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爱新觉罗·福临卷】
有了大清做后盾，吴三桂终于底气十足，又杀回山海关坐镇。
临行前，多尔衮一再嘱咐，让其手下士兵以白布系肩，以免和流贼弄混。
吴三桂自幼习武，做事比较直率，干脆下令全军剃发，以示决心。只不过，不像现在还有电动工具，当时剃头完全靠手艺。军营里哪来那么多剃头师傅，士兵们只好现学现卖，互相练手。手艺不精，进度自然跟不上。实在来不及剃头的，只能按照约定，用白布系肩。
有些书上说，最后连白布不够了，就用裹脚布来凑。大概有点讽刺吴三桂的意思，因为当时正在为崇祯服丧，白布应该还比较充足。
一座围城，城里的人忙活剃头，城外的人卖力攻城。可惜，大顺军明显攻城能力不行，废了半天劲仍毫无进展。当初他们能一路顺畅攻占京城，多半因为沿途官兵主动献城。现在遇到不主动的，还有点不太习惯。
“高瞻远瞩”的李自成改变策略，调动部队在关前一字排开，并留出空间，示意要与吴三桂一决雌雄。
同样登高望远的多尔衮，看到李自成的排兵布阵，暗自高兴。若论野战，试问天下谁能与满洲骑兵争锋。
于是，多尔衮传令吴三桂，将计就计，出城迎战，以吸引敌人主力。
对于这个任务，吴三桂执行的相当到位。刚一出击，就被大顺军主力团团围住。
大顺军早有准备，越围越多。
吴三桂几次突围，都未能得逞。
眼看双方激战已到白热化，多尔衮感到时机成熟，立刻下令清军全线出击。阿济格、多铎亲率两白旗骑兵，奋勇当先，杀入战场。
决定历史走向的“山海关大战（一片石战役）”，正式打响。

（228）【爱新觉罗·福临卷】
大顺将士本来正在围攻吴军，结果突然变成腹背受敌。他们显然有点懵逼，没有迅速转换角色，纷纷败退。
此时，大顺军中一员勇将，不畏强敌，左冲右杀，带领手下精兵拼死抵抗，总算暂时稳住阵脚。
突然，吴军中有一人大喊：“此人便是闯贼大将刘宗敏，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周围士兵一听刘宗敏，都像打了鸡血似的。于公，他是吴大帅的仇人；于私，抓他定有重赏。大伙放下手中的活儿，一窝蜂朝他围过来。
清兵虽然听不懂汉语，但也能看出意图，于是搭弓射箭，全往他身上招呼。
俗话说，好虎架不住群狼。
刘宗敏实在躲不开，身中数箭，直接被放躺。幸好他手下的亲兵，关键时刻，不抛弃，不放弃，奋力救主，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失去主将的大顺军全面崩溃，损失惨重。
高岗之上的李自成见此局面，正准备亲自上阵。身边有明白人赶紧提醒他，后杀进来的并非吴军，而是清军，应该赶紧逃（宜急避之）。
李自成一听，二话没说，带头就跑。
见对方崩溃，多尔衮下令乘胜追击。
清军也不含糊，反正骑马的不怕光脚的，一口气追出四十多里。沿途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甚为惨烈。
多尔衮论功行赏，封吴三桂为平西W。继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之后，成为第四个封王的汉人。不仅如此，还提前许诺，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嫁给他的儿子吴应熊，择日完婚。
或许有人疑惑，吴应熊娶的不是建宁公主吗？没错，她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她除了名号之外，其它情节纯属虚构。
按现在的看法，吴三桂等于从臣子变成了儿女亲家。但在当时来讲，属于笼络人心的常用手段。
既然成了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多尔衮让他带兵南下，一鼓作气，消灭李自成。
当然，这也符合吴三桂的意愿，毕竟他全家三十余口还在李自成手上。

