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我发现我的信箱安在门道里，和那些G栋的特别执行犯的信箱在一起，旁人从玻璃投信口中可以瞅见里面有没有邮件。先前已经有好几次，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信箱里一个陌生的笔迹上，竟把这种笔迹幻化得颇像世莉架的笔迹，这使我靠着附近的一只瓮几乎倒下，几乎以为那就是我的骨灰瓮。每逢遇到这种时候——每逢她那可爱的、环形的、稚气十足的潦草笔迹又可怕地变成跟我通信的少数几个人中某一个人呆板的笔迹时——我总带着十分苦涩的乐趣回想起在见到世莉架以前我那毫无猜疑之心的过去的岁月，那时，我总被对面一扇珠光闪闪的窗户引入歧途，我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我那可耻的恶习的永远警觉的潜望镜，总会远远看到窗户里一个身着制服一手上拿着那巨大的粉色辉光玩意儿的制度少女在另一手梳理她那头“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短发时的静止的动作。正因为这个幻象可望而不可及，又不可能凭借知道一个附带的禁忌而去对它加以破坏，所以在这个火热的幻影中有一种无上的完美，它使我心头微存的喜悦之情也变得缈无踪迹。确实，曾经那位非实在的少女所以对我具有魅力，也许并不怎么在于她们纯洁、幼小、不得接近的小仙女似的美貌有多清明澄澈，而在于那种情况的安全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限的完美填补了极少的赐予和极多的许诺之间的空白——那许多永远也得不到的灰色玫瑰。我高高地对着斑驳的斜阳和正在兴起的苍然暮色，咬紧牙齿，把我在狱中纠缠不清的欲望中的所有恶魔都聚集到一座颤动的瞭望台的栏杆上： 瞭望台随时会在杏黄、乌黑的潮湿的夜晚飞走，它真的飞走了——于是那个发亮的形象移动起来，夏娃又重新成为一根肋骨，窗户里的一切就会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部分身体还裸露着的胖男人——兴许是那个佐久间恒在看报纸。 在我的幻想和自然的现实所展开的竞赛中有时我会取胜，因此这种骗局还是可以忍受的。遇到机缘参与这种冲突，并且剥夺了本来我会得到的微笑时，不堪忍受的痛苦就开始了。在萤火虫监狱里的一次探监会上，跟我交谈的那个女人这么说。那个【缺省】 刚刚结婚，住在很远的地方；而我却甚至记不得十二三年以前，自己在那个紧挨着网球场的新闻部里是否曾注意过她。现在，同样，未来闪亮的启示、现实的承诺，一个不但引诱人去照着做而且应当高尚地予以遵守的承诺——所有这一切，机缘都拒绝给我——机缘跟那个脸色苍白、招人喜爱的Game Maker向普通人的转变都起了作用。我的幻想既是普鲁斯特式的，又是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 ；二零一五年九月下旬的那天上午，在我下楼去摸索信件的时候，跟我关系很不好的那个矮小机灵、脾气暴躁的看门人开始抱怨说有个新近送里塔回家来的男人在门前的台阶上“呕吐了很多东西”。我听着他的话，听他对这桩事改头换面、比较斯文的复述，我的印象是那个该死的邮差送来的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后来世莉架的继母（那个肥胖的后之后变得疯疯癫癫的小女人）写来的。我在审判期间(不是被从精神病院移交的那次)曾到横滨去看过她一次，不管我住址怎么变动，她一直给我来信，说她女儿跟我多么般配，如果我们结婚，会有多好，事实上，世莉架也是，一直持续到6年前保释期间的那个圣诞节晚上；另一封信我在电梯上拆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原来是久野里澪写来的。 我常常注意到，我们都喜欢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读者心中所获得的那种固定的模式赋予我们的朋友。不论我们把《李尔王》重新翻开多少次，我们都决不会发现那个好心的国王跟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叭儿狗快活地重新相聚，在欢乐的宴会上丁丁当当地碰着杯子，饮酒作乐，把所有的不幸都置诸脑后。爱玛也决不会恢复体力，因为福楼拜的父亲及时的泪水里那同情的盐分而起死回生。任何一个受到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论他在书中有了什么发展变化，他的命运在我们混沌的头脑中已经定型。而且同样，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朋友遵循我们为他们所定下的这个或那个合乎逻辑的、传统的模式。因此X就再也写不出那首不朽的乐曲，因为那与他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二流交响乐曲相互抵触。Y也决不会犯杀人罪。Z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出卖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在脑子里安排好了，我们平时见到某个人的机会越少，每次听到说起他的时候检验一下他是多么依头顺脑地与我们对他所抱的看法相符，我们就越是感到满意。任何一点对于我们所规定的命运的偏离都会叫我们觉得不仅反常，而且不道德。我们的邻居，那个退休的热狗摊摊主，要是哪天结果发现他刚刚发表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集，那我们就会宁愿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我说这一大堆话，无非是为了说明久野里澪那封歇斯底里的信叫我感到有多困惑。我知道她的丈夫去世了，不过我当然以为在她虔诚的寡居期间，她仍然会是以前那个呆板、稳重、可靠的人。现在她在信中写道，到美国去作了短暂的访问后，他又回到了日本，并且决定把她在拉姆斯代尔管理的不论何种事务全部移交给该市区里大学研究所的牧濑红莉栖；红莉栖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位科学家。久野里澪似乎对于摆脱了尾上的

