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巨一听，就问小苏轼：“那你说要怎样才好啊？”
苏轼张口就来：“不如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小东坡引用经典，只改动了三个字，就令诗的意境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刘巨听了大惊失色，真乃神童也，后来跟苏轼的父亲苏洵说：“你这个儿子不得了，我是教不了了。“
在现代，有时候老师面对非常调皮捣蛋令人头疼的学生，实在忍不住也会跟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得了，我是教不了了。“但刘巨这样说，是真的认为他的才学已经不足以去教苏东坡了。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也非常赞赏，他在给梅尧臣的信里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说觉得自己都不如苏轼，应该给他让路，文坛领袖应该是苏轼。

有一次他们的母亲程氏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斗争，就爆发在汉代末年的党锢之祸。当时宦官们派人来范滂家里抓范滂，范滂在他母亲面前跪下哭着说：“儿不孝，此一去便是有死无还了，没有办法再在母亲身边行孝了，请母亲原谅我。”
范滂母亲就说“你尽可放心去，你是为国家尽忠尽义，死后可以名垂史册，千古不朽，这是对母亲最大的孝，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为此悲伤呢？”
程氏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当时只不过十岁的苏轼就问他母亲：“如果将来我也遭遇了范滂那样的牢狱之灾，有死无还，母亲会如何？”

苏辙晚年回忆少年时说他哥哥在外面得了什么好东西都会送给他一份，例如有次他哥哥买了块形制奇特的旧酒缸做的砚台，苏轼非常喜欢，但是回来了还是十分慷慨地送给了弟弟。
成年之后，苏轼诗词里面有“子由”的就有一百多首。苏轼非常爱开弟弟的玩笑，苏辙虽然也有诗回哥哥，但基本上不会开哥哥玩笑。在苏辙看来，苏轼于他是“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是哥哥又是老师。

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辙擅长政论和史论，主要以散文著称。后来兄弟俩一起参加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的制科考试，这个制科考试是用来来选拔敢于向官家进行直言极谏批判匡正的人才。
没想到，苏辙写了一篇《御试制科策》在朝野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苏辙笔锋犀利，批判力度之大，让人惊骇，他的笔锋直指当时的官家宋仁宗，列出宋仁宗几大缺陷。
第一个是性格缺陷，说宋仁宗“忧惧失度”。苏辙是这么说宋仁宗的：“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应该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有忧患意识，真有事情发生了，应当临危不惧。可是殿下您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快活得没心没肺，有点事了，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接下来指责宋仁宗生活作风有问题，说他“好色于内”。苏辙自己也承认了，这个说法是道听途说，听别人说宋仁宗宫中有女子数千，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然后还举了六大昏君来跟宋仁宗做对比。
这还没完，苏辙接下来又说宋仁宗心理有缺陷，“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只追求表面的虚名，都不了解执政的核心是什么。

六十一章——仁宗之仁
也幸好苏辙骂的是宋仁宗，随便换个哪个皇帝，哪怕同样是在宋朝，苏辙要是敢这样说，必定人头落地，看看他哥哥后来遭遇的乌台诗案就知道了。
再换个性子烈一点的皇帝搞不好还要诛苏辙九族，道听途说的话也敢拿来骂当朝皇帝。
苏辙这篇文章一出，当时的副考官是司马光。司马光一看，“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连我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呀，人才啊。这个年轻人不得了，骨鲠之臣，应该把他的文章列为第三等。”
当时制科分五等，一等二等都是形同虚设，从来就没人得过。就连第三等也只有苏轼和一个叫吴育的，北宋再无人得过第三等，所以第三等其实也就是第一名了。

司马光主张将苏辙列为第三等，初考官胡宿则认为苏辙太放肆了，把官家污蔑成这个样子，这根本就不入流，应该列为第五等，第五等就等于落榜了。就有个官员调和说将苏辙的文章列为四等，胡宿不干，司马光也不同意，谁都说服不了谁，就交到了宋仁宗那里请他来定夺。

宋仁宗一看，哎呀呀，瞧这个年轻人把自己骂成了什么样！
为什么说宋仁宗当得起“仁宗”呢？因为宋仁宗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我本来就是想通过直言极谏科来求得敢于直言之士，今天若降罪责怪，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
宋仁宗还说：“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仁宗认为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文才都是可以堪为宰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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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早年不得志，由于考试体制的问题曾经两次进士不及第。他第二次落榜以后他家乡的人写了首打油诗嘲弄他。因为曾巩是和自己的哥哥一起去考试的，又一起落榜，家乡人就写了打油诗：
一年一度举场开，
落杀曾家两秀才。
有似楼间双燕子，
一双飞去一双来，
家乡人戏谑曾巩兄弟俩说他俩是：宋代科举三年一开考，每次曾家的两个秀才都考不上。好像屋檐上的一双小燕子，两个人去考，身份没什么变化，两个人又一起回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做了四年的签书淮南判官之后任满，按照当时的制度，王安石进士考了第四名，是甲科高等人才，王安石接下来只要再通过一次献文考试，就可以进入馆阁任职。也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职务高，工作轻松，名声又好，又可以经常见到大boss，而且晋升又特别快。
但是王安石居然拒绝了，他还要求外任！
王安石第二任工作，就是到鄞县做知县，即浙江宁波鄞州区。到鄞州任知县的第一年遇上了大旱，第二年又涝灾，王安石一边救灾，一边兴修水利。
同时，也做了一件很出色的事情，在鄞县做知县的第二年的春天，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的粮食借给百姓，约定秋天的时候再还。还粮的时候再交适量的利息，这样既帮助了百姓，也使官府里的陈粮减少了鼠雀带来的损耗，同时也由陈粮变成了新粮。

这个政治措施收到的成效非常好，后来王安石主持改革，“青苗法”也是因此而来。
鄞县任职期满后，王安石再次放弃去京城任职，又去了舒州做通判，舒州是安徽潜山县，期间朝廷两次下达文书通知他去参加献文考试，王安石都推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