（229）【爱新觉罗·福临卷】
进京称帝
四月二十三日，吴三桂“率领”多铎、阿济格等人，先行追击李自成。
出师之前，根据范文程的建议，多尔衮与诸将约法：此番南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同一天，李自成逃到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恼羞成怒，将吴襄斩首示众。
顶着国仇家恨，吴三桂一路狂追李自成，逐渐逼近京城。在此期间，他和刘宗敏所部又大战一场。结果，刘宗敏再次重伤。
眼看大势已去，李自成突然想起忘了一件大事。进京以后光忙活抢钱，钱没抢完又去打仗，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登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在京城登基，就不算真正皇帝。
他不甘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混个“到此一游”。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基仪式，同时封赏功臣。当然，此时任何的爵位恐怕都只是“空头支票”。
当天夜里，李自成下令火烧皇宫以及九门城楼。到别人家里抢完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宫殿。做这种事，属实有点不地道。能跟他“媲美”的，前有项羽，后有八国联军。
次日凌晨，李自成便仓惶逃离京城。从乘兴而来，到败兴而归，前后不过四十天。
有吴三桂打着“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前面开道，多尔衮率领清军主力一路势如破竹。
途中他们四处张贴安民告示，表示此次为讨贼而来，绝不骚扰百姓。事实上，他们确实也能说到做到。因为之前多尔衮已经三令五申，士兵大多不敢违抗。
很多时候，清军甚至都不入城，而在城外扎营。相比之前的大顺军，简直天壤之别。
城中百姓，尤其当地士绅，十分欢欣鼓舞，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五月初二，多尔衮抵达北京。
此前，吴三桂希望一同进京，并拥立前明太子继位。
这个时候还有这种想法，有点想多了。
多尔衮当场拒绝，并严令禁止其在京城停留，继续追击李自成。
大明的官员预备好车驾、仪仗，打算迎接太子，以及护驾的吴三桂，结果发现来的只有大清的军队。
这帮人在官场混迹多年，见过世面，转变也快。短暂的诧异之后，他们仍然热情地将多尔衮迎回宫内。
那场面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多尔衮在武英殿升堂议事，接受台下百官跪拜，现场三呼万岁。
关于多尔衮到底有没有篡位的想法，历史上存在争议。但我想，至少此时此刻，作为正常人应该对皇位有所向往。

（231）【爱新觉罗·福临卷】
所谓入乡随俗，中原乃礼仪之邦，儒家传统一直强调“名正言顺”。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若要成大事，进一步统治中原，大清必先为自己正名。从目前来看，时机已经成熟。多尔衮完全可以宣布，大清将成为中原新的主人。
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刻，无限的荣光，想想就令人激动。
然而，激动了半天，发现操作不了。
大清可以是中国的主人，可惜多尔衮并不是大清的主人，至少表面上不是。
想要底定中原，还缺一个皇帝。
于是，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商议，准备迎顺治进京。
此次进京，也就意味着迁都，所以准备时间比较长。八月份，顺治才从盛京出发。由于拖家带口、家当过多，一路行进缓慢，几百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在英武殿再次登基，并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从此，他正式成为中原地区的皇帝。
年幼的顺治并不无知，明白自己两次登基，全得仰仗多尔衮。于是，他主动提出将多尔衮的功绩可在石碑上，永传万世。同时，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
表面看就多了叔父两个字，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之前同为摄政王的济尔哈朗，只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这次的登基同时也意味着，大清成为正统的中原王朝。

（232）【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三章 逐鹿中原
剿灭李自成
上一章说到，顺治入关称帝，使得大清成为中原正统。
然而，正不正统这种事，自己说了不算，还得大家认可。
一个新兴政权，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并不容易。
当时，不认可大清的，大有人在。
就在李自成躲避追杀的时候，同为起义军领袖的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国号大西。
前明势力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应天府）继位，改元弘光。
作为朱元璋创业之初的都城，大明一直以来都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除了皇帝，“北京”有的，“南京”几乎都有。有点类似于计算机服务器的双机冗余备份，一旦“北京”宕机，“南京”可以立即启动，理论上应该没有影响。
当然，仅限于理论上。
这样一来，总的来说，在中原大地，形成了大清、农民起义军、前明势力“三足鼎立”的局面。
既然大清已经宣布入主中原，就必须得拿出统治者的样子。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敢于反抗的人，只能予以消灭。
不过，朝廷对待另外两股势力的态度，却有所不同。
对弘光政权，比较柔和。只要朱由崧愿意取消年号，可以给予藩王待遇，永享富贵（削号归藩，永绥福禄）。
对农民军就不一样了，没啥可商量的，赶尽杀绝。这倒也可以理解，不管怎么样，大清跟原来的大明之间，也属于政府间的对话。农民军就不一样了，属于反政府武装，坚决不能与之妥协。
基于这一方针，多尔衮始终没有停止对李自成的追击。定都京城之后，更进一步加大力度。
他下令，以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带着平X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率领数万八旗军，向大顺政权的老巢西安进发；以多铎为定国大将军，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一起，带领原定南下的兵马，调头西进。
两路大军上下包抄，对李自成余部展开合围。