我又上路了，当然我并未忘记身处血迹斑斑的监控中心：不知是哪个人率先Real Boot，带着Di-sword的人早就逃走了，沿途净是些绽线的尸体。掰开守卫的五官腔，从他头上滑落的眼镜我顺带着给带上了，可能需要稍加清洗。我先是抱着那个女人从塌陷的海底隧道潜下去，又是在升降甲板区找到了那辆蓝色的旧轿车，上岸的时候我只不过是觉得比十一年前更加衰老，接近放歌的天使，那女人被我放在后座上，我们一直沿着那损坏的隧道向着西边驶去，大概是西边，过不了多久，我们估摸着就要进入东京湾。在我看着那封信一边与它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巨大的痛苦搏斗的时候，南泽乃乃依然熟睡未醒。难以置信，她在睡梦中笑眯眯的，我瞥了她一眼，亲吻了一下她湿润的额头，就永远离开了她，留了一张亲切道别的字条，用胶布粘在她的肚脐上面——不然，她可能会看不到。 我说了“独自一人”吗？并不完全是。我有我那黑漆漆的小伙伴陪着我。刚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排演起理今间卓也暴死的场面。我从汽车后部找出一件十分破旧、十分肮脏的灰色毛线衫，把它挂在一片静悄悄的林间空地旁的一根树枝上；我是从当时已经相去很远的公路转入一条林间小路，才开到这儿的。这项判决的执行，在我看来，似乎由于开枪时扳机有些滞涩而稍微受到了点儿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给这个神秘的玩意儿上点儿油，但最后认定我没有多余的时间。那件受到处决的旧毛线衫又回到了汽车上，现在它身上又多了几个窟窿。我给我那热乎乎的伙伴重新装好子弹后，继续上路。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我的地址是“青森弘前区（不是横滨，不是北海道，不是东京——反正也不是涩谷——我把一切都遮掩起来了）。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那地方成了一个工业小镇，离青森市区大约八十英里。最初，我打算日以继夜地开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黎明时分，在离小镇还有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我早已断定，今间卓也那个恶魔一定是个研究院，也许在涩谷曾经让我的世莉架搭过车，就是六年前保释的时候在那家旅馆附近，从而认识了她——就是她去葵家的路上自行车轮胎爆了的那天——从那以后，他就遇上了某种麻烦，估摸着他串通了旅馆老板制造了那起爆炸案。那件受到处决的毛线衫的“死尸”躺在汽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改变它的外形，却总是显出今间卓也的各种不同的轮廓——他身上的粗俗和叫人讨厌的和蔼样儿，于是为了抵消这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我决定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清晨六点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小旋钮按了下去。接着，我带着一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精细态度检查了我整理好的文件，洗了澡，在我虚弱的身体上喷了点儿香水，刮了脸和胸部，挑了一件绸衬衫和一条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并庆幸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一些十分精美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着真珠质纽扣的背心、一条浅色的开司米领带，等等。 哎呀，我无法承受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身体上的这种需求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来得不巧的意外打发掉；我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擦了擦嘴，接着用一块蓝色冰块护着心脏，嘴里含了一片药，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藏着坚实的凶器，动作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个电话亭（电话亭的小门嘎——嘎——嘎地响着），打电话给我从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簿上查到的唯一姓今间的那个人——司，家具商。嗓音嘶哑的司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叫卓也的，是他的一个堂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杀手街十号（我要找个假名儿也不会相差太远）。那扇小门又嘎——嘎——嘎地响起来。 杀手街十号是一幢分租房屋。我在那儿访问了好几个神色沮丧的老人和两个留着略带金黄的红色长发、邋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实在少女（相当不实际地，只是为了好玩，我身上的那种古老的兽性又在到处寻找衣服穿得单薄的女孩子，等到杀了人后，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干了，我也许可以把她搂在怀里，紧紧抱一会儿）。不错，今间卓也 在这儿住过，但结婚后就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住址。“那家商店里的人也许知道，”有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检修孔里往外说道，我正好站在那个检修孔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光脚的小姑娘以及她们的头脑迟钝的祖母。我进错了一家商店，根本还没开口询问，一个小心谨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来。我穿过马路来到一家凄凉黯淡的杂货店里，在那儿，经我请求，一位顾客帮我询问后，有个女人的声音从好像跟那个检修孔对应的地板下的一个木坑里喊道： 猎人路，末尾那幢房子。 猎人路在好几英里以外一个更为萧瑟凄凉的地区，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臭水沟，满是蛀虫的菜园和简陋的小木屋，还有灰蒙蒙的细雨，血红色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在马路末尾那幢“房子”——一幢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木屋前面停下来；离这条路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幢类似的小木屋，四周是一片充满干枯的野草的荒地。屋子后面传来一阵丁丁当当的锤打声。有

