亦有证据可以说明脂砚斋绝不是自幼丧父之人：
惯养娇生笑你痴，【甲戌侧批：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第1回）
贾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还不去？难道还逛不足！【庚辰侧批：冤哉冤哉！】也不想逛了这半日，老太太必悬挂着。快进去，疼你也白疼了。”【庚辰双行夹批：如此去法，大家严父风范，无家法者不知。】（第18回）
如果脂砚斋如书中的史湘云那样，“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那她怎么还会看见“惯养娇生”四字便“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一个自幼无父之人，又如何好向别人夸口自己懂得“大家严父风范”？足见，脂砚斋绝不是自幼父母早亡的孤儿。这条证据其实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脂砚斋绝不会是书中的史湘云！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周汝昌所提出的那个“过来人”的问题呢？很简单，这条脂批被录错了位置。试看所谓“襁褓中，父母叹双亡”，这是多么庸常无奇的一句话？如何配得上脂批所说的“意真辞切，过来人见之不免失声”的说法？就算脂砚斋对这种遭遇深有同感，前面在《金陵十二钗判词》已经出现过差不多同样的句子了：“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怎么没见脂砚斋为此失声痛哭？如上所言，书中父母早亡的人物，还有贾蔷、贾瑞、妙玉、柳湘莲等人。在作者交代这些人早年丧父丧母的时候，怎么也没看见脂砚斋跑出来以“过来人”自居，并发出一通悲叹？实际上，只要对照另外两处以“过来人”身份自居的批语，我们就不难看出，脂砚斋的此条评语完全是针对前面探春的《分骨肉》而发的：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第5回）
针对这首《分骨肉》，戚序本还有一条脂批乃云：
探卿声口如闻。（戚序本第5回双行夹批，“探卿”原误作“探乡”）
合前读之，这才真的叫“意真辞切，过来人见之不免失声”！相比之下，所谓“襁褓中，父母叹双亡”，不过是旁观者对史湘云幼年不幸遭遇的感叹而已。当时，湘云既在“襁褓中”，能有什么知觉？旁人那种不痛不痒的叹息，哪里比得上探春与父母分别时发出的“字字血，声声泪”呢？
再扩大视野来看，在甲戌本第5回中，脂砚斋另外两处以“过来人”自居，而发出无限感叹的地方，都不是仅就书中某个人物的具体遭遇而发的，全都是站在自己已经家破人亡这一大背景下，而悲叹家族崩溃后的惨状：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甲戌双行夹批：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第5回）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甲戌眉批：过来人睹此，宁不放声一哭？】（第5回）
家亡人散，骨肉分离，败落的公子小姐，再也耍不起过去的大牌。只有“自古穷通皆有定”、“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的劝言最为“意真辞切”！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脂砚斋就是凤姐、巧姐、探春，也不认为脂砚斋会有她们那样的具体经历。而是强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切肤之痛，乃是批书人与书中众多人物的共有血泪！

例2：
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因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我那时也只象他们这么大年纪，同姊妹们天天顽去。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大一块窝儿就是那残破了。众人都怕经了水，又怕冒了风，都说活不得了，谁知竟好了。”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忽用贾母数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遥忆不能一见，余则将欲补出枕霞阁中十二钗来，岂不又添一部新书？】（第38回）
周汝昌说：“我想大家一定已经看出，枕霞阁原是贾母娘家旧事，也就是湘云家里旧事。湘云之想望枕霞盛日，正如同雪芹追怀宁荣盛世一样，相距的年头都一样。试问若不是贾母自家的人，谁有资格配补这部新书呢？这正是脂砚因见书中提自家旧事而有感，偶亦欲效雪芹之传奇问世。这个脂砚，若不是湘云，还有哪个？”（见周汝昌《谁知脂砚是湘云》）其实，这条脂批恰恰说明脂砚斋绝不是史湘云。因为该批说的很清楚，所谓的“枕霞阁”云云，乃是“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遥忆不能一见”。若真是“史湘云”在此，她们娘家的旧事，不待曹雪芹写出，她就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怎么可能是“似已有”、“遥忆不能一见”的状态？所谓“余则将欲补出枕霞阁中十二钗来，岂不又添一部新书”云云，不过是说脂砚斋有在《红楼梦》故事的基础上再虚构出“红楼前传”的设想而已。谁都有资格写这样一部“新书”，倒是惟独“史湘云”不会这样讲。因为对她而言，那不是“又添一部新书”，而是又引出一番旧愁！