（233）【爱新觉罗·福临卷】
面对严峻的形势，一路逃跑的李自成非但没有太过窘迫，反而焕发了生机，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对他来说，被人追着打，反倒是常事儿。在跑路的过程中，寻找新的进攻方向，更加轻车熟路。
这种以撤退为主的战术，后来有个文雅的名字叫，转进。大约三百年以后，有一个名叫蒋介石的人，将它发挥到极致。
按照之前的习惯，李自成又一次“转进”到了河南，选择进击怀庆（今河南省焦作市、济源市和新乡市所辖部分地域）。开始比较顺利，相继攻陷几座城池，直指怀庆首府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
接到河南巡抚的紧急求援，多尔衮一面调动山东兵马西进，一面传令多铎全速前进。
多铎接到命令，并没有全速前进，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快，也快不过李自成，还不如保持队形，按照原计划，集中力量直扑潼关。
潼关自古为陕西咽喉，兵家所必争。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三秦大地。
多铎认为，一旦杀向潼关，李自成不可能置之不理。更何况，他还知道，即便自己主力不到，也一定有人能阻止李自成。
因为在沁阳附近，的确有能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固山额真），领右都督衔，时任卫辉（今河南省新乡市北部）总兵，祖可法。
带着那么多头衔，一看就不一般。事实上也如此，他是祖大寿的养子，跟随大清的时间比祖大寿还长。通常来讲，虎父无犬子，养子就更不用说了。毕竟亲生的无法选择，谁愿意收养个无能之辈。
祖可法果然没有让多铎失望，第一时间赶到前线，拖住了李自成的脚步。
李自成使出浑身解数，忙活了半个月，依然毫无进展。进退两难，等待转机的他，却等来了清军主力进军潼关的消息。
毕竟也算当过皇帝的人，这点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李自成也能看出潼关不能有失，于是立刻带队回救。

（234）【爱新觉罗·福临卷】
十二月，当多铎赶到潼关时，大顺军已经提前就位，挖好沟壑，修好防御，严阵以待。
多铎看占不到便宜，就没有马上进攻，原地扎营，等待重要的攻城武器—红衣大炮。尽管行军速度已经很慢，炮队还是被甩在后面。
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期间，李自成多次偷袭多铎大营，均没能成功。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十二日，多铎下令集中火力，炮轰潼关。
在红夷大炮的掩护下，清军全力攻城，于当日攻克城池。
潼关失守，无可奈何的李自成，只好退守长安（西安）。
按理说，另一路的阿济格，此时应该已经占领长安，至少也该抵达长安城外，断了李自成的退路。
可惜，并没有。
我们这位英亲王不知道咋想的，非要绕道蒙古，去索要马匹和粮草。可能抢东西习惯了，朝廷严令禁止抢汉人的，就去抢蒙古人的，反正“贼不走空”。
等他回头再扑向陕北，显然有点晚了，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
当然，李自成还算冷静，明白大势已去，决定放弃西安，继续转进。
十八日，多铎进入西安城，与阿济格会师。
全陕基本解放。
消息传回京城，多尔衮对前方将士的功劳表示肯定，但同时严厉批评阿济格贻误战机，令其戴罪立功，继续负责追剿李自成。而多铎则不再配合，改去执行最初任务，南下消灭弘光政权。
本来朝廷对于弘光政权的态度是安抚，还接待了史可法派来的代表团。可随着谈判的深入，多尔衮发现对方坚决不肯“削号归藩”，而妄想“割地求和”。
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一切“自治政权”都是绊脚石。
于是，多尔衮再令多铎、阿济格改为两路出击，分别去铲除它们。（其实三路，何洛会入川剿灭张献忠）

