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没有收进《毛军事文集》，只在《毛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98页）。电报措辞是严厉的。近一个时期，毛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并且必签上4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的决心与焦急。次后毛亲自署名督促西兵团外线出击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发来，措辞一次更比一次严厉。用陈毅后来的话说：“当时的情景，真是火烧屁股——迫得紧！”

为此陈粟于9月3日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外线出击的动员，随即出击豫皖苏。但也是一直难以打开局面，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拉锯近一年，损耗极大，发展困难。“七月分兵”时，华东野战军27万人，军区36万人，合计63万人，为全国解放区第一；到一年后的1948年7月，野战军35万人，军区31万人，合计66万人，基本与一年前持平，外线几个主力纵队元气大伤，编制缺额情况严重。1纵仅20163人，3纵23112人，4纵21800人、6纵20700人，均只有编制数的2/3左右。内线作战的许世友山东兵团情况稍好（如9纵30735人）。这就是华野外线作战一年的情况，与第一年内线作战后兵力翻番相比天差地远，原本兵力全国第一的地位也被东北超过。

5、陈赓兵团不入陕北而下豫西，导致最后的大错
　　关于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毛原意图其加入西北战场。如上所述5月4日的电报规定：“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军事文集》，第4卷50页）。对陈赓兵团的即将到来，西北野战军领导欢欣鼓舞，5月8日彭德怀等致电中央，认为“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并满怀信心地表示：两军合力“六个月内可能完成”消灭胡宗南主力的任务。
　　 5月24日，毛致电陈赓、谢富治：“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毛军事文集》，第4卷83页）。

6月12日，毛又致电陈赓到中央军委面谈，25日陈赓动身。这时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毛对陈赓兵团到底是到西渡陕北还是南下豫西产生犹豫，7月4日要彭德怀考虑这两个方案（《毛军事文集》，第4卷125页）。但陈赓兵团领仍表示应前来陕北。谢富治等于7月5日致电毛和陈赓，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和信心”。但毛出于陕北粮食供应、牵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考虑，已定下了陈赓兵团南下豫西的决定。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与会包括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毛会上提出：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4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毛军事文集》，第4卷143-145页）。
　　 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后一招错着，至此“大转折”的三支大军，全都使用错了。

6、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经略中原的总体评价
　　由上可见，毛的这个第二次“隆重推出”的外线跃进战略，是在刘邓、陈粟、陈赓三路诸侯均有疑虑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南线出击津浦路的外线战略因粟裕上书等原因而修改并为实践证明内线作战之正确，那么此次毛坚持千里跃进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继续内线作战解放区承受不起，会自己跨掉，因此要到国统区吃饭；二是陕北危急，再不出击吸引敌军陕北也支持不住。而建国后50年我们官方历史对这次战略跃进的评价是高唱赞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可惜，无论是毛的考虑还是“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评价，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胜利，证明了内线歼敌的正确。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后，兵力密集，一时无战机可寻，但正如毛在孟良崮战役前后电报一再强调的，必须要有极大耐心，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刘邓表示，现在歼敌“形势很好”；陈粟认为“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但毛因陕北局势过于危急，仓促中强行要求执行外线跃进计划。
　　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军行动谨慎，我军一时无战机可寻，结果被敌军夺取陕北全部县城，我中央机关在敌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甚至能看到敌军篝火，更严重的是粮食不足。从1947年8月23日开始，毛等在佳县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陕北当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浑身浮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于8月30日给陈粟发去了那封措辞严厉的“4A”电报。

毫无疑问，刘邓跃进大别山和陈粟出击豫皖苏，确实可以吸引大量敌军，但我前面已指出，这毕竟是“扬汤止沸”。只有大打歼灭战，才能“釜底抽薪”。刘邓发起鲁西南战役，迫使蒋介石紧急从豫北、陕西、武汉、洛阳抽调5个师增援，真是捉襟见肘。而此前刘邓的定陶歼灭战，又迫使敌军从山东抽调5军、整编11师增援，山东我军趁机取得宿北、鲁南的大捷。当敌军“三大主力”云集山东后，刘邓却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两军你打我拉，使敌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就更为我军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外线出击前刘邓、陈粟力主依托内线再歼敌20个旅左右，完全是有根据的。
　　反之出击外线，则失去大打歼灭战的条件。上述大别山亲历者的回忆就是最好的说明：别说打仗，行军都困难。刘邓和陈粟依托内线打的大歼灭战，每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往往是参战兵力的2倍。这一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解放区都具备的，如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前后，因根据地尚在建设时期，随军民工仅野战部队十几分之一，故歼灭战效果不显著，不及关内我军。外线出击后，南线我军就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

