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夫之“扬丕抑植”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尤其是王夫之对杜甫诗歌进行了极其严苛犀利的贬抑，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思考和讨论。王夫之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他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元稹、白居易、孟郊、韩愈、苏轼、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蒋寅先生在《王夫之诗论的批判性、独创性与诗歌批评的缺陷》一文中指出，王夫之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其诗歌鉴赏水平并不高。虽然所言不虚，但亦不够圆融深刻。吴根友先生在《王夫之杜诗批评的得失斠评》一文中指出，王夫之非议杜诗“诗史”之说，是为了通过与史观照凸显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审美特质，其褒贬立足于他对诗歌本质的界定。就王夫之“扬丕抑植”的评价倾向方面，邢培顺先生在《王夫之评价曹植的得与失》一文中，通过比照王夫之的文艺理念和审美倾向与曹植诗歌创作的特点，系统地分析了曹诗不为王夫之所喜的原因。他既指出了王夫之在批评曹诗上存在的偏颇之处，如其片面追求诗歌的神韵，没有意识到风格就是局限等，又客观地分析了曹植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郭沫若《论曹植》对曹植的负面评价
郭沫若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引起了后世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反思与热烈讨论。若要总结其翻案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他弱化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过分强调事功层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家的评价方面，他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的倾向和前人的看法大相径庭，20世纪70年代萧涤非先生曾撰文对此提出过质疑。20世纪50年代还发生过一场关于曹植评价问题的争论，便是由郭沫若的《论曹植》一文引发。在该文中，郭沫若继承王夫之的观点并大加发挥，对曹植的人品、才能和文学成就基本持否定态度。1955年，贾斯荣先生发表《关于<论曹植>》一文，该文反驳郭沫若的观点，并特别批评了郭沫若的“研究方法”。此后不久，张德钧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廖仲安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这两篇又反驳贾斯荣的观点，为郭沫若辩护。这场争论虽然没有使曹植研究获得实际性的进展，但客观上使曹植研究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事隔二十余年后，徐公持先生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重提这一几乎没有结论的争论，指出了郭沫若观点的偏颇，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此后，曹道衡先生发表《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分析了前人的争论，指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拘泥古人的旧说而不敢创新固然不对，但故意标新立异，处处翻案，也未必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