例3：
旁边伺侯的媳妇们便趁机道：“我们的姑娘老实仁德，那里像他们三姑娘伶牙俐齿，会要姊妹们的强。他们明知姐姐这样，他竟不顾恤一点儿。”【庚辰双行夹批：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劈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又问：不知如何顾恤些？又不知有何可顾恤之处？直令人不解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第73回）
周汝昌认为：“这里虽是说下人，但‘受蛊’云者，乃因彼辈蛊惑而受离异之谓。注意邢夫人于探春乃是大娘。若是钗黛，家里并无婶子大娘辈，绝谈不到受蛊一事。唯独湘云乃是无有父母跟随婶子大娘度日，而且书中明示其受叔婶等委屈的。这断非全属巧合了！”（见周汝昌《谁知脂砚是湘云》）这就是故意曲解原文了。所谓“余因实受其蛊”，是说批书人曾被仆妇蛊惑欺骗，如何反说是“因彼辈蛊惑而受离异”？若真要依据此批，将批书人跟书中的人物挂钩，岂不更应该说脂砚斋当是受仆妇挑拨离间的邢夫人？

例4：
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他们彼此顽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他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甲戌侧批：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况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须得批书人唱“大江东去”的喉咙，嚷着“是我林黛玉叫门”方可。又想若开了门，如何有后面很多好字样好文章，看官者意为是否？】（第26回）
按，“大江东去”四字典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据南宋·俞文豹在《吹剑续录》记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可知所谓“批书人唱‘大江东去’的喉咙”，是指如“关西大汉”一般雄浑、粗壮的嗓音。引用此批的多数论者，都往往以此来论证脂砚斋并非女性，而是一个大汉。周汝昌、邓遂夫则持相反观点，恰恰认为此批是非常有利于所谓“脂砚斋即史湘云”之说的一个“硬证”：“脂砚斋自称是唱‘大江东去’的喉咙，不过极言其声音高、嗓门大而已。这和书中描写史湘云‘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说话总是直言快语、高声大气的性格特征，岂不正相吻合？”（见邓遂夫《曹雪芹续妻考》）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因为此批根本就不是出自脂砚斋之手。须知，脂砚斋在提及自己与“诸公”所共有的这个小圈子时，一般都爱使用“我等”二字。譬如：“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便当浮一大白。”（甲戌本第8回双行夹批）“恨颦儿不早来听此数语，若使彼闻之，不知又有何等妙论趣语以悦我等心臆。”（甲戌本第8回眉批）批语中使用“你我”一词，全书仅此一例。所以，从习惯用语来看，此批就不像是出自脂砚斋之手。而更重要的，所谓“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点明批书人平常的说话声音跟“看官者”（即《石头记》的众多男性读者）是差不多的。史湘云或者其他女子再怎么“直言快语、高声大气”，也毕竟是女音，不可能跟男人一样：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庚辰双行夹批：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巧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第20回）
注意，脂批都对湘云的“咬舌”，使用的可都是“娇音”、“娇憨”、“轻巧娇媚”等语。湘云平常的语音又怎么可能跟男人一样？更不用说操着关西大汉的口音去高唱“大江东去”了。所以，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脂砚斋是男人，要么此批不是出自脂砚斋之手。而要说脂砚斋是男人，显然不能成立。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及，“玉兄”将脂砚斋“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若是男人，如何会被比作钗、黛？纵然强行作比，也应该是相对清秀的那种男子，不可能犹如“关西大汉”一般粗壮。所以，这位批书人与被曹雪芹“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的脂砚斋，明显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的话，以此批为据，来论证脂砚斋是史湘云或者脂砚斋是男性，自然也都是下笔千言，而离题万里的了！
