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事（连载）

人拉马车
太阳老高了，上工的钟声已经响了几遍，人们才陆续走到生产队的队部.今天早晨的活是拉车送粪，早到的两个人开始装车。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普通生产队。队里有十来头牲口，除去幼畜，能干活的牲口只有七、八头。男女劳力却有五、六十个，再加上老人、放假的半大孩子等辅助劳力，要有一百来人出工。一到收秋种麦季节，准备种麦子的地有一百多亩，要耕、耙一遍，必须靠畜力完成，这是一年里，牛马们最忙最累的时候。其他一些本是牲口的活计，如拉车、播种、打场拉磂砫（读liuzhu,石磙子）,现在又要由人代劳了。
场院里堆着发酵好的粗肥，在早晨的阳光里冒着热气。这是队里直接积的肥，主要是沤好的麦秸和牲口粪便，分量不重，装车的活不累，用四个齿的粪叉，把粪铲起装到车上。
有个惯例，谁装、卸车，回来空车的时候就可以压车，当时的胶轮大车重心靠前，以便于套牲口。人拉车需要重心靠后，为的是驾辕人省些力气，在车上装东西要注意这个区别。但空车的时候就需要在车尾坐上两个人来改变重心，谓之压车。压车是个美差，可以享受别人拉车自己坐车的优越感，正好跟装、卸车的活搭配在一块。所以装、卸车的活一般有人抢着做。
不一会儿，车装好了，人也到齐了，说说笑笑拉起大车就上了路。一个壮实男人驾辕，他左右两个男人傍辕。车辕前端拴“搭腰”（套牲口搭在牲口背上的宽带）的位置，绑上一根四尺长拳头粗细的木杠子，驾辕、傍辕的人用手攀住这个杠子。一般路上并不费力，只是在上下坡道或转弯时，掌握好平衡就行了。前面两根七、八米长的粗绳，每根绳有四、五个男女牵着，拉车的人数并不固定，人少的时候七、八个人能拉，人多的时候二十来个人也一样走，总之你只要出工，就有活可干。
三、四里的路程，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准备种麦子的地里。这里传统的种植方式是“两年三熟”，即两年一个种植周期，收获三茬庄稼。春天下种高梁、谷子，秋天成熟早，收割后，种上小麦；小麦在地里越冬，第二年夏季，收割小麦种夏玉米；到秋季夏玉米成熟晚，不再播种小麦，等第二年春季再播种高梁、谷子等春庄稼。至此一个种植周期完成。棉花、红薯一年一熟，每年春季播种，秋季收获。
这是一块割了谷子的地，满地谷茬还没有翻耕。车一进地，地暄车轮下陷，所有拉车人必须使足了力气往前拉，走一截开始卸车。两个装车人放下拉车绳子，一个人拿起三齿镐往下刨，另一个人用铁锨往下铲。卸完一堆继续往前拉，卸车的两个人就不回前面拉绳子了 ，就近在后面推，走上二十来米继续卸。上一堆卸的是车前端，这次卸车后尾，要尽量保持车重心平衡。一车粪要这样卸成五、六堆。
耕地前，地里要布满这样一行行的粪堆，再用铁锨撒匀，翻耕到土里，做为小麦的底肥。那时候，化肥还少，主要以粗肥当家。
卸完车，装、卸车的两人坐上车尾，卷支旱烟点火抽上。回程是“盼家路”，拉车人一路小跑，瞬时到家，把车停在队部，各人回家洗脸吃早饭。
整劳力一个早晨的劳动记两分工，年终决算时，工值大概五角左右，两分工就是一角钱，能买五盒火柴。

图片来自网络，并非来自本地原图。向原图片作者致谢！

收棒子
棒子者，玉米也
话说黑要吃过早饭，钟声已经响过一遍，提起板镐来到生产队的队部.队部还只有刚敲过钟的队长等三、两个人，问清楚了上午是到西沙洼收棒子，便不言声上了路.急人熟路，一会儿到了西沙洼本队的棒子地，径直走到地边，揽起最边上的几个棒子垄，扬起板镐就刨了起来，刨进去数米远便停了下来，扔了板镐，这叫占甲垄。卷支一半麻叶一半烟叶的旱烟点着抽上，仰面朝天的躺在了刚刨下来的棒子秸上。这冀中平原的秋季，气候已经凉爽，刚才着急出了一身热汗，现在伸懒腰躺平了，虽未在意那蓝天白云，几口烟雾吐出来，却已是神仙了
黑要抽的这支烟叫地头烟。当时人们下地都是两条腿走路，难免路上稀稀拉拉，先到地头的占上甲垄，开始抽烟，慢慢的把后面的人等齐了，由队长发令再一齐动手。占甲垄，是此地方言，多人一起收割庄稼，每人占一定的宽度，收割下来的庄稼横放在地，甲垄的宽度要略大于庄稼放倒后的长度。众人依次排开，干活互不影响。
黑要在集体干活一贯撒懒蹭滑，今天一反常态勤快起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原来集体种地跟如今单干种地有一点截然不同，单干种地管理精细，地边的庄稼通风采光好，长势茁壮；集体种地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语--“十边九稀”，是说地边上的庄稼稀，且黄弱矮小。皆因管理粗放，施肥不到边浇地不到头之故。刨边垄上的棒子要比刨里面的省许多力气，黑要这人专门留意这些，今天一反常态早早来到地里，就是要抢先占着边上的甲垄