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旧汽车上，它既破旧又不坚实，现在到了我的旅程的终点，到了我那阴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大概是两点左右。我的脉搏前一分钟还是每分钟四十下，下一分钟就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下。蒙蒙细雨滴滴答答地打在车盖上。我已把手枪移到裤子右边的口袋里。从房子后面跑出一条难以形容的**狗，惊讶地站住了，随后便和善地冲着我汪汪直叫，它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它四处走了几步，又汪汪地叫起来。

简直史前巨坑

二十九
我下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这个声响在那个空虚的、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显得多么平淡而干脆！汪，那条狗漫不经心地叫一声。我按了门铃，铃声在我周身震响。这些重复的毫无意义的词语是从多深的地方传来？汪，狗又叫了一声。
一阵忙乱，一阵拖着脚步行走的声响，接着门咿呀一声开了。 高了两三英寸。一副粉红色框架的眼镜。新做的高高堆在头顶上的发式，显得变了样的耳朵。
多么简单！这一刻，三年来我一直想象着的死亡竟变得那么简单，就像一块干枯的木柴。她显然怀着身孕，肚子很大。她的脑袋显得小了一点（实际只过去了两秒钟，但生命可以承受多少这样呆板僵立的持续时间就让我再给予多少吧），她那有着浅色雀斑的脸蛋儿瘪了下去，裸露的小腿和双臂失去了原来的棕褐色，因此那些细小的汗毛露了出来。她穿了一件褐色的无袖棉布连衣裙，脚上是一双十分邋遢的毡拖鞋。 “哎——咿——哟！”停了片刻，她带着惊讶而欢迎的语调这么喊道。
“你丈夫在家吗？”
我手插在口袋里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我当然不能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把她杀了。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
“进来吧，”
她用毫无热情、悄悄欢快的声音说。今间 世莉架紧靠着那扇用容易碎裂的干木板做的门，尽量缩紧身子（甚至还稍微踮起了脚），好让我走过去。她低头望着门槛，面带笑容，双颊下陷，在木头门板上展开两条像搀了水的牛奶似的白色的胳膊，有一刹那就像给钉在十字架上。我走进屋子，没有碰到她那隆起的婴儿。世莉架的气味儿，添了一点淡淡的油煎味儿。我的牙齿就像一个**的牙齿似的得得打战。
“不，你留在外边。”（对那条狗说）她关上门，跟着我和她的大肚子走进那个极小的住所的客厅。
“卓也就在下边那儿，”她说，用一个无形的网球球拍指着，把我的目光从我们站在里面的这个单调乏味的客厅兼卧室引向厨房，穿过后门，一直引到后门外面一片相当质朴的场景上去： 有个一时没有生命危险的黑头发的陌生年轻人，穿着工装裤，正背对着我，站在一把梯子上，把什么东西钉在他邻居家的小木屋旁边或就钉在他邻居家的屋墙上；那个邻居身子比较肥胖，只有一条胳膊，就站在下面抬头望着。
她从远处带着歉意解释了一下这种情形（“男人总归是男人”）；她要把他叫进来吗？ 不用。
她站在那个斜屋顶的房间中央，嘴里发出一些询问的“唔——唔”声，用手腕和手打着我熟悉的爪哇人的手势，在一阵短暂而幽默的客套中，请我在摇椅和长沙发（长沙发晚上十点以后就是他们的床）之间选择一样坐下。
我说对她的手势“熟悉”，是因为有一天，在碧阳学园，她也曾用同一种手腕的舞姿欢迎我参加她的宴会。我们两个人在那张长沙发上坐下。说来奇怪，虽然她的姿色实际上已经消逝，但我却清楚地发觉，实在晚得无可救药地清楚地发觉，她显得有多么像——一直就多么像——波堤切利笔下那个黄褐色的维纳斯——同样线条柔和的鼻子，同样隐约朦胧的姿色。我的手在口袋里轻轻地松开，又重新握了握枪尖；我那还没用过的武器裹在一条手帕里面。
“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家伙，”我说。
她眼睛里洋溢着的那种欢迎的神色消失了。她眉头紧皱，就像在从前痛苦的日子里那样： “不是谁？”
“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听着，”她说，把头歪向一侧，摇了摇，
“听着，那件事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当然要提，”我说。有一刹那——说也奇怪，整个会面中仅有这一刹那是顺利的、可以忍受的——我们都愤怒地望着对方，仿佛她仍然为我所有。 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立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卓也对那件乱糟糟的事儿一无所知。他以为我是她的父亲。他以为她从一个上等阶层的家庭里逃出来只是为了到一家小饭馆里去洗盘子。他对什么都信以为真。我为什么还要抖搂出那些混沌的丑事，把情况弄得比实际更不好受呢？ 可是，我说她必须通情达理，她必须做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把她那个像个大鼓似的光肚子藏在那件薄薄的褐色连衣裙的下面），她必须明白如果她希望得到我这次来所给予的帮助，那么我至少得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
“嗨，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以为我早就猜到了。
那是一个（她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忧伤的笑容）那么一个引起轰动的名字。我应当知道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秋天里的美人儿。
