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重访涩谷。我从人工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
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搭拉着。哎呀,仓持,真倒霉——指的是仓持雄,一个三十五岁的东京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由香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仓持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仓持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仓持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
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日本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
佐久间恒的老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 无疑,橘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东京都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是起居室的窗户: 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白色皮肤、粉色头发的非实在少女,十一岁岁上下,穿着浅棕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橘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
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
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
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 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佐久间恒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
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和声细语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百濑克子。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服刑。
你……好吗?
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新养女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是心原亚衣。”
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在那儿怎样诱
重访涩谷。我从人工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
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搭拉着。哎呀,仓持,真倒霉——指的是仓持雄,一个三十五岁的东京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由香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仓持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仓持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仓持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
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日本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
佐久间恒的老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 无疑,橘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东京都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是起居室的窗户: 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白色皮肤、粉色头发的非实在少女,十一岁岁上下,穿着浅棕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橘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
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
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
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 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佐久间恒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
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和声细语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百濑克子。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服刑。
你……好吗?
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新养女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是心原亚衣。”
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在那儿怎样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