人陆续到齐，刨了起来，满地板镐飞舞，只听一片咔喳、咔喳声，很是热闹。这刨棒子很有学问，只听这咔喳声便知道这是刨队里的棒子，刨自留地的棒子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刨棒子用板镐，一尺半长的镐柄，一只手握着，高举过头，靠惯性落下来，力量很大。刨自留地的棒子，要一镐入地，用力一撬，一棵棒子连根刨起，带下一块土坨，左手提着棒子秸，右手用板镐背连敲土坨，磕打干净再把棒子秸放下；刨队里的棒子就不这样了，板镐不能入土，齐着地皮把棒子秸砍下来，不能带上多少土，省去了一撬、几磕打的动作，板镐可以连续飞舞，一气砍下数棵用左手攥着，手里满了再一并放下，速度要比自留地的刨法快若干倍。只有等土地翻耕过以后，才能看出究竟，耕过的队里的棒子地，土坨连着土坨，一个土坨就是一个棒子茬，且不说打耙的困难，致命的是造成麦苗的缺苗断茏。开始是黑要等少数人用这种刨法，他们省了许多力气，当时还发现不了什么差别，慢慢人们就都采用了这种“先进”工作法，队长亦无可奈何了。
近晌午，黑要和手脚快的几个人已经刨到地的另一头了，或坐或躺，男人 抽烟，女人嚼甜棒，甜棒就是没有结果实的玉米秸，其汁甘甜无比，赛甘蔗。休息一阵，回头看看还有几个体弱的离地头还有几十米的距离，队长发话了，来来来，再动动手，接接他们，都到了头就收工，于是人们七手八脚的帮后面的几个人刨，一会儿功夫，都到了地头，收拾板镐、拎起脱下的衣服，走上回家的路。这时黑要也从没有刨倒的棒子地里钻出来了，边走边整理裤子，做出刚方便过的样子，众人也不以为意，黑要是从不帮别人的，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屎就来了，蹲到别处不出来，一直到大伙把活做完。<br> 刨倒的棒子一溜一溜的排着，铺满一地。再由老人、孩子等辅助劳力，把棒子穗包下来，黄灿灿的堆成大堆。队长亲自过秤，会计算帐，就地把刚收获的棒子分给了各家各户。这是全队社员最喜悦的时刻。

工分
吃罢晚饭，还有一项活动，每家至少要出一名代表，到队部记工，由记工员把每人当天的劳动记录在记工本或表上。
队部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里，占地五、六亩，北面一溜十几间矮房，有饲养棚、库房、草料房等，南半部是几个巨大的猪圈，里面没有养猪，只是用来积肥。饲养棚是三大间相连的屋子，两头的两间养牲口，中间是饲养员的宿舍兼生产队办公室。三间屋子分别有门洞通院子，三个门洞都没有门扇，冬季吊草帘子保温，其他三季大敞着。宿舍与畜舍用贯穿南北的两个牲口槽隔开，饲养员在宿舍就可以给牲口添加草料，宿舍靠北墙的中间，是一铺土炕，上面铺着光席，放着油脂麻花的被卷。土炕有极大的灶门，用来冬季烧火取暖，这炕总是烧的烫烫的，招来满炕闲人。屋顶、四壁被烟熏的油黑瓦亮。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怪味。细品，应该有牲口粪尿味、抽过的旱烟味、人体的汗液味、烟熏火燎味等等。这种混合气味，除了生产队的牲口棚，哪里也不会再有。你别说，闻惯了还怪亲切的。生产队开会、记工、闲聚都在这间屋子，一年四季这里总是热热闹闹。
队部没有桌子。记工员记工，冬季是趴在饲养员宿舍的热炕上，其他季节是趴在院里停着的大车上。记工员是兼职的，白天跟大伙一块出工，晚上记工，每天补助两分工（0。2个工）。每到晚饭后，记工的地方总是围起一簇人头，中间是一盏昏黄的油灯。
原来记工用的是记工本，本子由社员本人自己保管，由记工员登录。后来发现有人私自涂改，甚至模仿记工员的笔迹自己填写，把家人没有出工的时段记成出工。后来就改用记工表，全队的劳力统一用一张或两张大表，记工表由记工员保管，避免了上述漏洞。但蒙混工分的事情却不能完全杜绝。按要求，记工只记当天的出工，事实上大家都难免哪天晚上有事耽误了，只能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一总记。隔了天，难免就有记忆错误，把没有出工记成出工，难免有人故意多记工。有那么几个人蒙混工分出了名，一般的人记工自己说多少，记工员就记多少，唯独这几个人，记工员特别留意，有时就要盘问盘问，好在这几个人脸皮略厚些，即使盘问漏了底，脸也不会红
工分一个月一合计，年终总计。做为决算分红和分粮食、烧柴的依据。
年终决算由会计来做，会计也是兼职，没有帐可算的时候也参加生产劳动。大体算法是：先算出全年的总收入，就是把当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棉花、柴草统统折合成钱，价格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折款加在一起就是全队的总收入。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得数就是当年的工值，假如说总收入是5000元，总出工10000个，那么工值就是5角。