她说那实在无关紧要了。她建议我别再提了。我想不想抽支烟？
不，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觉得如今再去兴师问罪也太晚了，而且我再也不会相信那叫人难以相信的难以相信的情况—— 我说我还是走的好，问候了她，见到她很高兴。 她说这实在没什么用处，她决不会说的，不过另一方面，毕竟——
“你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吗？好吧，就是——” 她耸起两根细细的眉毛，噘起焦干的嘴唇，柔和地、机密地、带着几分儿嘲弄、多少有点难以取悦但仍不无温情地用一种低低的吹口哨的声音说出了机敏的读者早就猜到的那个名字。
和久井修一。
为什么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

为什么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沙漏湖上那一瞬间的情景？我，同样早就知道了这桩事，却始终没意识到。既不震惊，也不诧异。悄悄发生了交融汇合，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成为贯穿在整个这本回忆录中的枝条图案，我编织这幅图案的目的就是让成熟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就是怀着这种特定的、有悖常情的目的： 即使你获得——她仍在说着，而我却坐在那儿，消融在美好无比的宁静之中——通过合乎逻辑的认识所带来的满足（对我最有敌意的读者如今也应该体会到这一点）使你获得那种美好无比的绝对的宁静。
正如我所说的，她一直在说着。现在她的话儿滔滔不绝。他是她为之疯魔的唯一的男人。那卓也呢？噢，卓也是个温顺的人，他们在一起十分幸福，不过她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我嘛，当然了，到从来就算不上什么？ 她仔细端详着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这个难以置信——而且不知怎么令人厌烦、困惑而又毫无益处的——事实，就是穿着丝绒上衣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冷淡、文雅、身材瘦长、样貌四十岁的体弱多病的人，对她那青春发育期的身体上的每个毛孔和小囊都了如指掌，十分爱慕。她那失去光彩的灰色眼睛上奇特地戴着一副眼镜；我们那段可怜的恋情有一刹那映现在她的眼中，受到反思，随后就被抛开了，好像那是一个索然寡味的聚会，一次只有最乏味无聊的讨厌的人参加的阴雨天的野餐，一种单调的操练，一块与她童年有关的干泥巴。 我只设法挪动了一下我的一条腿，避开她的手漫不经心地能拍到的地方——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动作。
她要我别再犯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和久井赋予她辅助能力拯救我的交易早已破解，就连他本人也失去了真资格，面对三百人委员会根本毫无对策。
她觉得我现在可算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姑且承认我是那样。说下去，世莉架。 噢，我知不知道他认识她的继母？他实际上是一个老朋友？在我被逮捕之后他曾经上拉姆斯代尔看望我的“父亲”？——噢，好几年前了——而且还在新学校的讲座里发过言，曾经当着大家的面，拉着她世莉架的光胳膊，把她拖过去，抱到膝头，亲吻她的脸庞，当时她才刚成年，对他大为生气？我知不知道两年以后在他住下写剧本的那家客店里，他策划了爆炸绑架案？他写的剧本就是之前西条拓己排练的那出戏。我知不知道——她相当可恶地岔开话题，要我相信和久井失去了能力成了是个老头子——而且，噢，民放在Noah Ⅲ由政府接收的时候曾刊登出他的照片，那是一次多么侥辛的脱险！NHK放送的报道中却没有他的部分。是啊，非常有趣。
不错，她说，她很抱歉，前前后后骗了我这么多次，可生活就是这样
说到这儿，厨房里传来活跃、温暖的声音，卓也和他们的邻居脚步沉重地走到那儿去找啤酒。他们在房门外看到了客人，卓也就走进客厅。
“卓也，这是我父亲！”世莉架介绍着，声音响亮有力，让我感到全然陌生、新奇、欢乐、陈腐而悲伤，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个参加过一场遥远的战争的退伍军人，耳朵有点儿聋。 冷漠的蓝眼睛，乌黑的头发，红润的面颊，没刮胡子的下巴。我们握了握手。考虑周到的比尔显然为自己用一只手创造奇迹而感到得意，这时把他开好的罐头啤酒都拿了进来。他想要退出去。这是单纯朴实的人所有的十分得体的礼貌。留下来吧。一条啤酒广告。事实上我倒愿意他在这儿，今间夫妇也一样。我换坐到那张不住颤动的摇椅上。世莉架不断地把果汁软糖和土豆片拿给我吃，自己也起劲地嚼着。两个男人都望着她那穿着丝绒上衣、薄斜纹呢背心、虚弱、瘦小、老派、年纪不大却面带病容、可能是一个通缉犯的父亲。
他们以为我是来住下的。卓也眉头紧皱，表明他在苦苦思索；随后提议他和世莉架睡到厨房里一张备用的床垫上。我轻快地摆了摆手，告诉世莉架我是去青森，只是顺路前来看看，我会受到那儿的一些朋友和仰慕我的人的款待；世莉架又特别大声地嚷着把我的话转达给了卓也。
这时我们才发现，邻居剩下的那几个手指中有一个在出血（毕竟不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她弯下身子去看那个男人的手，两个苍白的乳房间那道幽暗朦胧的乳沟显得多么具有女性气息，那种样子不知怎么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把邻居领到厨房去给他包扎。有几分钟（肯定充满了人为的热情的那三四分钟短暂而又似乎永无穷尽的时间），只剩下我和卓也留在那儿。他坐在一张坚硬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按摩着他的两只胳膊。
我产生了一种无聊的冲动，想用我那十分坚硬的长爪子把他冒汗的鼻翼上的那些黑头粉刺挤掉。他长着两只好看的、神情忧伤的眼睛，美丽的睫毛，雪白的牙齿。他的喉结很大，毛茸茸的。这些年轻、强壮的家伙！他们干吗不好好刮刮脸呢？他和他的世莉架在那边那张长沙发上曾经尽情地交欢，至少也有一百八十次，也许次数还要多；在此之前——她究竟认识了他多久？并不嫉妒。真奇怪——一点儿也不嫉妒，只感到伤心和厌恶。他这会儿开始揉他的鼻子。我肯定他最后开口时，会说（微微地晃一下脑袋）：“哦，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尾上先生。确实如此。而且她就要做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啦。”他张