综上所述，脂砚斋是一位女性，但她却绝不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因为作者是将她“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并没有将其认作湘云。从她的经历来看，她至少应该比曹雪芹要年长四五岁，以至于在作者尚且年幼不懂世事的时候，她就参与过管理家计，对世家旧族的种种弊政和通病有过切身的体会。她的身份很可能是就是曹雪芹去世前不久所娶的那位“新妇”，同时她还是曹雪芹的表姐。因此，二人婚后，“玉兄”才会有些放肆地将她昵称为“老货”。而在二人婚前，由于有表姐弟的关系存在，脂砚斋才有条件为曹雪芹一遍又一遍地抄书、作评。如今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脂砚斋的真实姓氏和家世出身，不知道她在嫁给曹雪芹之前，是否还有过婚史。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脂砚斋是曹雪芹现实生活中最亲密的知己。因此，她才拥有了《石头记》的冠名权和作者之“钦定”代言人的特殊地位，以至于垄断了《红楼梦》版本传承上的源头地位，使得今天存世所有《红楼梦》均是脂评本的直接或间接后代。二、脂砚斋并不是书中的任何人物。而《红楼梦》中钗、黛却是曹雪芹内心自我的不同映射。因此，当脂砚斋在听说曹雪芹竟然将她比作了书中的钗、黛时，她才会由衷地感觉到惊喜，感叹曰“余何幸也”！

那么，脂砚斋既然强调“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她又为何会偶尔言及所谓“素厚者唯颦、云”等语呢？这岂非自相矛盾？然而，仔细来看，这两者实际上却并不构成冲突。因为它们说的其实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件事——所谓的“素厚”指的仅仅是旧日交情一类的东西，而所谓“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才真正触及到了两个人物之间思想本质的相通。或者，更直白地讲，黛玉、湘云不过是宝玉情绪、情趣上的知己，惟有宝钗才是宝玉思想意志上的知己！何以见得？我们只要看看元·脱脱等人修撰的《宋史·王安石传》中是怎样使用这个“素厚”二字的，便不难知晓这个词在古文中的确切用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见《宋史·王安石传》）
所谓“安石与光素厚”，点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也是有过相当深厚的交情的。但这显然无法掩盖二人在思想、立场上的尖锐对立。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主张政府全面介入和操控经济，全力扩充财政收入，司马光则坚决反对政府搜刮敛财，与民争利。因此不管二人有过多么深的旧交，也照样会因为政见相反而分道扬镳。同样的道理，贾宝玉从小与林黛玉“一桌吃，一床睡”，一起长大。史湘云也就早就寄居贾府，袭人还伺候过她。黛、湘二人比别人更熟悉宝玉的一些脾气、秉性，跟后者有许多共同的情趣、爱好，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另外，黛玉尖酸刻薄的小姐脾气，湘云心直口快的莽撞性格，也正好可以跟宝玉惯于在女孩子面前“做小伏低”的癖好相藕合。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黛、湘二人在思想立场，特别是人生价值的取舍问题上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史湘云亦劝过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而林黛玉甚至干脆就是贾雨村的好学生，跟贾宝玉对待这些“禄蠹”的态度截然相反！因此，我们说，黛、湘二人与宝玉的“素厚”亦仅仅停留在情绪、情趣这类表层问题之上。就深层次的本质而言，她们依然是跟宝玉相隔膜，甚至相疏远的！
而反过来，脂砚斋所强调的“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却是直指两个人物之间思想本质上的相通！事实上，脂砚斋当年在批写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那一大段的评语时，是深有顾虑的。正如曹、脂在甲戌本《凡例》中所声明的那样：“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脂砚斋虽然点出钗、玉二人似远而实近的本质，并且具体说明了他、她二人何以会“反成远离之端”的原因，却不敢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们“较诸人皆近”的本质究竟为何物。可尽管如此，庚辰本第37回中的一条脂批，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向读者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在脂砚斋看来，宝钗的诗词之作，要么就是在以崇高的品格“清洁自历”，要么就是在用犀利的言辞讽刺现实的黑暗。而这种勇于批判官场黑暗的愤世精神，显然就是钗、玉之间最能激起巨大精神共鸣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再看看第38回中关于“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的一段文字，便不难知道，脂砚斋的确所言不虚：