（235）【爱新觉罗·福临卷】
受到批评的阿济格不敢再耽误，一路疯狂追击李自成。
眼看陕西、河南都混不下去，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转进湖广。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襄阳府（今湖北省襄阳市）他又遭到了“民军老对头”左良玉的阻击。
这回倒不是左良玉主动找他麻烦，纯属李自成自找的。
大明亡G以后，失去朝廷节制，佣兵数十万的左良玉，成了地方军阀。而他的势力范围，正在湖广。以前替朝廷剿匪，他一直养寇自重，如今守卫自己的地盘，积极性大不一样。
不过，这大概也成为他为事业而斗争的最后一战。此后不长时间，他便因病身死军中。
左良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抗过清（后金）、剿过匪、讨伐过弘光，到死也只认大明正朔。或许他有些缺点，但至少保持了忠诚。
然而，死后没多久，他唯一的儿子左梦庚，就带着他的全部家当，投降了大清。
有时候，一个人的奋斗，在历史的洪流中，显得格外可悲，争来争去为了啥？
也许唐伯虎在《桃花庵歌》的最后几句，看得才比较透彻：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千秋功业，到最后不过一捧黄土。
只不过，当局者一般比较迷茫。李自成依然想东山再起；阿济格就契而不舍地追。
双方在武昌（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又干了一仗。
这一次，阿济格可谓大获全胜。其实数量上的胜利都是小事，关键这一次俘获了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首席军师宋献策等人（一说阿济格谎报）。对于大顺军来说，此二人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李自成本人。
之后，逃亡的大顺军溃不成军，半路还遭遇了自然灾害。
阿济格见形势大好，立功心切，居然给朝廷上书，说李自成已死。
多尔衮兴奋了，顺治也兴奋了，立即祭拜祖先，昭告天下。
兴奋没几天，又收到了阿济格的第二封奏疏，称李自成可能还活着，逃往江西。
多尔衮出离愤怒，痛骂阿济格竟敢如此儿戏。
再次被骂之后，阿济格更不敢怠慢，全力寻找李自成的踪迹。终于，在通山县九宫山（今湖北省通山县境内）一带，彻底解决问题。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李自成是被迫自杀的。
而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他死于地方武装程九伯之手。
据说当时他只带了二十多个亲兵勘查地形，没想到遇到伏击。这似乎有点不太科学，什么地形那么复杂，还得皇帝大人亲自去勘查。
也有说由于军中断粮，他亲自跑去村里找粮食。这倒比较可信，人饿极了，也就顾不上什么帝王的面子。关键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人家只好跟他拼命。
又或许他想像从前一样，带着少数人钻山沟。没想到，此山非彼山，山中有大（dai）王。
还有一种民间传说，说他出家当了和尚。
先不说有没有证据，首先就不太符合李自成的性格。当年比这惨的时候太多了，只剩十几个人，老婆也跟人跑路，他都到了挺过来了。怎么现在突然想不开，或者说想开了呢？
不管真相如何，结论只有一个，李自成就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这个结论，阿济格应该相当满意。了却心头大患，他轻装上阵，相继攻占湖广、河南、江西等地六十余城。
节节胜利，朝廷上下都很满意。作为亲兄弟，多尔衮也决定不计前嫌，派出慰问团赶赴前线犒劳将士。
眼看皆大欢喜，阿济格又一次犯了错误，私自下令班师。
问题严重吗？
相当严重。
从前有一个禁军统领，本来奉命出兵抵御外敌，结果没走出多远，就私自折返，班师回朝，逼迫皇帝禅位。
折返的地点名叫陈桥驿。
相信大家也能猜到，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而这个禁军统领就是赵匡胤，大宋的开国皇帝。
任何时代，将领不遵照朝廷的指令，私自调动军队，等同于造反。
问题很严重，但处理结果并不严重。回去之后，阿济格只被从亲王降为郡王。对清初的皇亲国戚来说，属于常事儿。
毕竟人家亲弟弟是摄政王，待遇肯定不一样。不过，人不可能永远那么好运，摄政王弟弟也总有不在的时候。终有一天，阿济格会为自己轻率的性格付出代价。