微微地晃一下脑袋）：“哦，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尾上先生。确实如此。而且她就要做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啦。”他张开嘴巴——呷了一口啤酒。这叫他镇定了一些——他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后来嘴边尽是泡沫。
他是一个温顺的人。他曾用手握着她那佛罗伦萨式的乳房。他的指甲黑乎乎的，断裂不齐，但指骨、腕骨以及结实、匀称的手腕却比我的好看得多。我的这双可怜的扭曲的手极其过分地伤害过太多人的身体，我无法为它们感到自豪。法国特性、多塞特乡巴佬的指关节、奥地利裁缝平板的指尖——这就是Taku·Taku。 很好。如果他不开口，我也可以保持沉默。确实，我很想在这把被制服的、吓得要死的摇椅里稍微休息一下，随后再开车去直捣那个**的巢穴 ，不管它在哪儿——把手枪的包布向后拉掉，接着欣赏那扳紧扳机的美妙颤动： 我一向是那个维也纳巫医的忠实的小追随者。
可是眼下我却对可怜的卓也感到过意不去，因为我已瞌睡蒙眬，就以这种方式生硬地阻止他说出他所能想出来的唯一一句话（“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那么，”我说，“你们要去东京啰？”
厨房里，世莉架正因她的邻居说的什么话或做的什么事而哈哈大笑。
“那么，”我高声叫道，“你们要去东京？不是东京”——我又高声叫道——“当然，我是说横滨。”
他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酒，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答道：“噢，我猜他的手是给罐子锯齿状的缺口割破的。他在冲绳失去了他右边的胳膊。”
扁桃树正开着娇艳的紫红色的花儿。在那片点彩画的紫红色中高悬着一条被炸掉的超现实主义的胳膊。手上刺着一个卖花姑娘。
世莉架跟手上缠了绷带的那位出现的令人烦不胜烦的邻居又出现了。
我忽然想到她那朦胧的、褐色的苍白的姿色一定叫那个残废甚至于如同我等**的人十分兴奋。卓也宽慰地咧嘴笑着站起身来。照他看，他和邻居得回去把那些电线装好。照他看，尾上先生和世莉架都有好多事情要讲给对方听。照他看，在我走之前他还会再见到我。为什么这些人作出这么多推测，而刮脸却刮得那么少，而且对助听器那么不屑一顾？
“坐下吧，”她说，一边用两只手掌很响地拍了拍屁股。
我又坐进那张黑色的摇椅。 “这么说你背弃了我？你那时上哪儿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她从壁炉台上拿过来一张很有光泽的凹面快照。老太太穿着一身白衣服，身体结实，满面笑容，长着两条罗圈腿，裙子很短。老头儿穿着衬衫，挂着表链，留着两撇往下挂的小胡子。这是她的公公和婆婆。他们跟卓也的哥哥一家住在京都。
“你真的不想抽烟吗？” 她自己抽起来。我头一次瞧见她抽烟。在Taku的童年看来，抽烟完全不像是世莉架可能倾向于做的事 。
在一片青色的烟雾中，尾上和世莉架——我的双亲仿佛举止优雅地从坟墓中走了出来。
要是她不肯说的话，我通过那位警官，不知道他现在在哪——神成岳志也会找到他的。
“背弃了你？不。”她把香烟伸到壁炉边上，食指迅速地在上面弹了弹，跟我母亲过去所做的一模一样。接着，哦，天哪，也像我母亲那样！她用指甲搔掉了下嘴唇上的一小片卷烟纸。
不。她没有背弃我。我是在朋友们中间。
百濑克子曾经提醒她说和久井会利用她，事实上（怪不错的事实），有一次差点儿给抓进监狱，他也明白她知道这一点。
不错……手掌托着胳膊肘儿，抽一口烟，笑了笑，喷出烟来，弹烟灰的动作。越来越叫人想到从前的情景。他看穿了——面带笑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因为他不像我和她，而是个天才。一个了不起的家伙。风趣诙谐。
她把配合他继续实验以换取辅助能力构建设备令她能有能力拯救我——事实上另一方面作为代价继续着和久井的实验这件事跟和久井交谈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说他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告诉他是被逼无奈的……
包括保释，那件圣诞节爆炸案，绑架
噢，约修亚——他们都管他叫约修亚—— 8年前年前她参加的那个实验收容所。有计划地……带她去了一个度假牧场，打横滨驾车去大约有一天的路程。名字吗？噢，一个愚蠢的名字——奇眼——你知道真是蠢透了(事实上两侧还有一对反射面天线)——不过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他解体了。
真的，她意思是说，我想象不出那个实验场是多么繁荣，她意思是说发射场里应有尽有，甚至有一个人造人营养罐。我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家伙吗？我们（“我们？”，很不错，我可完全不记得）有次在一起打过网球。噢，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属于红头发的哥哥的，但那年夏天他把那儿转交给了约修亚。约修亚和她到那儿的时候，那儿的人竟让他们接受了一次加冕仪式，于是——下了一场叫人全身湿透的大雨，就像你越过赤道时那样。你知道。 她的眼睛假装无奈地转动了一下。
“请你说下去。”
噢。就是六年前的九月里他准备带她到关押我的监狱里去去，为我安排了假释，根据他的剧本——《金色的肚子》——改编的一部影片中有个的NoahⅢ场景，可以让她在里面再一次扮演一个导演角色；也许还会让她兼演受害

“你是说，”她说道，睁开眼睛，微微抬起身来，就像一条可能发起攻击的蛇，“你是说，只要我…，你就会给我们（我们）那笔钱。这是你的意思吗？”
“不，”我说，“你完全弄错了。我要你离开你偶然碰到的卓也，离开这个糟透了的狭小的地方，跟我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什么都跟我在一起（大意如此）。”
“你疯啦！”她说，脸上抽动起来。
“好好想想吧，世莉架。并没有什么附带条件。除非，也许——嗨，没关系。”（暂缓执行，我想要说，但没有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即使你拒绝我，你也仍会得到你的……嫁妆。”
