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章——《资质通鉴》也有宋英宗的功劳
宋英宗在位期间重用宋仁宗朝的改革派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力图进行改革。他听取了欧阳修等人的建议，令大臣们推荐了20余名饱学之士应职馆阁，宋英宗都予以召试。
韩琦等人认为选用的人数有点过多，宋英宗说：“吾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
可惜宋英宗的北宋中兴抱负未来得及开展，就因病英年早逝。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是不幸的，但是编成了彪炳青史的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又是幸运的，这也是华夏民族之幸。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修成，除了司马光个人的力量，宋英宗的支持也十分重要。
宋英宗专门为修《资治通鉴》成立了一个机构——书局，书局唯一的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这个机构是属于司马光一个人的。

宋英宗还给了司马光几项特权：司马光可以自主选择助手，另外可以自由地借阅国家藏书馆、宫廷藏书馆、龙图阁和天章阁的所有书籍。古人对于藏书的重视程度非常看重，由于古代印刷落后，很多书籍都是孤本千金难求，而宋英宗将皇家所有图书对司马光开放，可见宋英宗对《资治通鉴》的重视程度。
另外宋英宗也给了司马光特殊待遇：宋英宗用他的私房钱供给笔墨纸砚；还又为司马光提供水果点心，又额外提供书局一些零用钱。

后来宋英宗去世，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之后，也像宋英宗一样对司马光给予同样的支持，并且宋神宗还将自己做王爷时府里的两千四百册藏书赐给了司马光。
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治通鉴》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个书名，而是叫《历代君臣事迹》，“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是宋神宗给起的，宋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为《资治通鉴》，这本书的序也是宋神宗所作。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为自己选了三个助手，刘邠、刘恕、范祖禹。刘邠负责的是两汉部分，另一个助手刘恕也是一个热爱历史的人，可惜英年早逝，47岁就因病去世了。当时刘恕已经卧病在床，还经常趁着精神好的时候抄写资料。
刘恕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与王安石是旧相识。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后，想把刘恕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刘恕其实也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以他拒绝了王安石抛出的橄榄枝。

刘恕又是一个直肠子，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意见，就当面给王安石说了，像王安石这样但凡是说新法不好的都会被贬出朝廷，作为朋友的刘恕也反对的话，两人就绝交了。最后刘恕自己请求回到家乡做了一个监酒税的小官。
刘恕之后将许多精力都无悔地奉献给了《资治通鉴》，他身前籍籍无名，死后也不如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大人物会被人提起，但刘恕的功劳不会被埋没，他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资治通鉴》上，与司马光、刘邠、范祖禹等人一同熠熠生辉。

司马光助手的工作内容就是收集各自负责的朝代的历史资料，抄送给司马光，然后司马光再加以删减、排版。范祖禹负责收集唐代的历史资料，范祖禹也因为帮助司马光收集唐代历史资料，后来成为唐史学家，被人们称为“唐鉴公”。
唐代对于宋朝来说是近代，因此收集到的资料又多又全，289年的唐代历史，范祖禹一共收集了800多卷的草稿，最终被《资治通鉴》收纳的唐代历史资料是81卷，唐代历史在《资治通鉴》中也是篇幅最长的朝代。

《资治通鉴》在完稿，抄送到京城开封之后，草稿仍然留在洛阳，为什么没有随同誊抄好的《资治通鉴》一起送到京城呢？因为草稿多得两间屋子都装不下。
当时是由黄庭坚担任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黄庭坚去翻这些草稿的时候，发现司马光在草稿上的批注都写得十分端正，一点含糊潦草的意思都没有。
而司马光这两屋子都草稿到了千年后的今天还剩下多少呢？已知的是长1.3米、高38厘米大小，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宋神宗篇
七十章——改革的领头羊之选
北宋第六位皇帝是宋神宗赵顼（音：xū），生于公元1048年5月，公元1067年正月登基，卒于公元1085年4月1日，在位共18年。死后在太庙奉祀立号神宗，故史称宋神宗。
宋神宗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一登基就有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在等着他。
北宋先前几位新帝登基时都会大赦天下，百官都会晋升一级并且还会有丰厚赏赐。比如他父亲宋英宗登基时，赏钱花了一千一百万缗，还有大量的布匹、绢等财物，赏赐大约一共耗费两千万缗。

宋神宗也按例下令赏赐百官的时候，财政官员给宋神宗上了封奏疏，告诉年轻的新官家：“百年之积，惟存空薄。”自北宋开国百年以来国库里积累的钱，只剩下账簿了。
宋神宗尴尬极了，这让眼巴巴等着领赏的百官和士卒们怎么想他，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现在一登基，就让他第一次体会到没钱花的无力感，太没面子了！
明明四年前英宗继位时都还能拿出两千万，怎么到了他这里就国库空空了呢？

北宋自宋仁宗朝的庆历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财政空虚，地方官吏就拼命进行搜刮，同时由于豪强兼并土地、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致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屡屡暴动反抗。这边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那边的百姓又开始新的斗争。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的时候刑部官员上报，由于百姓贫苦缺衣少粮，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有970起之多!

北宋的第一大财政支出来自于养兵，太祖朝军队的禁军人数约19.3万，厢军人数约18.5万；
太宗朝军队的禁军人数约35.8万，厢军人数是30.8万；
真宗朝军队的禁军人数约43.2万，厢军人数是48万；
仁宗朝庆历年间军队的禁军人数是82.6万，厢军人数是43.3万，总数高达126万！到了八年之后的皇祐初年总人数又增加到141万；
英宗朝开始减少禁军的军队数量，禁军人数是66.3万，厢军人数是49.9万，总人数约为116万。
这些军队人数中还包含后勤等非战斗兵员，还有将领为了多得军费谎报的虚籍，养兵费用之巨，难以想象。

养了一百多万的兵都打不了几场像样的胜仗，还要另外掏钱买和平；养了那么多的官，都没能改善财政赤字，反而还受此拖累大搞政治斗争。宋神宗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开始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比庆历新政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宋神宗就把目光看向了曾参与庆历新政的富弼。
可是，富弼已经老了。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锐意改革的富弼，他不仅无意支持改革，还对宋神宗说：“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
宋神宗失望之际，又把目光转向了司马光，司马光小时候就因砸缸救小伙伴而远近闻名，而且还在仁宗嘉祐年间曾上了三道札子直言政弊。宋神宗想，司马光这么小的时候就懂得砸缸救人，可见其人必是个有勇气、有智慧的人，找他主持改革准没错。
然而，司马光认为当下政治要务只需做好三点：用人、信赏、必罚。
宋神宗再次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