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登台 与康洪雷导演深度交流
舒可文：首先当然非常欢迎我们的读者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么一个关于一个问题的讨论。当初我们在策划这期封面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疑问，因为我们通过在网上的一些，就是这部电视剧观众的留言、评论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一个电视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支持它的和反对它的都显得如此的立场鲜明和观点激烈。
所以我们就想这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那么喜欢它？有这么多人又那么不喜欢它？它的问题纠结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我们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写作团队来说，我们其实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的人觉得很喜欢，有的人就说看了两眼就没看下去。问题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的追问起点也挺极端的。后来我们想这部电视剧它之所以能够引起这样的泾渭分明的不同判断和各种各样的热议，它一定不是一个关于电视剧本身，就是从戏剧的艺术性不会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通常人们对一部艺术作品，如果从作品本身去讨论的话，那就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很容易放下。但是这部电视剧是那么的不容易放下，原因到底在哪儿？后来我们这个集体非常认真的，回去大家都仔细地看这个戏，并且是进行过两、三轮的讨论。后来我们发现这里边确实有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这个标题定为是“极端主义”，它极端在哪儿？其实恰恰因为是这种极端让有些人一下触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大家愿意跟着剧情、跟着这个创作团队一起去思考这些问题，它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它无论从制作的界面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过于裸露，这个问题像没有包着皮的鲜鲜的流着血的肉，人们不愿意这样去观看一部电视剧。恰恰就是因为它这种把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推到了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所以我们在导读里面就说到，像哈姆雷特说的生或者死是一个很高贵的问题，因为你至少可以选择生，你不愿意生的话你可以选择死。但是对于那些炮灰团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走在一条必死的路上，可能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心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因为一次次的败仗，背井离乡，他们心可能已经死过很多次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禅达”这么一个虚构的地方，前面的路还是死，无论是什么战斗他们是第一批上去作为炮灰的，他们要经历的还是一次继续的失败。那这个时候他所有的问题我们就想，很多讨论实际上是在人生的情况下才值得讨论，但是在面临死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值得讨论？
比如我们说的个人主义啊、集体主义啊，或者种种的主义都是关于生活场面的一个规划，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对它有所规划，但是在你将要死、不活的情况下，那这些规划都没有意义，那剩下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值得在内心珍重的？就是他把问题推到这么一个极端的境地，所以就显得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的整个采访和追问实际上是从这个立场去开始的，尤其是对比前几年的许三多，因为许三多是赢得了观众的热情、支持，是远远超出这部戏的，就是基本上大面积的喜欢他，这里头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许三多他其实是关于生活的规划，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人，我们没有面临死亡，我们还要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的问题显得对更多的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这个时候《我的团长我的团》就表现的是完全另外一种质地和面貌，我们的问题从这儿开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讨论，一方面由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参与对康导的追问，对这部戏的追问，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同时当然这部戏的观众和我们杂志的读者朋友，希望也能参与我们的追问，让大家对这部戏有更直接、更透彻的了解和体会。
这两部戏，许三多早就播完，《我的团长我的团》也已经第一轮播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大概也都看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部电视剧，其实它会深入到关于我们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我们对父辈的成功失败的体会和反思，种种问题实际上都会从这部戏引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深入的课题会很多，简单、极端、生命、死亡、家国、种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追问当中呈现出来。我就做这么一个解释和开场白。
主持人阎琦：下面咱们就赶紧发炮弹向康导（笑）
舒可文：首先当然非常欢迎我们的读者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么一个关于一个问题的讨论。当初我们在策划这期封面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疑问，因为我们通过在网上的一些，就是这部电视剧观众的留言、评论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一个电视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支持它的和反对它的都显得如此的立场鲜明和观点激烈。
所以我们就想这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那么喜欢它？有这么多人又那么不喜欢它？它的问题纠结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我们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写作团队来说，我们其实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的人觉得很喜欢，有的人就说看了两眼就没看下去。问题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的追问起点也挺极端的。后来我们想这部电视剧它之所以能够引起这样的泾渭分明的不同判断和各种各样的热议，它一定不是一个关于电视剧本身，就是从戏剧的艺术性不会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通常人们对一部艺术作品，如果从作品本身去讨论的话，那就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很容易放下。但是这部电视剧是那么的不容易放下，原因到底在哪儿？后来我们这个集体非常认真的，回去大家都仔细地看这个戏，并且是进行过两、三轮的讨论。后来我们发现这里边确实有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这个标题定为是“极端主义”，它极端在哪儿？其实恰恰因为是这种极端让有些人一下触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大家愿意跟着剧情、跟着这个创作团队一起去思考这些问题，它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它无论从制作的界面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过于裸露，这个问题像没有包着皮的鲜鲜的流着血的肉，人们不愿意这样去观看一部电视剧。恰恰就是因为它这种把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推到了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所以我们在导读里面就说到，像哈姆雷特说的生或者死是一个很高贵的问题，因为你至少可以选择生，你不愿意生的话你可以选择死。但是对于那些炮灰团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走在一条必死的路上，可能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心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因为一次次的败仗，背井离乡，他们心可能已经死过很多次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禅达”这么一个虚构的地方，前面的路还是死，无论是什么战斗他们是第一批上去作为炮灰的，他们要经历的还是一次继续的失败。那这个时候他所有的问题我们就想，很多讨论实际上是在人生的情况下才值得讨论，但是在面临死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值得讨论？
比如我们说的个人主义啊、集体主义啊，或者种种的主义都是关于生活场面的一个规划，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对它有所规划，但是在你将要死、不活的情况下，那这些规划都没有意义，那剩下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值得在内心珍重的？就是他把问题推到这么一个极端的境地，所以就显得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的整个采访和追问实际上是从这个立场去开始的，尤其是对比前几年的许三多，因为许三多是赢得了观众的热情、支持，是远远超出这部戏的，就是基本上大面积的喜欢他，这里头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许三多他其实是关于生活的规划，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人，我们没有面临死亡，我们还要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的问题显得对更多的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这个时候《我的团长我的团》就表现的是完全另外一种质地和面貌，我们的问题从这儿开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讨论，一方面由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参与对康导的追问，对这部戏的追问，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同时当然这部戏的观众和我们杂志的读者朋友，希望也能参与我们的追问，让大家对这部戏有更直接、更透彻的了解和体会。
这两部戏，许三多早就播完，《我的团长我的团》也已经第一轮播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大概也都看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部电视剧，其实它会深入到关于我们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我们对父辈的成功失败的体会和反思，种种问题实际上都会从这部戏引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深入的课题会很多，简单、极端、生命、死亡、家国、种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追问当中呈现出来。我就做这么一个解释和开场白。
主持人阎琦：下面咱们就赶紧发炮弹向康导（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