帐还要算到每个农户头上，也是先算出本户的总工分，总工分乘上工值就是这户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是资金形式的，要减去本户分到的实物折款，剩下的钱数就是分红了。
不是每户都能分红。劳力少的户，出的工也少，他的总收入小于分到的实物折款，他就要给生产队缴钱。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分实物不完全根据工分来分，而是主要按人口分，工分只占一定的比例，一般为人七成劳三成，也有人八劳二的。实物分配中，人头占了较大比例，由此保障了劳力少的户的生活必须。确定这个实物分配的人劳比例，一般会成为分红户跟缴钱户矛盾的焦点。
往往决算做出来了，也不能完全兑现，缴钱户的钱不会顺顺当当的拿出来。有家庭成员在外面上班挣工资的户，还能拿出一些，纯农业户没有现金收入，他用什么拿？好在那时没有强制缴钱这一说，拿不出钱来，欠着就是了，等孩子们长大挣了工分再还。缴钱户缴不上钱来，分红户也就只能分个数字回去了

男婚女嫁
刚刚度过了一九六零年前后的大饥荒，冀中平原上的人们勉强吃饱了肚子，因此那时的婚礼极简单。女方叫“送闺女”，找三、两个略见过世面的男女做代表，用生产队的大车，套上畜棚里最体面的骡马，把闺女送到男家。大车临时打扫一下，铺上被褥，用竹糜子和蓝布支起简易车顶棚。
男方准备两桌八盘八碗的大席，亲朋、乡邻等一群人在家等候，听到村口有了鞭子响，赶紧跑到大门口迎候。一般婚礼都在早晨天不亮的时候进行，对方车来了看不见，只能听。女方的赶车人到村口就先甩鞭子，弄些响动通知男方。新人进门，拜了天地，男女分别入席，男席有男陪客，女席有女陪客，席间说些套话，但注意力还是在吃上，有吃一席饱一集（五天）之说。
酒足饭饱，女方代表打道回家，男方的陪客边送边说，吃的不好回去说好啊，这个“吃”是广义的，包括了吃喝招待等婚礼细节。女方来人应着，很好很好。他们回去要马上跟女方父母汇报婚礼情况，一般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即使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也不会说出来。过一天小两口回门，一场婚礼就结束了。
女儿不愁嫁，儿子找媳妇却有大困难。是当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不是。这批人出生的年代，别说选择性别，就是要不要孩子都不由人。1945年以后，这一带一直是解放区，没再发生战争，年轻夫妻，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睡觉就会生出孩子。一般十八、九岁结婚开始生，一直生到女人断经，两年一胎，总要生十几胎，只是那时候的孩子夭亡的比例很大，但一对夫妻成活五、六个孩子极为平常，成活十来个也是有的。这批人长大了，需要男婚女嫁了，出息一些的女儿，想方设法找城里的男人，女儿找上了城市的婆家，是全家人的体面；差一点的也要在集镇找婆家。闺女们“飞”了一部分，小伙子找媳妇当然就困难了。
男女恋爱好象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有不正经男女才会如此。青年男女整天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却没有公开谈恋爱的，眉目传情、打情骂俏的大概有，但很少有实质性发展。就是有某对男女，从秘密相好发展到恋情败露，女方父兄以为是奇耻大辱，纠集亲朋找到男方家里，见人打人，见家什砸家什，当然男方家人听见风声早就躲了，所砸家什也无非是锅碗盆瓢，值不了几个钱，但结果却是棒打鸳鸯两离分。只有极为坚定的男女，一气下了关东，过若干年，抱一个孩子领一个孩子回来，孩子在母亲调教之下，见了母亲的父兄，叫着“姥爷”、“舅舅”，开始不应，叫不了三次，便扭扭捏捏的答应了，从此亲戚终究是亲戚了。
如此氛围下，一个男人看上了一个女人，托媒人说合有可能成功，但自己过去求爱，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没有些胆量的女子，是不敢偷吃禁果的；更有酸文假醋的女子，为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正派，竟将追求者做了牺牲品。有一个略识几个字的小伙子，借了姑娘的小说，还书的时候在书里夹了一个求爱的纸条，几天没有回音，小伙子找机会问姑娘，结果姑娘翻了脸，抡起手中的铁锨就打。当然不是真打，若真打，一锨下去小伙子不死也伤，现在只是用铁锨平“拍”肉厚的部位，抡的圆，拍的响，却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出来。小伙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姑娘还举着铁锨追了一程。