“不骗人吗？”世莉架问。
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有四百元现款，还有一张三千六百元的支票。 她小心翼翼、把握不定地接过；接着她的额头便泛出一片美丽的粉红色。
“你是说，”她痛苦地语气很重地说，“你给我们四千块钱吗？”
我用手捂着脸，不禁扑簌簌地掉下泪来，我生来还从没流过这样炽热滚烫的泪水。我感到泪水穿过我的手指，流到我的下巴上，灼痛了我。我的鼻子也堵塞了，但我无法止住眼泪。这时她摸了摸我的手腕。
“别再碰我，否则我就活不成了，”我说，
“你肯定不跟我走吗？你一点儿跟我走的希望都没有吗？就告诉我这一点。”
“没有，已经太晚了”
“什么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才不算晚”
“一切都为时已晚，好人儿”她说，“我只想问，拓留，你高兴吗”她眉头稍微抬起来一些，看着我
以前她从没有叫过我好人儿。
“没有，”她又重复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可能重复你父母的过错，还有泉理…我宁愿回到修一那儿去。我是说——” 她搜寻着合适的词语。我心里却暗自为她添补好了。（“他回了我的一生。而你干脆伤了我的心”）
“我想，”她继续说道——“啪”——那个信封滑到了地板上——她拾起来——“我想你给了我们这么多钱，真是非常慷慨。这解决了一切；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出发。别哭了，求求你。你应该明白。我再给你倒点儿啤酒。噢，别哭了，我很抱歉，欺骗了你那么多次，可生活就是这样。”
我擦了擦脸和手指。她对着那笔钱，乃乃来的时候带着的，微笑。
她十分开心，想要去叫卓也。我说我一会儿就得离开，根本不想再见到他，根本不想。我们都努力想要找个话题。不知什么原因，我老看见——它在我润湿的视网膜前颤动，泛着柔和的光——一个容光焕发的十七岁的少女，坐在门槛上，用石子朝一个空铁罐投去，发出砰砰的声响。我差点儿说——想找一句不相干的话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橘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她变得好些了吗？”——但我及时止住了，生怕她会回答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尾上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最后，我又回到钱的事情上。这个数目，我说，多少相当于她碧阳学园的那片地的实际租金；她说：“那所学校难道没有在几年前给拆除吗？”没有（我承认过去告诉她拆了是为了想切断她跟能力的一切联系)有个律师往后会把有关财务状况的全部账目送来；前景一片光明；她继母拥有的一些小额证券价格越涨越高。对，我真的觉得我该走了。我该走了，去找到他，把他干掉。
我绝对经受不住她的亲吻，因此当她腆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不住迈着扭扭捏捏的舞步往后退却。
她跟那条狗一块儿送我走。我很奇怪（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其实我并不如此），她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非实在少女时就坐过的这种汽车，神情竟然这么淡漠。她只说它外表倒显得还很气派。我说那是她的，我可以去乘公共汽车。她说不要犯傻，他们将飞往东京，到那儿再买一辆。我说那么我就用五百万円把她这辆汽车买下。 “照这样的价格，我们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她对那条出神的狗说。
后再说一句，我用我那糟透了的、用心想出来的英语说，“你是不是相当、相当肯定——唔，当然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唔——将来某一天，随便哪一天，你都不会来跟我一起生活？只要你能给我这样一点微小的希望，我就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大意如此。）
“不会，”她笑嘻嘻地说，“不会。”
“那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拓留·拓留如是说。 接着，我拔出自动手枪——我是说，这是读者可能设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再见啦！”她吟诵似的说道，我那可爱的不朽的去世的妄想情人；因为假如你在看这部回忆录，那她就已去世，且已永生不朽。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跟所谓的当局所达成的正式协议。
接着我开车走了，我听见她正用响亮的声音向卓也大声叫嚷；那条狗像条肥胖的海豚开始跟在我的汽车旁边奔跑，但它身子太重，又太衰老，不久就站住了脚。
现在，我正开车穿过黄昏时分的蒙蒙细雨，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不停地把雨点刮去，但对我涌出的泪水却无力应付。

三十
如同上文所说，下午四点左右我离开了弘前区（经X公路——我不记得是几号公路），要不是我受到一条近路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在黎明前就到仙台。我一定得先开到Y公路上去。黄昏时分我到了仙台；地图上平淡无奇地显示，过了仙台，我就可以离开铺石与沥青交错路面的X公路，经过一条横向的土路，转到沥青路面的Y公路上去。
从地图上看，这条土路的长度大约只有四十英里。要不然我就得沿着X公路再往前走一百英里，随后经过迂回盘曲的Z公路，才能到达Y公路和我的目的地。
然而，我们正在谈到的这条近路变得越来越崎岖难行，越来越高低不平，越来越泥泞不堪，我摸索着，弯弯曲曲、乌龟似地缓慢行驶了大约十英里后又试图再折回去，这时，我的那辆破旧无力的梅尔莫什牌汽车深深地陷在烂泥里。
四周一片漆黑，那么闷热潮湿，那么令人绝望。汽车前灯照见下面一道满是雨水的宽阔的水沟。四周的乡野，要是有的话，也是一片黑沉沉的荒野。
我想从这片泥塘中开出去，但我的后轮只会在泥浆里痛苦地呼呼乱转。我一边咒骂这种苦境，一边脱下我的讲究的衣服，换上一条宽松裤，套上那件满是枪弹打的窟窿的毛线衫，艰难地往回走了四英里，来到路旁一个农场上。
