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说说赵教授2018年1月28日这一集。这一集，我们按照赵教授讲课的顺序来讨论。
首先说三道奏札，这是司马光辞别宋神宗时写了三道奏札。
第一道奏札，司马光要求在陕西免除实行青苗法和免疫法，理由是陕西闹灾，老百姓颗粒无收。这个理由算是理由吗？闹灾和颗粒无收跟不实行青苗法和免疫法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按说越闹灾越应该实行青苗法，只不过要免利息或减利息。但是司马光并没有说要降息和减息，只说不实行青苗法和免疫法。本来就闹灾，老百姓颗粒无收，不知道不实行青苗法，老百姓还怎么过。
第二道奏札，希望不要让陕西的年轻人去戍边，理由是青壮年都去当兵，农业生产就要耽搁，这对农业生产很不利。这里有两个问题：（1）陕西的青年不去当兵，其他地方的青年就应该多去当兵。（2）农业生产搞好了，外敌自然就不会侵略了。这些道理说得通吗？
第三道奏札，不能把内地兵调到边境上去，内地不能空虚，要防止老百姓造反。这个奏札算是有一定道理。
接着是司马光西进，看到因天灾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非常同情，还算司马光有点德行。但是同情有什么用呢？不如付诸行动。王安石当初大搞水利和后来大搞农田水利法，不是在用实际行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抵抗旱灾、水灾，让老百姓尽量减少因天灾所造成的庄稼损失吗？怎么当初王安石搞水利建设出了点小差池，赵教授就那么不能容纳呢？
再接着，赵教授用了很大篇幅“控诉”了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毛病或罪恶，一是利息过高，有的地方利息甚至高达数倍，老百姓痛苦不堪；二是国家拿陈粮换老百姓新粮，不公道。这条指责比较牵强。因为据说当时宋朝国库粮食几乎没多少库存，国库粮食基本上是一年赶着一年走，那么国家实施青苗法顶多是用头一年的粮食换老百姓手里第二年的粮食，不算是赵教授所说的国家拿陈年老粮换老百姓新粮食。再则，有的地方实施青苗法，采取的是现金，那么赵教授所说的国家拿陈年老粮换老百姓新粮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总之，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笔者并不想否认，尤其是在早期。但是，据其他资料记载，青苗法在一些地方实施还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是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的，譬如邓绾、李参、王广渊、王广廉、李定等所在的府、州，据他们实事求是地讲，就取得了良好效果、老百姓都感到灵便。像取得良好效果的地方，肯定还有不少，只是史料不记载罢了。
据我估计，青苗法在全国实施总的情况是：三分之一实施得比较好，三分之一实施得比较一般，三分之一实施得比较差。而就是这三分之一实行的比较差的，给青苗法造成了恶劣影响，成为反对派无限夸大青苗法负作用，欲彻底否定青苗法的把柄。而后来的宋史编者，由于倾向旧党，就故意隐藏青苗法实施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而突出青苗法实施效果比较差的地区。
既然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效果有好有坏，那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青苗法本身的毛病，而是实施过程中的毛病。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毛病，就应在实施过程中修改毛病、改进工作，而不能因噎废食，彻底否定新法。
司马光有一个做法值得肯定，那就是他后来到地方任上，要求在实施青苗法过程中不要强迫贷款，这个观点值得称赞，但这又何尝不是王安石一开始的想法呢？以王安石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忧国忧民，他能执行出一种祸国殃民的法律吗？实际上，王安石制定青苗法一开始就要求实施者不能强迫，如果那时司马光早就提醒王安石要注意这点，相信他们二人可能就会就青苗法达成共识，一起合作把青苗法推行好。可惜的是，司马光一开始反对青苗法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些，而是因为青苗法与民（这里的民，实际上是大官僚、大地主）争利，这是他反对青苗法的最根本原因。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黄帝每天为给官员发工资没钱而着急，而司马光却一个劲的要求取消新法，又想不出增加国力的办法，照样一个子不少的拿工资，这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司马光一辈子负能量太大，一辈子光说这不行那不行了，就没听说过他说行的）。不然，君实公为了抗议新法实行，可以拒领朝廷俸禄，因为他领的俸禄中，有不少是实行新法而给国家带来的收入。或者，君实公可以将自己修园子的钱无息贷给贫困农民，让他们度过灾荒，笔者给司马公磕三头。

