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借这个贴再说一句，我个人非常感谢秦墨我觉得秦墨将墨家最基本准则引入秦国帮助秦国，个人认为墨家很多思想融入了秦国很基础的国策(除了君王贤者上之，其他在秦国都有影子，就是天志也给自己弄了个始皇帝最后变成了皇帝就是天子。兼爱变成了天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也就是除了皇帝太子啊，你们生来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认为，我推崇的墨家在墨子死的那一刻就已经分崩离析了，就没有继承人，分派后也没个亲儿子再次统合成大墨家。反正我是很推崇墨子的，他在当时肯定用自己的力量救了好多人！！发展到现在两千年，大秦汉，隋唐这种大一统领土主权思想为根本，用儒释道三种思想给人一个相对客观的价值观还是挺好的

《战国策》所载策士之辞，在述及秦国时，常常称秦为“虎狼之国”或“虎狼之秦”，如《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
楚王也回答说：
“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又《西周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章，游腾对楚王说：
“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
《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章，虞卿对赵王说：
“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
《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章，苏子说魏惠王曰：
“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
《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新，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
“虎狼之秦”的说法，在《史记》述及战国史的文字中，也常常可以见到，由于《史记》记载战国史事所据材料多来源于《战国策》中的一些篇章，这样的说法出现在《史记》中实属当然。此外《史记》还记载，秦末楚汉相争时，樊哙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也说：“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淮南子·要略》亦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盐铁论·褒贤篇》也说：“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战国策》一书中的材料，大多也形成于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可见，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虎狼之秦”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此段历史时期中的东方六国，却极少被冠以“虎狼”之名。那么，“虎狼之秦”到底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战国晚期以来人们称秦为“虎狼之国”？

考查“虎狼”一词及其相关语，在春秋时代的使用，大抵包含三层意义。《左传》文公十三年载，晋人设计诱获仕于秦国的士会，秦人中计派遣士会去与晋人相见，士会推辞时即说：“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又《左传》哀公六年，齐国的陈乞说：“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云云。这两例中，“虎狼”一词均表示为人凶残暴虐而无信义。
《左传》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的儿子伯石生下来时，叔向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国语·晋语八》对伯石亦有类似的记载。这里，“虎狼”被分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音容相貌，具备这样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为不祥，有狼子野心。从上面所举二例中二人的行事及结果看，这样的人最后都能灭家毁国。
“虎狼”的第三个含义则与“戎狄”有关，《左传》闵公元年载，狄人伐邢，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国语·周语中》载富臣对周襄王说：“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在这里，戎狄被视为豺狼，被视为贪而无厌，在中原国家的眼中成为另类，受到排斥。
“虎狼”的这三种含义，均尽数保留存在于“虎狼之秦”这一词中。秦被看作凶残暴虐而无信义，《战国策》、《史记》等书中屡有记载，例如屈原劝说楚怀王不要去会见秦昭王，所举原因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陆贾言秦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汉代文学儒士也说秦的残暴是：“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慄，…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此事又见载于《史记·鲁仲连列传》，《史记集解》引谯周云：“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此处《史记索隐》云：“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故谓秦为首功之国也。”秦人自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后，对国内刑法之酷烈，对国外征战之凶残，东方六国皆有目共睹。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推断，战国时虽屡遭战祸，但人口尚有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秦统一全国后在其暴政下，更是“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这107年里，有明确数目记载的，经统计，秦军共斩首敌军1678000人。对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晚期秦军斩首敌军之数，已有学者表示怀疑，以为有夸大之饰，但秦人在战争中的残酷无情和崇尚首功，则是毫无疑问的，《商君书》言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项羽所言秦“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在当时恐怕是多数人普遍的观念。