路上下起雨来，我没有力气再回去拿雨衣。这些事让我相信，不管新近几次诊断的结果怎样，我的心脏基本上还是健康的。
午夜前后，一辆牵引车把我的汽车拖了出来。我又开回X公路，继续前行。一小时后，到了一个无名小镇，这时我已疲惫不堪。我把车停在路边，在黑暗中抓起那帮狱卒车后备箱里几个颇有帮助的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几口。 雨在好几英里以前就已经停了。
那是一个漆黑、温暖的夜晚，在大概仙台山区的某个地方。不时有车从我旁边开过，红红的尾灯渐渐远去，白亮的头灯渐渐逼近，只是小镇一片死寂。没有人在人行道上漫步闲逛，发出欢笑，不像那些悠闲自在的市民在美好、成熟、没落的欧洲所会做的那样。
我独自体味着这个没有危险的夜晚和头脑里的奇思异想。路旁一个铁丝**筐对于可投入的东西要求十分严格： 扫集的东西。废纸。不收食物下脚。雪利酒般红得发光的字母标出的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一个巨大的温度计上面印着一种轻泻剂的名称，给静悄悄地挂在一家药房的正面。鲁比诺夫珠宝公司在一面红色的镜子里反映出其所陈列的许多人造钻石。一个被灯光照亮的绿色的钟在吉吉吉野洗衣店里那堆亚麻布衣物的深处晃动。街道的另一边，一家修车场在梦中呓语——崇尚淫荡；接着又改口说：“古斯塔夫润滑油”。一架飞机，同样装饰着天皇石，嗡嗡作响，在丝绒一般的天空中飞过。这样夜深人静的小镇我见过多少啊！而这仍不是最后的一个。
让我闲散一下吧，他实际上等于已经给我干掉了。在街对面的远处，霓虹灯用比我的心跳慢一倍的速度一闪一闪： 那是一家饭馆的招牌，图案是一把巨大的咖啡壶，几乎每隔一秒钟它就会蓦然显现出艳绿色的面目，而每次一暗下去，紧接着就会出现几个粉红色的字母：“一番食”；但在那把艳绿色的咖啡壶再次露面之前，仍然可以辨别出它那嘲弄人的目光的隐而不现的影子。我们在演皮影戏。这个诡秘的小镇离“蓝月咖啡屋”不远。我又开始哭起来，沉浸在无法挽回的过去中。

三一
在郡山(绕行大路径实在无助于避免福岛陆中的干扰)和宇都宫之间（在天真的尾上世莉架和快活的宫代拓留之间）的这个孤零零的、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的小镇上，我回顾了一下我的情形。
这时我极为简明清晰地看清了我自己和我的情感。以前的多次努力相比而言都显得模糊不清。
六年前，回到狱中，在一个对玄学感到好奇的时刻，为了得到一种老式的天主教的治疗方法，我把一个新教徒的枯燥乏味的无神论见解告诉了一个讲法语的很有头脑的告解神父；在他的指点下，我曾希望从我的罪恶意识中推断出存在一位支配者。在蒙着白霜的那些寒冷的清晨，那个好心的神父用最体贴、最解人意的方式努力对我加以劝说。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了不起的教会无限感激。
唉，我仍无法超越人间这个简单的事实： 无论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提供给我什么样可以被光映现出的永恒真理，什么也不能使我的世莉架忘掉我强行使她遭受的那种罪恶的占有欲。除非可以向我证明——向我今天现在这么一个具有这种心情、留着胡须、腐化堕落的人证明——从无限长远的观点来看，有个名叫多尾上世莉架的关中地区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创造并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关系；除非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要真可以，那人生也就成了一个玩笑），否则我看不出，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的那种忧郁而十分狭隘的治标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医治我的痛苦。
引用一个老诗人的诗句：
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我们，不得不向美的现世观念所致的敬意。
让我们跳过冗长的第三十二章吧，好让这个故事早日结束

三三
重访涩谷。我从人工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
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搭拉着。哎呀，仓持，真倒霉——指的是仓持雄，一个三十五岁的东京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由香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仓持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仓持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仓持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
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日本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
佐久间恒的老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 无疑，橘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东京都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是起居室的窗户： 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白色皮肤、粉色头发的非实在少女，十一岁岁上下，穿着浅棕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橘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
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
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