今天的节目开始直接批判了。

下面说说赵教授2018年1月29日这一集。在这一集里，赵教授可以说把王安石新法全面“数落”、“鞭挞”了一番。据赵教授讲，她还想给新法留些情面，但出于公正需要、客观需要，不得不给新法做出客观、公正评价。看来，赵教授于公于私，都是凛然持正的。那么我们就领教一下赵教授的所谓公正评价。
●首先说青苗法。青苗法在前几集里，已经受到了赵教授的猛烈“抨击”，在赵教授那里，青苗法已经基本上被判了死刑。而敝人对青苗法的看法是：（一）、一开始毛病颇多，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二）逐渐进入较稳定时期，实施效果在全国的情况是：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三）后期，王安石、神宗对新法做了重大调整和完善，就全国而言，正确实施青苗法并取得较好效果的，大概要占70%左右，实施效果不好的，只占30%左右。而反对派指出的青苗法的毛病基本上是青苗法实施前期和中期的毛病。他们根本不去理会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调整和进步。
●其次是“农田水利法”。赵教授对农田水利法取得的巨大成效而不顾，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叫淤泥法，说河里的淤泥冲出来，会淹了老百姓的好田和坟墓。难道老百姓放淤泥时不会想到这一点，不会提前做些预防？专门放淤泥从河里冲出来淹坟墓或良田？即使有这种情况，也是极少数、极个别情况，不能说全国用淤泥造良田都以淹老百姓祖坟、房屋和田宅为代价。
为此，赵教授还专门举出程昉在滹沱河搞淤泥法，没和每个老百姓具体商量，并经每个老百姓都同意就开始动手做例子，说明程昉搞淤田是违反民意。请问，现在我们建高铁、建高速公路，其走向如何，是不是都必须征得每家每户的同意？如果要征得每户老百姓的同意，那么有老百姓给1000万一亩的补偿，他也不让你在他责任田里修高铁，你怎么办？程昉搞淤田没经过每家每户同意自然不对，但以此就大加否定淤田法的积极作用，不能使人信服。再一个，全国搞淤田法取得的成效多了，一个程昉出了出题，不能代表所有农田水利法实施效果不好。
再说，王安石说推行淤泥法没必要一户一户的征得同意，有当地官员认可就可以了，这是王安石相信地方官员的做法，相信地方官员绝大多数不是那种专搞挖坟绝墓、专害黎民的人，就像现在，市里推行某项政策，市长没必要一户户去征求每个老百姓同意，只要大多数老百姓认可就大致可以了。
还有，赵教授还武断地说，程昉在滹沱河搞淤田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不知道赵教授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因为有时一项措施老百姓不同意，并不是因为这项措施对老百姓不好，而是因为老百姓有时目光较短浅，看不到这项措施给他带来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同时，赵教授还断言，程昉搞淤田4000亩，肯定淹了老百姓不少坟墓，对此敝人要问：难道官员和老百姓在淤泥放出来之前眼看着不该淹的坟墓被淹、不会搬迁？
●再说募役法（也叫免役法）。尽管苏轼比较认可，但是赵教授对此也是不大满意，理由是免疫法让人掏钱，人家要是没钱呢（对此官府就一根筋，你掏不了免役钱，我就不会让你为国家白干几天活，非让你掏钱吗）？尤其是还让原先一些不该掏钱的人掏了钱，比如有些低保户，就要出助役钱。让低保户出助役钱，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大概也是有点象征意义吧，譬如两个女人一家子没男人，一年就掏了十贯八贯钱算是助役钱吧。那么没钱怎么办？没钱你可以到官府打扫几天卫生不给工钱就算了。不可能两个瘫子过日子，国家还非要征助役钱，不给钱就把你关监狱。宋朝官员都是进士出身，都是学孔孟之道的，相信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其实，免疫法为反对派所反对的真正理由是国家加大了对豪门大户土地的稽查力度，原来免疫法是按土地多少征收免役钱的，原先豪门大户常常隐瞒土地成百上千亩，服徭役的担子大多落到中等户身上，现在国家加大了对豪门大户土地的稽查力度，查出豪门大户漏登土地多少万亩，使豪门大户所出免役钱大大增加了，所以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豪门大户才极力反对免役法。
关于免役法的优劣，敝人不想再啰嗦，以下是我数年前发在相关贴吧的帖子，请诸位参考：
梁启超先生说，数百年来，有些人被反对派和所谓史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公评价所误，对王安石变法不加具体分析，形成固定不公的看法，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直到今日还在攻击王安石变法，国人真是糊涂呀！
下面，敝人再总结一下王安石实行募役法的好处：
一、官府所有勤杂人员大为减少，因为现在用人不能白用了，要付工钱。过去官府抬轿的、做饭的、看门的、守夜的、扫屋子的、乃至洗衣的、喂马的、赶车的，一大群，都是白用，不给工钱，因此官府不用白不用，越多越好。因此老百姓被征用免费给官府干活的人很多，老百姓撂下家里的活，给官府帮工白干活，很苦啊。现在实行募役法，官府用人不能白用了，要给钱，这就增加了官府的经济负担，因此国家就要求官府用人越少越好。官府用人少了，等于是吃财政饭的少了，就像现在机关裁剪人员减少财政负担，这不是利国利民吗？
二、老百姓拿点钱，可以免去服劳役，家里地多的，可以在家专心种地了，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产量也是很好的。如果有老百姓就是拿不出钱，官府可能还派他服徭役，但不给工钱，以抵消他应负的免疫钱。
三、家里穷、地少的，出去给国家服役时间较长的，能挣一些钱回来，这也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为国家服役的积极性。
四、实行免役法（亦称募役法），谁富谁多掏钱，也符合公平原则。
——苏东坡一开始反对免役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好处多，就改变了主意，要求司马光不要废除免役法。但是司马光是铁了心要跟变法派作对的，坚决要废除免役法。结果苏东坡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牛是什么意思，犟种一个呀！为此苏东坡还受到了守旧派的排挤。苏轼十个政治矮子，看问题只看便面，不看内里，只看当前，不看长远，比较向着官僚富人。但是这个人有个优点，大概看透了的好事他会赞成。而司马光不是，他看问题不是实事求是，反对变法是一竿子插到底，到死不承认变法有好的地方，这个人好意气用事。
●关于市易法，赵教授只说它扰乱了市场，也没有具体讲在哪些方面扰乱了市场，我们就不知道了。故此暂略
此节总结
任何一项比较好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棚户区改造应该算是一项好政策，但是如果你专去找他的毛病，你说一个月都说不完。几乎每天都有因拆迁而打架的、而毁人的，甚至是死人的（包括气死的、因此而得病病死的），但是他能不能证明棚户区拆迁这个政策从根本不好呢？大概不能。
另外，赵教授还说神宗有野心、不安分，好捣鼓事。请问，宋神宗所在的宋朝是汉武帝的大汉朝吗？是唐太宗的大唐朝吗？如果是汉武帝时代，是唐太宗时代，宋神宗要是还这样做，那就算宋神宗是瞎鼓捣，是不安分了。问题是宋神宗时代不是汉武帝时代，不是唐太宗时代，国家不但较小，而且内忧外患严重、国家财政吃紧，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反对派只会嚼舌头，嚼了几十年舌头，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只会说这不行那不行。那么你让宋神宗怎么办？赵教授想些比王安石水平高，又不是反对派这不行那不行的办法。
有些所谓的教授，只会读史，不去读经，譬如十三经、诸子百家等。不去读经他们就不会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就不会用高屋建瓴地、因地因时制宜地、从长远根本上看问题，只会看眼前，就事论事，这样就会被一些史家的记述牵着鼻子走。譬如单纯论述让人吃屎这件事，那绝对是缺德事，但是当一个人喝了毒药，让他吃屎就是仁德之事，因为这样或可能让他把胃里的毒药吐出来。
赵教授说王安石要求完善新法，跟反对派要求完善旧的法律，是一回事。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王安石的新法之完善，是人走着路在完善自己，保守派说完善自己是停在那里不动光口头说完善自己，相比之下王安石的完善是更高一级的完善。