所以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诸子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在全国强制推行秦国的文字，而东方六国的文字就只残存于汉代发现的“古文”经中了。（汉代学者后来对“古文”经的研习和推崇，是否是对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有关战国文字，可参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揭示秦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其它六国文化的差异。由于地域不同各国文化上存在一些差异并不奇怪，不仅秦与六国之间存在差异，即是六国彼此之间也不例外。但秦在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上与六国存在的这些差异，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性，我们已很难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种差异。东方六国之间由于区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却没有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对抗性。秦在战国时期文化上的变异及其发展，较之仍保有周之传统的东方六国文化，已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它在制度、价值观、文字等等方面新的发展，已不被保留了较多周制的东方文化所接受容纳。
六国在军事上的抵抗随着秦统一天下而以失败告终，但东方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这种冲突和对抗，并没有随着秦灭六国而消解。统一天下后的秦在实施各项制度、政策方面，都对原来东方六国的文化施行压制与征服。（都造成了事实上的对原东方六国的文化压制。）秦统一后，在帝国内整齐度量衡、文字、货币、律令，对社会的发展虽有利，实则是以秦的文字作为全国的规范文字而废除了六国的文字，以秦的度量衡统一六国的度量衡，以秦的货币作为全国的通行货币，以秦律作为全国的律令的基础。其实质是把秦国的制度推广到全国，以秦的制度来取代六国的制度。所以有学者说，“秦始皇统一后采取的各种措施，从文化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以秦文化取代、消灭六国文化的文化征服措施。”“虎狼之秦”语已成谶，原来的六国地区现在面临被强制接受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不仅如此，近年来学者还注意到，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关中秦国本土和关东六国故地，实行着不同的政策，秦统一后的行政制度总的说来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秦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加以销毁；又把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也迁至关中咸阳，这致使关中后来十分富庶，《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而承担秦帝国繁重徭役的却主要是关东六国人，这已被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赵背户墓葬群出土记载死者籍贯的瓦文和相关文献看，修建始皇陵的大批服役人员，都是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
这种压制和征服引起了六国故地普遍的敌对和反抗，它是战国晚期以来六国与秦对抗的延续，并且可以说在秦王朝短期的统治时期内，一直都隐存着这种与秦对抗的情绪。这些反抗力量主要活动在关东地区。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韩国旧族张良的狙击，因击中副车未果，主事者张良在秦灭韩后，曾把全部家财用来求客以刺秦王，为韩报仇；公元前211年，又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书写：“始皇帝死而地分”。这种隐藏在关东六国故地的对抗力量，秦始皇应该有所注意，也许他的四次出巡关东与此不无关系。
秦末的反秦起义，大部分也发生于关东地区。陈涉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各国联合反秦的局面，和战国晚期六国对抗秦的局面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秦末，起义者犹能凭战国六国之旧名号召天下，可见秦虽统一天下十三年，但山东六国的反秦情绪依然一直潜存，所以司马迁在叙述此事时，说这些反对者是“合从西乡，名为伐秦”。
六国反秦情绪的长期存在，仅用政治上的原因来解释也是不够的。大凡使一国一朝屈服，在政治和军事上较为容易，而在文化上却相当困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事。被目为“蛮夷”和“虎狼”的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禁绝《诗》、《书》百家之学，企图用秦国文化统一全国的文化（也就是要以一种新的吏治文化来替代六国的礼治文化），做得似乎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在秦统一的这十五年里，秦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六国固有的文化并没有被征服或消灭。
所以我们看到，在陈涉首事率众与秦对抗时，齐、鲁的儒墨缙绅作出了热烈的反映，他们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往归陈涉，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涉的博士，最终与陈涉同死。对齐、鲁儒学缙绅之士来说，陈涉反秦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史记》的解答可能一语中的：“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而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实际上，齐、鲁学士对秦可能积怨已久。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不久，东巡郡县，曾召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儒生对始皇的举动多有微词，始皇甚为不满，“由此绌儒生”，并且在梁父举行禅礼时竟然采用秦国祭祀上帝的礼仪，还不让诸儒生参与封禅之事。儒生后来在秦庭称说《诗》、《书》主张封建的秦博士淳于越，也是东方齐人，但始皇否决了他的提议而采用李斯的意见，焚天下《诗》、《书》、百家语，焚毁六国史书尤其剧烈。后来被始皇坑杀的诸生，据公子扶苏讲也都是“诵法孔子”的六国之士，所以儒生皆责骂秦始皇“诛僇文学”。秦虽置博士七十人，也多是“备员弗用”，而“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
对秦一味严刑峻法缺少仁恩的统治策略，汉代学者在论及秦亡原因时多有批评，如博士贾谊批评秦政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教、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后来这些事被汉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时作为一个罪证，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诏书里说：“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这里的“修文学”即修经术。这里所说“聚于江、淮之间”的仍是“山东儒、墨”，大部分即是齐、鲁之士，他们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于当时容纳他们的王国。
持东方之学的齐、鲁儒士对秦制的斥责以及对汉制隐晦的批评，在西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在武帝时已部分取得成就，但东方儒学的真正复兴（经过变通的儒学），齐、鲁儒学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却是在西汉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间。这在昭帝始元六年举行的“盐铁论”中已有明显的透露，这次会议召集了当时各地六十多名“怀《六艺》之术”的贤良、文学，借论盐、铁来“舒《六艺》之风”。在会议上，很多内容是围绕着批评秦政而展开，儒学之士主张儒学礼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为主的御史、大夫则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这次争论，是儒学之士对隐含在汉制之中的秦制的对抗。
由于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并发扬齐、鲁文化的不断努力，在汉代终于出现了几次更化秦制的举措，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制”，汉成帝时罢废雍五畤，建立南北郊，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来的汉制，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一种周制、齐、鲁制与秦制的混合。
综上所述，可见，“虎狼之秦”的称呼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的原因

游戏吧怎么看到了墨子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