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 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佐久间恒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
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和声细语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百濑克子。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服刑。
你……好吗？
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新养女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是心原亚衣。”
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在那儿怎样诱

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在那儿怎样诱奸他母亲负责照管的女孩子？” 百濑克子已经黯淡的笑容这时完全消失了。 “真不像话，”她嚷道，“真不像话，你才刚回来，拓留！(我甚至犹豫要不要告诉他萤火虫监狱毁了，那里关押着的一大堆举着巨大家伙的死人逃出来，说不定正在世博会场围着太阳神塔高唱赞歌呢)”
我说她是不是认为用加上动词不定式来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语里面用“刚”字加上过去时态要来得简洁得多？不过我得走了，我说。
从那儿去市里的警局只要过两条街。他十分缓慢地伸出手来，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既有劲又彻底地握了一下，对我表示欢迎。我是不是在涩谷住过一阵？他的女儿刚进了京都大学。
你……好吗？我把有关今间太太所有必要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们作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事务商谈。
之后我出来，走进九月炎热的阳光里，活像一个心满意足的穷光蛋。 既然一切障碍如今都已排除，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为我到涩谷来的主要目的全力以赴了。我素来为自己那种办事有条不紊的作风感到得意。我就是用那种作风一直把和久井修一——那个约修亚的脸庞隐藏在我黑漆漆的地牢里；我现在没有时间讨论相面术的记忆方法——我正在大步流星地到和久井修一据称工作的牙医诊所那儿去的途中——但还是让**草记下这一点： 在我昏乱模糊的记忆中，仍保留着一张丑恶讨厌的脸。
从匆匆看到的几眼中，我发现他跟我在涩谷的一个小学同学，我很惊讶我能认出他们的面容，一个兴高采烈、相当叫人讨厌的研究人员有点儿像，他提着哑铃，穿着发臭的毛线衫，肥胖的脖子上满是汗毛，头顶秃了一块，还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用人又当情妇的娘儿们。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没有恶意的老坏蛋。甚至太无恶意了，不能跟我的猎物混为一谈。
在当时这种心情下，我失去了跟佐久间恒的形象的联系，它完全被和久井修一的脸吞没了——那张脸给摆在他校长的办公桌上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富有艺术性地准确地展现出来。
于是到了诊所，我推开门，我在有趣可爱的莫尔纳大夫手里接受一次相当大的牙科手术，只保留了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赖的是给用一根不显眼的金属线横贯固定在上牙床上的假牙托。整个布局安排是一个叫人安慰的杰作，我的犬牙依然完好无损。我看到了和久井修一的背影，尽管隔着厚重的毛玻璃。
然而，为了用一个看似有理的借口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我对和久井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我的牙齿全都拔掉。装一副全口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如我们把第一次门诊定在十一月里哪个日子，那么全部装好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响当当的侄儿现在在哪儿？是不是有可能激动人心地一次就把我的牙齿全都拔光？
和久井·约修亚·修一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办公桌的角上，头发灰白，理着平头，长着一副政治家常有的那种宽大扁平的脸颊，脑子里一边开始琢磨一个辉煌的长期方案，一只脚一边像在梦中似的诱人地晃动着。他会先给我装一副临时性的牙托，等牙床长好，再给我做一副永久性的。他想先看看我的口腔。他穿了一双有网眼的杂色皮鞋。
从二零一五年以后，他就不跟那个坏蛋来往了，不过他猜那个家伙可能在与横滨相距不远的林地路上他的老家里。那是一个气象堂皇的梦。他的脚不住晃动，他的目光十分激动。
我得花的费用大概是十万円。他提议立刻量一量尺寸，拔牙之前先把第一副牙托做好。
我的嘴在他眼里是一个装满无价之宝的金光闪亮的洞穴，但我没有让他进去。 “不，”我说，“我想了想，还是全部让莫尔纳大夫来做吧。他要的价钱更高，但当然他是个比你高明得多的牙科大夫。”
我不知道哪位我的读者以后会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十分美妙的梦一般的感觉。
和久井大夫仍然坐在办公桌旁，仍然显得像在梦中，只是他的脚已不再摇晃那个装满美好的期望的摇篮。而他的护士从后面快步赶了上来，好在我的身后砰的把门关上。她是一个骨瘦如柴、容光暗淡的姑娘，长着一双时运不佳的金发姑娘所有的神情凄惨的眼睛。
够了，我想着，把弹盒装进枪柄。使劲往里推去，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弹盒与枪柄内部啮合在一起，非常隐秘。
容量： 八颗子弹。
都泛着阴森森的蓝光。迫切地期待着给发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