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对于某一事件，不能孤立的去看待，应该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看，应该放在它所处的特殊环境去看。譬如，给人灌屎尿汤，孤立的看，肯定是缺德事，但是我小时候，农村有人喝了毒药，就灌屎尿汤，目的是让他把肚子里的毒药吐出来，不管最后吐没吐出来，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佛家讲究放生，孤立的看，这种做法，无疑是仁德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把半口袋眼镜蛇放生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你放生的做法就是缺德（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
对于王安石变法，我们也应该把它放到宋朝当时的大环境中去看待、去评判，宋朝当时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出现了危机，不想办法不行，即使王安石变法出了一些差池和毛病，我们也应该用宽宏、包容和厚道的态度去看待，这才是一个现代教授和学者所应持的科学态度，如果跟司马光一样，对新法横挑鼻子竖挑眼，吹毛求疵，那他不配做我们现在的教授。
而只配做一千年前的教授。
容我举个例子，洪水就要来了，一个村子就要被淹没了，村长想修个堤坝拦截洪水，而村子里的人还在为谁多出一条麻袋，谁少出一块门板而争论，定要争它个你死我活、是非分明。村长要张三多出几条麻袋，被斥为与民争利；村长叫王婆多掏两个窝头，被斥为骇民；村长没跟副村长商量通，就决定修堤坝，被斥为侵官、生事；村长要冲破阻力做出修堤坝的决定被斥为破坏制度。最后，争论来争论去，拦水坝没修成，大水就来了，淹没了村子，村子里的人的所有财物，都被淹了个一干二净，我们现在还在斥责那个村长是如何的侵官、生事、争利、害民，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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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 现如今的关于改革变法的言论或者研究成果，居然还是倒向一棒子全部打死 这十分的不正常啊
既不是时代导向 也不是利益相关 那就只能解释为 个人好恶了。。

