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述论
吴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是指达斡尔人用满文满语创作的作品，不同于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历经17—18世纪萌芽、19世纪兴盛、20世纪衰落的发展过程，而敖拉·昌兴、顿吉纳、胡格金台等人的作品具有重要地位。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促进了达斡尔族母语书面文学和达斡尔族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达斡尔语书面文学

一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是指达斡尔人用满文满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达斡尔族最早的书面文学是用满文满语创作的，但此类文学作品存世不多，要了解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发展历程，则需要把奏文、家谱、碑刻、历史典籍纳入我们的考察视野。
17世纪中叶，因沙俄入侵，达斡尔人从黑龙江北岸迁至嫩江两岸定居。达斡尔上层阶级为了在朝廷做官，学习满文，普通百姓也广泛接触满族文化，用满文记录家谱。如，《敖拉姓总族谱》满文序言之汉译文载：“多新屯敖拉氏原祖呼力尔肯，原址多新屯人，姓敖，前朝时德都尔屯主人，绰号昂古拉，率其九子在清国崇德年间投于奉天。在编织族谱与多新屯敖姓人呼力尔肯给三品阿思汗哈方，铭其领族人云，又自黑龙江山河移时赏与世世相袭保硕若尼章京三员使该子孙相传世袭，居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布特哈地方管理区事务。续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正月姓敖之多新族众会同设立族谱送于外务部上奏于著册而置。”[1]658笔者认为，把这段记载敖姓达斡尔人的历史材料可视为达斡尔书面文学作品，达斡尔人满文家谱可能是达斡尔书面文学开端。有了满文，达斡尔人才把祖先的记忆书写在案。目前，学界发现的满文家谱有《郭布罗氏莽乃莫昆族谱》《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谱》《布特哈鄂嫩氏总族谱》《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谱》《布特哈达斡尔德都勒氏家谱》《布特哈郭布罗氏塔温浅族谱》《布特哈达斡尔苏都尔氏家谱》等。[2]5-6但笔者未能查阅到这些家谱的具体内容，难以判断这些家谱是否从17世纪传承而来。达斡尔族家谱是了解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重要材料。
清代达斡尔官员的奏文多数以满文书写，其中有些文本涉及达斡尔历史文化，且其书写具有一定的文学特色。如，玛布岱为苏都日哈拉人，康熙年间任齐齐哈尔总管，建齐齐哈尔城及达斡尔族披甲时任副都统官衔。他呈文建齐齐哈尔城：“我等祖、父等自黑龙江来嫩江归顺圣主以来，四十余载，逢遇太平，散居六百余里，随意逸乐。今闻厄鲁特、喀尔喀相互征战，若众巴尔呼等穷寇得知我等诸村散居而肆意侵扰，则欲保妻孥，亦非一时所能收，且皇上之事，亦将难以适量采获。据此，我等请愿披甲，于我等住所附近，择一形势之地，筑城聚居。”[3]410这篇奏文反映达斡尔的迁徙及其嫩江流域生活情况，可视为一篇满语书面文学作品。
那么，十七八世纪有没有其他形式的达斡尔人满语书面文学作品呢？1953年，孟希舜收集整理的《达斡尔族诗歌集》中有多篇满语作品。其中《在兵营》《到甘肃当兵》值得探讨，但这两篇没有具体作者和创作时间。《在兵营》记录驻防墨尔根城(今嫩江地区)的达斡尔族官兵生活。恩和巴图认为，根据内容，该篇应该在雅克萨战争之前，至少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之前问世的。[4]按此说法，《在兵营》可成为目前发现最早的达斡尔人满语书面文学作品。当然，仅依靠内容很难下定论，对其创作年代，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到甘肃当兵》记录到武汉购买兵器的事情，因此也译作《湖北行》。有些学者根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之前达斡尔族士兵驻防伊犁三年一换防，以及该作品在内蒙古地区广为流传的情况，认为《到甘肃当兵》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前创作的。[5]笔者认为，对这两篇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18世纪，另有两位达斡尔族官员的奏文值得研究。一是布特哈副总管奇三的奏文。奇三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是黑龙江省讷河满那屯郭布勒哈拉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奇三体谅民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反抗贪官污吏，拦御驾为民请命，上交状文。这就是流传于达斡尔民间的“奇三告状”事件。这篇奏文在达斡尔民间以满文手抄本形式流传，在《布特哈副总管奇三的上奏文及其处理经过》中有详细记载。二是阿那保的奏文。阿那保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其奏文反映了阿那保家族从黑龙江迁徙到讷河满那屯的过程，是研究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奏文名为《布特哈达斡尔族勤勇公阿那保纪恩录》。[6]33-35

三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是达斡尔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达斡尔族母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敖拉·昌兴创作使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进入发展高峰，推动了达斡尔族母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融合。随之，达斡尔族母语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许多达斡尔母语文学作品问世。如，玛玛格奇(约19世纪中后期人物)的长篇叙事诗《在齐齐哈尔看戏》《赴甘珠尔庙会》；钦同晋(1880—1938)《耕田赋》《渔歌》《伐木歌》《读书篇》《酒戒》《色戒》《财戒》《气戒》；孟希舜《养马篇》；金荣久(约20世纪初人物)《狩猎诗》《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即兴诗》等。