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小伙子很长时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恋爱是盲目的，讲的是投缘分；经媒人说合，是理智的选择，选择就要有比较，比较就要看条件，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房子。为每个儿子盖上一套房子，成为对父母的最大考验。一个家庭有几个儿子，就要盖几处房子，等盖齐了房子再找媳妇，往往儿子的年龄就太大了。头脑活泛一些的父母，托媒人说媳妇，先承诺把现有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等大儿子结了婚，再操持给二儿子盖房找媳妇。这样就变通成盖一套房子找一个媳妇，比一总盖齐了再找媳妇难度就小多了。不过这样做也有风险，前面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下面的房子也有盖不成的，盖不成怎么办？只有翻脸不认帐，撕毁原来的承诺，由此招来长期的家庭混战。
不少的兄长成了弟弟们婚姻的奠基人、牺牲者。帮助父母盖房子耽误了时光，婚龄已过，更是求婚无门，因此村里留下了百十条光棍。实行责任制以后，日子活泛了，陆续来了一批外地女人（就不说是哪地方的人了），这些光棍略花几个钱，总算找上了媳妇。这批光棍还因祸得福，找的都是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媳妇，让条件好结婚早的那些人很是不平了一阵子。

吃的变迁 1
用了这个题目，就不得不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
最初的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梁面窝窝头，盛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里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象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的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蒸的稀软的红薯。晚饭开的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唏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唏溜、唏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的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的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的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摔在墙上，名曰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它。这东西坚硬无比，只能下死劲啃，掉了牙的老人、才长牙的孩子咬不动。这无意之中却发明了一种山药的新吃法。若干年后，山药熘多了吃不完，切成滚刀块，放在窗台上晾干，存起来，没事的时候拿一块慢慢啃。其味甘甜醇厚，竟成为极具特色的美食，前几年还有人家把这美食作礼品，送城里的亲朋。还有精明的企业，批量生产这种“山药筋”，装入精美的塑料袋子，卖大价钱。这都是后话。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梁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胀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胀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胀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的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多半人高，凡草长的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有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