今天这集赵冬梅已经把北宋的灭亡责任归到了王安石头上了，还说神宗则是个任性的孩子

君主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制，文官政治。民主政治。等级是上升的。
其中 君主个人专制最差，看看民国，蒋中正最后变成了以党代国和君主个人专制的代表，所以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抗战听蒋中正的政治上的决定，这一错误的决定其他人没有办法纠正，失败是正常的。这也是抗战之初挫败原因之一。
宋代的中央集权制接近了文官政治，最接近的文官政治是宋仁宗时代，因此失误少了。宋神宗后，又回到了君主个人专制如同汉代的汉武帝。
汉武帝联盟睿智之主，恰恰是历史上暴君之一，我估计他统治时期儿童死亡率达40%以上，所以统治时期人口减少四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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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集看的人也有点费解
居然讲司马光拜相后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不是应该改革变法才能称新时代的吗 保守派上台居然也能称来临了新时代

楼主的确好议论。不过和我观点不一致。

2月2日这一集，据赵教授讲的太可笑了，漏洞大了，她说司马光反对新法，反对来反对去，司马光自称连新法在实具体施过程中具体是什么样子、有哪些效果都不知道，可见司马光反对新法就是就是彻底的立场问题，并不是新法完全不好。

下面说说赵教授2018年1月30日这一集，也是有点虚张声势、对司马光进行散文式狠夸：
一、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跟司马迁撰写《史记》相比，所遇困难小多了：（一）司马迁撰写史记，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没有现成资料，需要司马迁一点一滴的去搜集、去征询，有时为了一篇100字的文章，可能需要搜集资料10几天乃至半个月，有时还得爬山越岭、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多少天；（二）司马迁所撰《史记》，古奥艰深文字和内容占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先秦的典籍，有科技方面的，有艺术方面、有哲学方面等等，不下点功夫啃是编撰不好的；（三）司马光是四个人挣着国家的工资编，司马迁是一个人、遭受宫刑，饿着肚子在监狱里编。二者编写的难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二、司马光用了将近20年时间跟其他三人一起编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就算查阅原始资料二千多万字，分到20年里，平均一年查阅100万字的资料，如按4个人分，一个人一年查阅资料只不过25万字，并不算是一项很艰深的工作。
三、《资治通鉴》里，司马光所附加的“臣光言”，技术含量不高，常引用汉代杨雄所写的《法言》中的句子，文意粗浅、思想浅陋，有时还嫌迂腐，根本得不到孔孟之道的精髓。
四、在这一集里，赵教授又一次拿出她那双重评价的老手法，抨击一些人对司马光的污蔑，简直有些义愤填膺，一再称这些人是小人。这次，她又不说官员可以不据事实的“风闻”了，说这些没有掌握事实就攻击司马光的是小人。但是当有些官员毫无事实的攻击新法时，她又说可以风闻，不能回击他们。这叫大家不知怎么领教赵教授，反正道理在赵教授嘴里，两嘴唇一碰就是理。

袁腾飞是怎么喷王安石的？隋丽娟是怎么为慈禧洗白的，您怎么不说，单拉出这个。

最受不了就是这一句，宋代政坛群星璀璨，而司马光是最亮的一个，我就呵呵了，请问司马这位大史学家，你政治上有何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