再说调动敌人。刘邓跃进大别山，吸引了敌军33个旅，但其中除桂系由山东抽调外，还是原来郑州绥靖公署的兵力（此时已由徐州陆军总部指挥），因此吸引山东、陕北兵力不多，反而惹出了敌军武汉行营的兵力和白崇禧。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需在后方留守大量兵力（这些兵力在前线失利时也会逐步前调，但我军可各个击破），但刘邓跃进大别山抢占武汉行营的地盘，原本闲置的这支敌军集团如罗广文、张轸、夏威部就倾全力来争夺，重兵云集下我军就难以开展歼灭战。

再说白崇禧。蒋系、桂系原本誓不两立，内战时蒋介石给了白崇禧一个“国防部长”的空衔，实际不用。高山铺惨败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放白崇禧进山。抗战时间桂系就在大别山经营（当时新四军4支队长高敬亭曾建议我军抢先夺占大别山根据地，被否决，高也被枪毙），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加之地形熟悉，结果敌军在我根据地面对的无粮食、敌情不明，饱守袭扰等困难，现在轮到刘邓大军来身受。加上白崇禧被毛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又特别熟悉游击战那一套，不为刘邓机动所调动，集中兵力稳步逐一攻占我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县城，最后迫使刘邓转出大别山。现在我们提到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都一致赞扬刘邓争取了最好的结果，即付出代价，站住了脚，实际根本不是如此。还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所以刘邓创立的大别山根据地，是早已丧失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历来为我军作战所利用。这次是捅了马蜂窝，惹出了白崇禧。白崇禧对他多年经营的大别山十分看重，但对整个中原局势就漠不关心。淮海战役前蒋介石要求白崇禧指挥徐州、武汉两大集团的百万大军，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向桂系交权，但白崇禧根本不理，还扣住武汉行营的3兵团、2军等精锐部队不放，不投入淮海战场。如果是白崇禧而不是刘峙坐镇徐州，淮海战役的进程就难以预料了。

前面提到，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兵力减半。就整个中原军区而言，兵力也减少得厉害。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15万人，与刘邓大军跃进前野战军28万相比，几乎减半。与内线一年作战兵力翻一倍相比，是越打越弱了。还有就是挺进大别山时丢弃了全部重型火炮。我在“歪打正着的朝鲜战争”一文中早就指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枪战到炮战的过渡，如炮兵不足，就会给攻城和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带来极大困难。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邓初期以本身力量独力歼击黄维兵团，但兵力不占优势，火力更处绝对劣势（火炮很少），结果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华野先抽调预备队7、13纵队增援，发起总攻，但5天激战仍无进展。结果华野再次抽调3、11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加入打黄维，并由陈士榘指挥作为主力突击集团，才硬行攻歼黄维。所以，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主要还是由华野承担。粟裕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华野任务一再变化，兵力使用已达极限”，就是指此。
　　淮海战役时两相对比，使华野部分人员看不起中野，“中野不如华野，黄维兵团迟迟不能解决，中野到大别山后没有打什么大仗”（《陶勇将军著作集》，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154页）。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陶勇将军著作集》，158页）。，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一支原本“九战九捷”威震敌胆的大军落到如此地步，使人痛心，正如毛所说，是被拖垮了。

华野战斗力的衰退程度不及中野，主要还是因为不象刘邓一样完全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出击豫皖苏也还是依托老区作战（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但损耗之大也令人惊心。依托内线作战，能接连取得一个个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孟良崮战役更是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从敌数十万重兵集团中硬是“猛虎掏心”强行分割出战斗力最强的整编74师并予以全歼，使敌军上下为之胆寒，而我军损失仅为敌1/3（1万人）。但“七月分兵”后的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外线出击鲁南的叶飞、陶勇1、4纵队，减员2万。加上其他损失，以此5万损失的代价（还要考虑许多重装备丢弃），我军在内线作战的话，还可以多打几个类似孟良崮的战役，歼敌4—5个战斗力很强的整编师，实际上可完全打破山东敌军的重点攻势（这也与粟裕反对千里跃进江南的主要理由之一相似）。