（236）【爱新觉罗·福临卷】
一个发型引发的血案
再说回多铎这边，相对来说，就比较省心。他自西向东，出虎牢关，横扫河南。
一时间，前方的捷报如雪片般飞回京城。多尔衮也为有这样的弟弟感到骄傲，回复中不吝赞美之词。当然，赏赐自然也少不了，多半以顺治的名义，赠给其宝刀、金靴等物。
多铎继续南下，顺利渡江，兵锋直指江南地区。
可以说，一路上，他都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直到扬州城（今江苏省扬州市），史可法的出现。
当时，史可法以太子太保、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衔，督师北上，其目的在于“联虏平寇”。可惜没走多远，就在半路遇上了“队友”。
多铎并不知道自己被“队友”，由于听过史可法的大名，决定先礼后兵，写信劝降。
史可法收到来信，知道“北伐”的希望已经破灭。然而，他不肯放弃，又写了一封信。只不过，不是回复多铎，而是写给“朝廷”。
这封信比较特殊。
其特殊之处不在于文笔，而在于写信的原材料，是血。
之所以写血书，无非为了向“朝廷”表达，此事已万分危急，希望赶快支援。
结果，一腔热血没有换来任何回应。其实，朱由崧倒挺想救他，可惜底下的藩镇根本不听指挥。唯一愿意听从调动的，恰恰是写信的史可法本人。
那就没有办法了，史可法只能自救。
而多铎这边，迟迟没有接到回信，倒也不气馁，还很有耐心，派人回京要来了多尔衮的亲笔信。
不过，史可法对他们兄弟，一视同仁，坚决不降。
四月二十四日，多铎下令向扬州城开炮。只开了几炮，并没有发动进攻。名为试炮，实为武力威胁。
在仍然没有收到对方任何投降信号的情况下，清军于当夜开始攻城。
由于兵力太过悬殊，扬州城很快被攻破。
不过，多铎发现，与以往不同，城破并不代表胜利，对方又展开了巷战。
在此过程，八旗军的死伤比攻城还多。
由于抵抗过于激烈，居然导致一个贝勒在战斗中不幸身亡。
可惜，两军对垒，意志可以作为影响胜负的因素，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实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逐渐平息了城内的抵抗，并最终活捉了史可法。
对这位史督师，多铎倒还比较客气，仍然以劝降为主。
对于官兵和百姓，多铎就没那么有耐心了。
必须投降，没有商量。

（237）【爱新觉罗·福临卷】
既然降与不降，真情假意，难以分辨，那么只好采取老办法，剃发。这招曾在辽东屡试不爽，只要愿意剃发的，就算自己人。
然而，扬州不同于辽东，处于中原腹地，长期作为帝国交通枢纽。当时如果统计GDP，它也应该在全国名列前茅。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程度也相对比较高，老百姓的氏族认同感更强。
绝大多数人，坚决不肯剃发，因为他们相信，法不责众。只要坚持到底，哪个朝廷也没有办法，难道还能把所有人都杀了不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应该没有错。
然而，反过来也一样，哪里有反抗，哪里也会有更强烈的压迫。
在三令五申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多铎下令，凡不肯剃发归降者，一律斩首。
根据某些非官方记载，此次杀戮前后持续十天，称为“扬州十日”。前明方面，死难人数达到八十余万。
这个数字显然有点夸张，当时扬州城有没有那么多人都不好说。就算多铎把自己人也砍了凑数，也不见得能凑齐。
最关键的一点，几乎所有相关的记录都出现在“辛亥革命”时期。大家也知道，那场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在那种时候，集中出现那么多类似的言论，大有抹黑清廷、煽动民族仇恨的嫌疑。
当然，我也没有为大清开脱的意思。不管真实的数字是多少，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也是泯灭人性的。
也可以说，大清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对当地军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同时还想强调，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因此，我一贯认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往战争。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动战争的念头。因为它的残酷还在于，可以让美好的事物转瞬间毁灭。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牺牲品。
“毁灭你，与你何干。”—《三体》（刘慈欣）

