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给宋仁宗台阶下，将现如今政事状况一团糟的罪名全安到吕夷简的头上：“西方各州的将帅，屡次兵败于西夏，契丹贪得无厌，乘此求得贿赂，兵尽祸乱，天下空虚枯竭，士民怨恨，国家隆盛的基业，忽然搞到这种地步，现在吕夷简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引退，陛下还亲手为他和制汤药。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担任首相，他所说的话陛下没有不听从的，他所请示的陛下没有不实行的，宋朝如此得到国君信用的，只有吕夷简一人而已，不知他怎样才能报答陛下的厚恩！吕夷简的罪过罄竹难书！”
蔡襄也上言说：“吕夷简自害病以来，中书、枢密二府的大臣都到他的府上请示政事，他害病时都仍然贪恋权势，不知休止。”
于是，宋仁宗就顺坡下驴任命吕夷简不得同议军国大事。

五十六章——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素以天下为己任，救世济民，强国强军是他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
范仲淹知道国家的衰弱、官场风气的腐败跟那些无所事事、徇私舞弊的官员逃脱不了干系，军队大额的开支也是国家财政的拖累。所以针对这些情况，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给宋仁宗。
随后，宋仁宗又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已是中原的劲敌。
富弼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了解，献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新政，宋仁宗大多都予以采纳，并逐渐颁布实施新政。

范仲淹又取消公费宴会、赐食、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派出多名转运按察使和提差邢狱，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
富弼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这家人该痛哭了。”
范仲淹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官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

在教育方面，范仲淹通令天下州县立学，他更定科举法，把原来科举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要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古代的赋税徭役明目众多，再经过地方官吏层层剥削，常激起农民起义反抗。范仲淹对此主张合并人口稀少的县，裁减徭役以减轻人民负担。
由于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实行力度不够，且经常更改推翻，导致朝廷失去了威信，也给百姓带来了诸多不便。范仲淹提出今后颁行条令必须事先严格审定，一旦颁行，不得随意更改，必须遵守，否则要受到处罚。
宋代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都会大赦天下，这个时候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是要免除的，但实际上经常会有不执行这个规定的情况出现。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从重处罚。

毕竟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涉及的关系盘根错价，想要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久，朝中对范仲淹、富弼二人的诽谤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富弼等支持新政的官员是朋党的言论再度兴起，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上奏宋仁宗。

《朋党论》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五十六章——庆历新政黯然收场
同年六月，夏竦阴险地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曾经写信给富弼希望能效仿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来共同效忠宋仁宗。夏竦恨石介曾作《庆历圣德诗》来辱骂自己，又想借此排挤富弼，便指使家奴扬州才女萧娘临摹石介手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伊、周”是说像伊尹、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帝王，“伊、霍”伊尹虽是尽心辅佐太甲，但是太甲荒淫无道，伊尹就把太甲流放了，三年之后太甲悔改了，伊尹重新又把太甲扶上了皇位。霍是霍光，汉昭帝去世后没有孩子，霍光就把刘贺扶上皇位，结果刘贺当了皇帝一个月都不到，霍光认为刘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废掉刘贺改立汉宣帝刘病已。
虽然历史上有人认为伊尹、霍光是忠臣，是为了国家未来考虑，但对帝王来说，没有哪个皇帝会喜欢随时可以将自己赶下皇位的大臣。

最后夏竦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立皇帝诏草，通过制造谣言的方式使得宋仁宗知道此事。
宋仁宗明白，自己这么信任改革派官员，他们根本没有谋反的这个必要，但此时这封密信的到来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对改革派深信不疑了，否则改革派势力会越来愈大，说不定将来还会危及皇权！
这改革改着改着把自己的皇权给改没了那就完蛋了，宋仁宗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考虑到的是要紧拽自己的皇权，此时宋和西夏、辽国之间也已经达成和议，他支持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的态度开始动摇了。

范仲淹是聪明人，他明显感觉到了宋仁宗自收到密信后态度在改变，于是主动请求前往陕西巡守。宋仁宗应允，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
没多久，富弼也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

范仲淹前往陕西赴任，路过郑州。当时吕夷简居住在郑州，范仲淹前去看他，吕夷简问：“因为什么事离京？”范仲淹如实相告，并说等陕西、河东二路的事情办完就回京。
吕夷简说：“君此行正是踏足危机，以为还能回京吗？如果是想要处理西部边防事物，还不如在朝廷更为有利。”范仲淹听了也有些惊愕，可惜如今局势已经不是他能左右，不得不暂时离开。
随着范仲淹和富弼相继离京，石介感到不安，也请求外调，出任濮州通判。

范仲淹和富弼既然到边疆任职不在朝廷，夏竦等人的反扑更加凶狠了，由对新法的抨击升级到对改革派官员的迫害。
当时唯独宰相杜衍尚能左右局势，夏竦等人虎视眈眈，磨刀霍霍，随时等着杜衍犯个小错误来攻击他。
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当时担任奏院监的职务，苏舜钦善于写文章，常在文章中指出时政弊病。

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七日这一天要按惯例祠神，由于改革受阻，范仲淹等人离去，进奏院弥漫着沉闷的悲观气氛。苏舜钦卖掉进奏院内积存的部分废纸，又自掏腰包补了点钱，办了桌寒酸的酒席。
祠神之后，众人饮酒欢歌，即席赋诗，或借酒放歌，或借酒浇愁。集贤校理王益柔在席间作《傲歌》：
九月秋爽天气清，祠罢群仙饮自娱。
三江斟来成小瓯，四海无过一满壶。
座中豪饮谁最多？惟有益柔好酒徒。
三江四海仅一快，且挹天河酌尔吾。
漫道醉后无歇处，玉山倾倒难相助。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样的傲歌一出，借着酒劲大家都壮了胆气，痛骂阴险的夏竦。

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求诛杀王益柔，想借王益柔一案来牵连范仲淹。韩琦出面求情才作罢，只是将王益柔罢官，出任监复州酒税，苏舜钦从官籍中除名，同席受牵连的也有十多人。
杜衍看到自己不被他人所容，多次请求离职，宋仁宗不许。
范仲淹也因此感到不安，上疏请求罢免参知政事职务，宋仁宗想要答应，章得象在一旁对宋仁宗说：“范仲淹平素颇有虚名，现在他一请求便应允罢他的官，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轻易地废除大臣，不如暂且恩赐不允，假如他立即谢恩，便是故意要挟君主，这时就是他罪该免官。”
宋仁宗听从了章得象的意见，结果恰巧范仲淹真的奉表谢恩，宋仁宗愈发相信章得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