华野“七月分兵”后，主力分在豫皖苏、胶东、苏北三处，兵力最大的西兵团也只有6个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既要歼灭敌军大部队又要阻击敌援军，是不够的。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一直是敌我双方的主战场，战局成败关系重大，粟裕一贯用兵谨慎，深知阻援成败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如不能有效阻止敌增援解围，不但围歼敌军集团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不能顺利地撤离战场，将陷入全面被动。在粟裕指挥的合围作战中，阻援兵力多于围歼兵力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孟良崮战役以11个师的兵力围歼整74师，而以18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粟裕以2个纵队围攻开封，以7个纵队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第二阶段则是以4个纵队围歼区兵团，以5个纵队阻援；济南战役攻城14万人，打援却有18万人。但“七月分兵”后我外线西兵团仅6个纵队，除在沙土集和金刚寺打了中小型歼灭战外（还有与陈赓兵团联合攻克洛阳），基本上与敌军主力来回拉锯，疲惫不堪（这一点也是粟裕反对跃进江南的论据之一，下面再述），与内线作战中一个个空前大捷有天壤之别。

毛“十大军事原则”的第4点强调：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但刘邓大军和华野外线兵团一年作战下来，就陷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中，恰恰违背了“十大军事原则”。
　　这是军事问题。还有根据地消耗、特别是粮食问题，这也是毛跃进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当然，继续在内线与敌军扭打，根据地前沿是会遭很大破坏，但这是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所决定，不“打烂坛坛罐罐”就要吃掉敌人，是不现实的。问题是，老解放区是否经得起消耗？答案是肯定的。淮海战役时，毛预计我军连俘虏有80万人吃饭，为此要求动员数百万民工支前。那么这些民工和物资主要来自哪里？老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粟裕认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反复考虑，并征求华野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遂向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如果“老解放区能继续支持战争”，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一线进击，把敌逐步削弱和歼灭在徐州附近地区。这一建议又一次得到中央军委、毛的同意，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可见淮海战役时，粟裕主要还是考虑老解放区的承受能力。

根据地除粮食外还有一兵源问题。战争初期我军壮大确实要以征兵为主，但随着歼灭战越打越大，就以补充俘虏为主，正如“十大军事原则”所强调：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点刘邓和陈粟做得最好，将大部分俘虏变成了解放战士。刘邓部内线作战一年“九战九捷”，基本以补充俘虏为主要兵源，征兵不多，但因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实力越来越强。陈粟部也是如此。淮海战役开始时投入36万人，战争结束时反而有42万人，就是利用每一个战役阶段整补俘虏的结果。因此南线我军的兵源补充对解放区人力损耗不大。对比东北野战军，则补充俘虏工作较差，1947年歼敌30万，仅补充俘虏5万。四平攻坚战后损失最大的1、6、7纵队均补充大批俘虏，但因思想政治工作不细，开小差不少，有的叛逃，留下的也难管教（也有东北敌军老兵比例大的因素），故各纵队均不欢迎俘虏，野战军总部被迫解散警卫部队进行充实。与南线我军主要补充俘虏不同，东北野战军主要靠组建二线兵团充实野战军。罗荣桓要松江省征兵5万，松江省领导面有难色，称负担不起。罗荣桓指出松江省土改搞得彻底，大有潜力可挖，结果松江省征兵5.7万，超额完成任务。通过组建二线兵团，东北野战军力量翻番，最后达到百万大军。而南线的我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力物力合在一起大大超过东北，又经过抗战严峻考验，支援战争能力只比东北强。

至于出击外线，无论粮食和兵源都成大问题。外线作战，打歼灭战机会少，补充俘虏也少；国统区本就遭蒋介石竭泽而渔的搜刮，加上敌我双方反复拉锯，农业遭到极大破坏；又因我军机动作战，土改成果不能巩固，农民参军积极性也不高。
　　所以，毛打出外线保存根据地的想法事与愿违，对老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估计过低，对到国统区吃饭、征兵的估计又过于乐观，结果几乎导致两头落空。
　　有人说：红军时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正是打出外线才取胜的吗？第五次反围剿不就是因为死守内线而失败？抗战时我军不也是跃出日军合围圈才粉碎日军的“扫荡”吗？凭什么指责千里跃进中原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