（238）【爱新觉罗·福临卷】
在扬州推行剃发的同时，朝廷内部，对于发型的问题，也产生了分歧。
我们之前提到过，刚进京时，多尔衮允许官民“各随其便”，事到如今便造成了尴尬的局面：有的剃头了，有的却没剃。
在中原传统的思想里，向来喜欢统一。对于这种局面，连汉官也觉得不伦不类。按他们的逻辑，要么不剃，要么全剃。
因此，在汉官集团中，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大清入主中原，就应该以满洲的礼仪为天下正统。代表人物，冯铨、孙之獬、李若琳等，主张剃发易服、礼仪制度一切从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大清已经入主中原，就应该沿袭中原历代成法。代表人物，除持前一种观点之外的绝大多数汉官，主张蓄发汉服，连满洲官员也一同汉化。
之所以冯铨等人先站出来，除了刻意谄媚之外，其实也属于本职工作。冯铨时任礼部尚书（部长），孙之獬为礼部侍郎（副部长），“议礼”本属于分内之事。李若琳则就职于礼部的下级部门，国子监，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曾倡议为孔子正名，受到朝廷认可。最终，孔子被定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少有他的一点功劳。
换句话说，在礼仪这一领域，他们算专家。由此可见，有时候，专家的话不能信。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多尔衮信了。
当“尊孔”的李校长再次提出剃发时，大多数汉官坐不住了，纷纷上书反对。有人说道：“大清底定中原，四海归一，正应该以正统礼仪治天下。可有些人为加官晋爵，以剃发易服谄媚主上，意在扰乱朝纲，居心不良。”
多尔衮看过之后，十分气愤，直接批驳道：“简直一派胡言，难道本朝没有礼仪？中华数千年，服装发饰难道没变过？遵照前朝制度才算正统？”
时任兵部侍郎金之俊，也觉得很多人措辞不当，赶紧出来和稀泥。他表示，无论满汉，剃发与否，皆为大清臣子，不影响人品和忠诚度。其实，这是以退为进，保住现有成果。
不过，多尔衮并不傻，一眼就看出他的伎俩，没有对此表态。
汉官们眼看事情要偏离轨道，赶紧选择避开这个话题，转而对倡议剃发者进行个人攻击。
原来除了喜欢“议礼”之外，冯铨等人还有个共同特点，以前混过“阉党”。尤其冯铨，当年在“阉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汉官们以此为突破口，把他们之前的破事儿全抖落一遍。
不过，冯铨比较老道，看透了任何斗争的胜负决定权只在“老大”手里。只要得到那个人的支持，其他的无所谓。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在哪朝哪代，无论皇帝，太监，或者摄政王面前，都吃得开。
而且像他这种所谓小人，通常政治嗅觉比较灵敏，很容易找到对手的弱点。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那些攻击他的官员本身也有软肋，其中大多数人都投降过李自成。
对于清廷来说，投降“流贼”自然比当过“阉党”更为可恶。比如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就被多尔衮当面骂过“无耻”。
冯铨抓住这个把柄，展开反击。
一时间，你“无耻”，他“小人”，互相弹劾的奏折满天飞。

（239）【爱新觉罗·福临卷】
在朝廷内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官员们还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不休。
而真正的战场上，多铎一路挺进，于五月十六日占领南京，并在随后生擒了弘光帝朱由崧。至此，前明的两座都城已经完全处于大清的控制之下。
进入南京之后，多铎恩威并施。
一方面，他告诫官民，如果拒不投降，维扬可鉴。
而另一方面，他下令严肃军纪，不准骚扰百姓，派人四处张榜，打出“奉天伐罪、救民水火”的口号。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拜谒明孝陵，态度极为恭敬。
这样一来，效果显著，南京的百姓对大清没有太多抵触情绪。甚至多铎去报恩寺上香，还引发了群众围观。南京并没有战斗，却死了人，就因为围观人数太多，造成了踩踏事件。
鉴于已经南京和平解放，弘光政权覆灭，多尔衮决定结束朝中的口舌纷争，正式在全国推行“剃发令”。
以顺治的名义颁布诏书，提出“…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为显示此次推行态度之坚决，关于如何治罪的口号也相当惊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抛开恐怖程度不讲，其意思有点类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碰到这样的问题，孟子告诉我们，“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有些时候，人要懂得取舍。
正常情况下，“头”和“发”之间，似乎不难选择。可在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这件事却向相反的方向偏离。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情节，也不难判断，大多数汉人会选择“留发”。
也许正应了孟子后面那句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舍生取义者，比比皆是。

