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元年（1064年）四月十八日这天，司马光提出，宋英宗应当出宫去，即位已一年，京城百姓还没有见过官家的御驾，并且今春以来，旱情严重，官家作为万民之主，理当要向天求雨。
这就是有了名正言顺的出宫理由，要出宫为百姓求雨。
虽然最后宋英宗出宫去求雨了，京城百姓也看到了宋英宗，可内宫中的曹太后还是没有撤帘，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存在。
不论是朝中官员还是宋英宗，他们都希望曹太后撤帘，可是这个请求撤帘的话不能由官员来说，也不能由宋英宗来说，这都是不符合当时的礼制的，撤帘必须要由曹太后自己提出来。
可是如何才能让曹太后放下被她当成护身符的权力呢？

宰相韩琦拿了十几件政事来考验宋英宗，宋英宗都处理得非常妥当。过了几天，宰执大臣们向曹太后汇报政事时，韩琦就提起了这件事，曹太后听了也很是赞赏宋英宗，接下来韩琦就故意说：“老臣年事已高，先帝（仁宗）入土为安之后老臣就该告老还乡了，可当时官家身体不好，老臣不忍就此离去。现在官家既然已经好了，那老臣也该回家养老了。”
韩琦这个时候才五十七岁，曹太后一直不愿还政不是想着霸占皇权，她内心还是望着宋王朝好的，所以听了有点着急，就说：“相公怎么能退呢？要退也是我退呀！”

按以往的礼制来说，如果太后说要撤帘还政，大臣应当表示安慰挽留，没想到韩琦不按套路出牌，他立马对曹太后赞美了一番：“太后圣明！其实谏官们已经上了很多封奏疏批评您了，说您应该撤帘了，只不过这些都让我压下来了。只是不知太后打算哪天撤帘呢？”
曹太后一听，得知自己居然就这样被套路了，明明自己只是客套一下，结果韩琦居然问她哪天撤帘！惊讶、紧张的情绪让曹太后一下子就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韩琦见曹太后站起来，怕事情的走向脱离自己预料之外，马上命负责宫中陈设的仪鸾司官员撤帘，仪鸾司的官员也毫不含糊，立即动手。

六十八章——赵曙父亲名分的问题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中旬，宋英宗开始亲政。宋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宋英宗提议有关部门讨论宋英宗已去世的生父的名分问题。
宋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父亲濮王赵允让？
当时宋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宋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宋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到了次年四月，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宋英宗将议案下达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按旧制，在位的皇帝称呼自己去世的父亲叫皇考。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宋英宗称宋仁宗为皇考，那宋英宗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该称呼什么呢？宋英宗就不认赵允让这个亲生爸爸了吗？宋英宗会愿意这样做吗？
宋英宗肯定不愿意，毕竟不是刚生下来就过继给了宋仁宗，他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可是在法律上来说，宋英宗已经被过继成宋仁宗的儿子，如果不承认是宋仁宗的儿子，宋英宗也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皇位，应该称呼濮王赵允让为皇伯。

王珪、司马光等人认为，濮王赵允让是仁宗的堂哥，宋英宗应称濮王赵允让为皇伯。司马光还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天地大义，生人大伦，苟乱大伦，人理灭矣。国无二君，家无二尊。”
司马光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过继给宋仁宗，这是为了继承皇位。你现在已经身为一国之君，就不能卸磨杀驴再顾私亲了，不能老想着自己的血缘关系。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子，你最重要的身份是官家。一个国家不会有两个国君，一个家庭也不会有两个父亲。
既然做了宋仁宗的太子，现在又做了官家，就应该尊宋仁宗为皇考，称濮王为皇伯。

韩琦、欧阳修等人则认为，宋英宗应称赵允让为皇考。欧阳修说：“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称改皇伯之文。”欧阳修是说不管是亲生的还是过继的都可以称之为父母，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要改称自己亲爸爸叫伯父的。
官家我们支持你，您该称自己的亲爸为皇考，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

宋英宗对欧阳修的说法很满意，当着百官的面夸奖了欧阳修。
看到宋英宗称赞欧阳修，司马光失望了，接连三次上疏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中说：“臣从事谏职已经五年，自本朝以来做谏官的，都没有臣做得这么久。臣资质愚憨，一心只想着竭尽报国，为此得罪了许多人，我怕以后子孙会为我所累，所以希望能解除臣的谏官之职。”于是宋英宗批准司马光免去谏职，任龙图阁直学士。

支持称呼赵允让为皇伯的官员们不乐意了，他们甚至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支持称呼皇考的韩琦、欧阳修等官员。指责韩琦、欧阳修等人是：“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隳（huī）紊法度。致两宫之猜嫌，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
你们仗着自己有拥立新君的功劳，一天比一天专权。还到处拉拢朋党安插自己人，毁坏法度。现在为了讨好官家，导致官家和太后都产生了嫌隙，让天下人都怨怒，惹得人神共愤。
这攻击力度之大，连曹太后都惊动了，曹太后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责备了韩琦等人，不应当称濮王赵允让为皇考。并且曹太后还严令不得再讨论此事。

事情到这里陷入了僵局，似乎也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到了治平三年（1066年），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宋英宗特意将韩琦召来商议，很快就议定称濮王赵允让为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英宗，一份派人送去给曹太后。
过了一两个时辰，曹的宦官将文书送还至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发现这份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上已经多了曹太后的签押。
曹太后是坚决反对称皇考的，而且还下令不准再议论此事，如今又签押认可，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是曹太后喝醉了酒误签；也有人说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收买了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不管是曹太后还是官员们都是不能抵赖的。

宋英宗立刻下诏公布结果，但遭到了支持称皇伯的官员们强烈的反对。“皇伯派”官员觉得欧阳修是文是读了很多经典的，他应该懂礼法、懂道理，支持称皇考，分明就是为了迎合官家。

韩琦听了也不高兴，说：“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然后就不愿意再多说了。欧阳修也是说：“御史们既然不愿意与臣共事，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有罪，就留下御史，贬黜臣等；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韩琦和欧阳修都认为称皇考没错，他们把自己亲爹叫皇伯的才是有违纲常，他们要走就走，陛下要觉得他们才是对的，那把我们贬出朝廷吧。

宋英宗为难了，唉，算了，我还是更喜欢跟你们在一块。最后宋英宗下诏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朝廷。
宋英宗明白这三个人并没什么过错却要受罚，心里也很过意不去，特意交代不要为难他们三人。但这样并不能平息“皇伯派”们的反对，宋钦宗只好作出妥协宣布称濮安懿王为“亲”，以园代替庙（在古代，只有帝王死后可以立七庙，庶人不允许立七庙）。
宋英宗的这项决定，还是遭到了“皇伯派”们的反对，他们再次全部请求贬出朝廷，甚至宋英宗未做太子时的幕僚王猎、蔡抗也反对，这是宋英宗万万没想到的。

宋英宗又不得不拉拢“皇伯派”主要人物王珪，许诺提拔他为宰相。后来“皇伯派”也作出了让步，最后商定濮王赵允让称“皇”（非“皇帝”），三位夫人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宋英宗生母）并称为“后”（非“皇后”）。
可惜宋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月的时间最终才换来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结果，最后却还是没能得以实施。他在不久后就驾崩，未及给父母上谥号。此事也不了了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三位妻妾则并称“王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