可以说，没有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就没有达斡尔族母语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受满文翻译文学的影响之后，达斡尔族汉语书面文学开始兴起与发展。在清代，达斡尔地区，八旗学堂教授满语文课程，至清朝晚期，达斡尔人聚集地区满文私塾教育非常普及。光绪末年，私塾教育开始教授满汉两种语言文字，而辛亥革命后，以汉文为主、兼学满文。[9]371清代，在达斡尔民间，兴起“唱书”活动。“唱书”，达斡尔语称为“毕特何艾拉贝”(biteg ailaabei)，意为用达斡尔语演说小说。演说时，要以一定的调式咏唱出来。在“唱书”时，歌手所用的底本多为满译的汉族文学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9]472-473敖拉·昌兴的满语诗歌题材多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如，《孔明赞》《关公赞》等。敖拉·昌兴满语、汉语、达斡尔语混合诗也标志着达斡尔族汉语书面文学的萌芽。此时，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创作不仅开始向达斡尔族母语文学过渡，而且还推动了达斡尔族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与达斡尔地区的满文教育密切相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达斡尔人入官学学习满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题准：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锡伯)、索伦、达祜里(达斡尔)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祜里及上纳貂皮达祜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12]《黑龙江外记》载：“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八旗官学，各草堂五楹，皆乾隆九年建。”[13]八旗每佐送一名学员学习满文。满族政权的建立以及满文教育的发展，促进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推动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东北文化重镇齐齐哈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置黑龙江将军，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自墨尔根(今嫩江)移驻齐齐哈尔，此后二百多年，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将军辖区的中心城市。光绪十八年(1892年)布特哈达斡尔人顺太编写的《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序言中明确说明，该辞典是在齐齐哈尔城编写的。在齐齐哈尔城，还出现了著名的达斡尔族藏书家敖庆善(1867—约1938)。敖庆善，字同甫，精通满、蒙古、汉等三种语言文字，藏书约600余种、3 000余册。其藏书中有听松楼新刻本《新刻满汉字诗经》、乾隆武英殿刻本满汉合璧《五经》《四书》《御制满蒙藏汉文四体清文》、满文抄本《三国志》、道光刻本的满文《聊斋志异》、光绪抄本《黑龙江城事宜》等珍贵书籍。后来，敖庆善把一部分图书捐献给了齐齐哈尔图书馆。[14]达斡尔族文学家顿吉纳亦是齐齐哈尔人。达斡尔族文学家敖拉·昌兴在《巡边诗》中提到，要到齐齐哈尔城谒见将军都统禀报巡边实情。由此看来，齐齐哈尔是黑龙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设有八旗学堂，满族文化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很多著名达斡尔族文化人士的成长。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的发展不仅深深地影响到达斡尔族文学、文化，而且推动了与满族和锡伯族满文文学的发展。对于满族母语文学发展，关纪新说：“由于满文的草创(1599年)，与满洲人举族进入中原(1644年)二者相距的时间较短，这个短暂阶段满洲内部又处在大动荡过程，满洲人的母语写作没能得到比较充裕的发展、完善；继而身陷中原，辉煌的汉族文学对满洲上层知识分子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作用力，满洲人自身的母语写作，便受到新一轮的遏制和挤压。”[15]满族母语文学虽然没有足够的发展，但在满语文的影响之下，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乃至达斡尔族母语文学得到的充足的发展。达斡尔族传承发展了满族文化，当关内满族绝大多数不能使用清文清语时，达斡尔人却“皆以清文”为交际工具。民国时期，满文“仍在达斡尔社会里完整地通用”，官署向村长、屯长所发的“公文都在用满文”。[16]“满族书籍、满族时尚、满族思想，成为北方通古斯人的标准”，19世纪以来，“满语在吉林、沈阳和部分黑龙江地区消失之后，还在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中保留着”，亦即“满语满文犹存而未改也”。[17]在达斡尔地区，来往书信、春节对联、办丧事的祭文等大多用满文。据1957—1959年民族调查，“三四十岁的人，大多数能识满文”。*《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及哈布奇屯达斡尔族情况》，第24、25页，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0年编印本。正因为达斡尔民众有此需求，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才发展起来。同样因为历史因素，达斡尔族作家也深深地影响到锡伯族文学。达斡尔族文学家顿吉纳长期生活在新疆锡伯族地区，其满文创作深深地影响了锡伯族文学发展，锡伯族学者认为顿吉纳是“清代锡伯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锡伯化的达斡尔族作家。”[7]131，161这主要是因为顿吉纳后半生生活在锡伯族人民中间，其代表作《顿吉纳见闻录》《顿吉纳》反映了锡伯族生活，为研究清代锡伯族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锡伯文与满文接近，锡伯族文学与满族文学发生关联，而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又借助满文兴起，因此说，达斡尔族、锡伯族与满族这三个民族的文学发展都与满文文学密切相关；而满文翻译文学也影响到蒙古文学和东北满—通古斯语诸民族文学。其中，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是满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