（240）【爱新觉罗·福临卷】
当“剃发令”下达到地方之后，尤其给前线的多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当地的百姓，无论阶级成分、社会地位如何，都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这一政策。
结果，在江南地区，又上演了跟所谓“扬州十日”一样的惨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
细节不用多说，大家也能想到，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场面应该非常惨烈。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两个地方的杀戮，就算真有，领军人物其实也都是汉人，李成栋和刘良佐。
李成栋早先参加农民军，后来随高杰（给李自成带绿帽子的人）降明，后又支持弘光政权，如今降清，再后来还会背叛大清。他的一生，可以说反复无常。作为叛徒，教科书一般的存在。
还有一个，刘良佐。大清南下时，刘良佐佣兵自重，不肯抵抗。随后，他率领十万之众降清，充当了大清统一大业的急先锋。
从大明的角度来讲，这两个人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汉奸”。比起其他投降的将领，他们对自己人下手，比外人还要狠一点。
经过血腥的洗礼，大军所过之处，中原地区的百姓被迫接受了满洲的发型。但暗中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歇。以至于清末，反清先驱的首要标志，便是剪掉落后的辫子。百年恩怨，翻来覆去，就跟一个发型过不去。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在推行剃发的过程中，有个叫孙之獬的人，可谓功不可没。据说他因为率先剃头，被汉官集体鄙视。于是，他本着“我不好谁也别想好”的心态，极力劝说大清统治者将剃发政策扩大到全国。
也正因如此，反抗剃发的义士对其恨之入骨。后来把他从老家揪出来，并在他头上凿出几个洞，插上头发。
最终，孙之獬落得暴尸街头的下场。
有趣的是，两百年多后，有一个人，领导了一场革命，使得全国人民剪掉了辫子。碰巧这个人也姓孙，全名叫孙文，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孙中山。
一条辫子，无论去留，都跟姓孙的有关。
好像“亡建州者必叶赫”一样，说它巧合也好，定数也罢，反正就那么诡异的存在着。
有时候我们感慨人生无常，下一秒的事都无法预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读历史的乐趣在于，可以作为旁观者，一眼看尽沧海桑田。

（241）【爱新觉罗·福临卷】
席卷西南
为消除前明势力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多尔衮下令废除南京的副都城地位，设立江南承宣布政使司（行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
改个名字，有多大影响，不好估量，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后来朝廷在此设立一个官职，称为“驻扎江宁织造郎中”，简称“江宁织造”。首任郎中，名叫曹玺。这个人跟皇家的关系，后文中应该会提到。他有个曾孙，很可能算得上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曹雪芹先生。直到今天，还有个数百人的官方组织（红学会）和不可计数的民间组织，专门研究他的作品。
“江宁”这个名称，不是大清发明的，自古就有。之所以取此古称，大概因为顺治，或者说多尔衮，希望江南安宁。
可惜，事与愿违。
本来想搞定了弘光政权，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安抚百姓、改善民生上。结果一纸“剃发令”，闹得举国汹汹。更何况，前明势力并不甘心放弃。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俗话说的，按下葫芦起了瓢。
浙东义军张国维、张煌言等人，奉迎朱元璋的后人朱以海，以鲁王身份监国。
与此同时，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
除此之外，还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长期占据着四川。尽管何洛会拼尽全力，也无法踏进川蜀之地半步。倒不是张献忠的部队战斗力有多强，而是入川的道路实在太难走。
李白曾经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话有些夸张，但不算太假。看过“栈道”朋友应该不难明白，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那就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如果换成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想入川，你咋不上天呢？”
多尔衮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状况，想要一举消灭所有的敌对势力，绝无可能。于是，他下令多铎暂时班师回朝，从长计议。
十月，多铎率大军凯旋而归。顺治亲自迎于郊外，犒赏将士。随后，又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地位上来看，多铎显然已成为朝臣中的二号人物。而与多尔衮同样拥有“摄政王”称号的济尔哈朗，早已名存实亡。
当然，撤回多铎，并不表示就此停战。下令班师的同时，多尔衮就以爱新觉罗·勒克德浑（代善之孙、萨哈廉之子）为平南大将军，作为替补，继续南下。他并没有指望能扩大战果，别把现有的胜利果实弄丢了就行。
不过，这位替补的表现，倒也不俗。在浙东，他与鲁王手下的马士英和方国安连战数场，均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