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是：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按，在中国古代那些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中间，素来有所谓“借蟹讥权贵”的传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之“借蟹讥权贵”条有云：“宋朱勔横于吴中，时有士人咏蟹讥之，中联云：‘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盖勔少曾犯法，鞭背黥面，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张、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蟹横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阅，乃漆书璁、萼姓名，此大珰辈所为也。其后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载：“宋人咏蟹诗曰：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借寓朱勔之贪婪必败也。”而宝钗的《螃蟹咏》显然就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所以，大观园群芳读罢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如果说贾宝玉的愤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他将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赃官比作“禄蠹”、“禄鬼国贼”来加以贬斥的话，那么，这里宝钗的愤世嫉俗还更胜一筹：宝钗不仅把这些赃官酷吏比作横行“螃蟹”大加鞭挞，甚至还急切地盼望着他们如螃蟹一般“落釜”，受到法律和正义的严惩！因而，宝玉看了宝钗的这首《螃蟹咏》，也忍不住要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表现出了对宝钗愤世精神的一种高度的认同感！很明显，尽管宝钗行止庄严肃穆，宝玉不敢狎犯，而宝玉又沉溺于闺阁，宝钗欲洁身自好，就只能越发地严守当时男女交往的限度，从而导致二人在成婚以前始终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敞开心扉，以至于产生种种误会，形成了二人在交情上“素不契”的局面，“反成远离之端也”，但这种表面的疏远，又毕竟改变不了钗、玉在本性上的共通，所以，一旦误会被澄清，他们仍会显现出较他人更为接近的思想本色。二人之间的情缘也会由此转入一种拨云见日、断环重合的新天地、新境界。故，脂砚斋方不惜花费大量篇幅，高声疾呼：“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显而易见，按照曹、脂的本意，宝玉思想上的真正知己惟有宝钗一人而已，癞僧、跛道为顽石（贾宝玉）在婚姻上选定的真金、真配，亦惟有宝钗一人而已！套用周汝昌的话说，黛玉、湘云等人在这方面反倒是“数不着的”。换言之，黛、湘根本就不可能像宝钗那样独享作者所给予的“艳冠群芳”和“群芳之冠”的盛誉！

而我们在弄明白了所谓“素厚者唯颦、云”与所谓“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这两句的份量究竟孰轻孰重以后，对于史湘云这一人物形象在《红楼梦》中的“间色”地位，也就可以有一种更为清晰、准确的认知了。很显然，从思想意志的层面上说，史湘云是夹在薛宝钗与林黛玉之间的第三种年轻女性。她与宝玉的关系，既不像钗、玉之间那样本质相通而思想接近，也不像宝、黛之间那样价值观念几乎完全相反，而是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处于“居中”的位置。而关于这一点，就最集中地体现在了湘云劝说宝玉读书仕进的问题上。如前所言，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那些“反封建”论者（特别是拥林派论者），都非常喜欢断章取义地强调黛玉是宝玉的“从不讲混帐话的知己”。但书中的事实却并非如此。黛玉不仅也对宝玉讲过“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等“混帐话”，而且总体来看，原著中还就属这位林姑娘劝言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因此，我们说，在《红楼梦》中，宝钗、黛玉、湘云三人实际上都曾经劝说过宝玉读书上进，走经济仕途。然而，同样是期盼宝玉踏上仕途，三人的出发点又各自不尽相同。林黛玉非常热衷“何幸邀恩宠”、“鳌背三山独立名”一类的世俗荣耀。她劝宝玉“上进”，主要是期望宝玉将来飞黄腾达，携带着她也夫荣妻贵，出人头地，“将众人压倒”。因此，黛玉始终是报着图利自己的私心来劝说宝玉的。在她那个“宝二奶奶”的位置尚未到手之前，她从不会像别人一样对宝玉固执死劝，甚至会刻意装作宝玉的同道来博取后者的信任，以至于一度让宝玉产生所谓“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的错觉。直到贾母暗暗放出了风声，称她已经将黛玉内定为未来的孙媳妇，黛玉才渐渐按捺不住心中的**，急着驱迫宝玉，要他“把脾气改改罢”。所以，作者早在第19回中就借贾宝玉之口，将黛玉比作了一个善于使用“滚香芋”之术的小耗子精：“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套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叫做“不直偷，可畏可怕”。反过来，宝钗之所以会劝说宝玉读书仕进，却是纯粹是基于她渴望澄清吏治的一片政治理想。她希望像宝玉这样的干净人通过掌握权力，去消灭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如同“螃蟹”一般横行霸道的赃官。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至于黛玉所念兹在兹的那个“宝二奶奶”之位，宝钗原本是不屑一顾的。第28回，元春端午节赐礼，独有宝钗所得与宝玉相同。宝钗尚没有任何欣喜的表现，反倒“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绵住为“幸”！因此，宝钗在劝说宝玉的时候，亦从来都是犯颜直谏，一点也不在乎宝玉会因此而误会她、排斥她。而事实上，宝玉也的确一度误解了宝钗，认为她“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直到“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一事以后，宝玉才豁然醒悟：宝钗不仅没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正好相反，她那种勇于批判现实黑暗的愤世理念还恰是这些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之流”的精神死敌！以至于二人婚后，宝玉“甘心受屈”于宝钗的幸福、甜蜜，亦由此播下了种子。所谓“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从这个意义上看，亦无非是提醒读者：看待万事万物，均不能流于表面，而要注意到表象背后的实质！正所谓“是书勿读正面为幸”！那么，史湘云又是怀着何种目的去劝说宝玉踏入仕途的呢？我们说，湘云之劝宝玉，既有异于宝钗而同于黛玉的地方，亦有异于黛玉而同于宝钗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湘云有异于宝钗而同于黛玉之处。在“反封建”红学大行于世的近六十年间，很多论者都喜欢将史湘云对贾宝玉的劝说归因于宝钗的影响。比如，百度百科“史湘云”词条对此的评述就是：“……她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让宝玉下了‘逐客令’。有人说，这表现了湘云封建意识浓厚。其实并非如此，而恰恰说明她的天真烂漫。后来她到贾府，总与宝钗同住，受其影响是有的，但劝宝玉的那些话，绝不是湘云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说湘云劝言宝玉走经济仕途，是跟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后面鹦鹉学舌，这是对的。但将此归因于宝钗的影响，就明显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在《红楼梦》中，湘云劝说宝玉一事（第32回）分明在前，而湘云与宝钗同住一事（首次同住蘅芜苑是在第37回）分明在后！后者又怎么可能是前者之因呢？而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等投机钻营者的问题上，湘云与宝钗的立场亦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湘云那一次惹恼宝玉，正是由于她积极劝说宝玉结交贾雨村而引发的：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他才只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第32回）
看得出来，湘云并不认为跟贾雨村这类赃官往来是多么有辱身份的事情。她反而觉得，有这些官场上的朋友迎来送往，那是所谓的“主雅客来勤”，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