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不想和王日朋同桌！他把鼻涕抹在课桌下面！”
这个举着手咧着嗓嫌弃我的妹子叫李杉红，认真地讲，
李杉红可能是我们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几乎不需要之一，她闪亮的眼镜修长的睫毛和圆圆的白脸蛋显得无比的光彩夺目，每天每天都有人向她表白，却从未有人获得她的芳心，
女神总是高冷的，我一直这样想。
国文老师是个姓付快六十岁的老夫子，我一般背地里叫他老付头，老付头扒了扒老花镜，从镜框上的空隙瞅了瞅我俩，有点不耐烦地指着我“把桌子擦干净！等会还得吃饭用呢，再把鼻涕抹桌子上，你就站旁边听吧！”
我不情愿的拿袖子去擦掉半干的鼻涕渣，凑到李杉红耳边说“咱这总共就俩人，剩一张桌子，你这么矫情是想锯开还是咋滴”
没错，这个被称为学校的门和窗都没有的破屋子总共就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李杉红，学校资产有半块黑板，一张课桌，两个不粗不细的木墩子，还有一个固执地非要称屋子为学校的姓付的老先生。
1939年，热河北，燕山下边一个叫扑家屯的小村庄。
距抗日战争胜利还有6年零3天。

突然停下笔，看着书房里的白炽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好像有个人影在里面似的，我咪着眼睛摘下老花镜，
“当时，我怎么天天坚持着对她表白来着？”
1969年，承德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第3年。

“咚咚！”墨绿色的木门被敲的闷响，“唉……”该来的总还是要来啊，除了叹息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向后推开椅子，慢慢地向门口走去——这该死的左腿，一下雨就糁糁的疼。
“王明月同志！”敲门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齐耳的短发，笑起来有鼓鼓的苹果肌和雪白的牙齿，左手大臂上套着一个鲜红的袖章，红得令人目眩。

“许向竹同志你好，革命也要注意自己身体，这么晚找我，是有什么革命工作安排吗？”
这个随时洋溢着充满活力笑容的女孩，是区革委红卫兵的小队长，今年一月份坐火车去北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几万红小将们一起受到了了主席的接见和鼓励，回到区里以后积极投身革命，演讲、批斗、破除四旧都是英勇难当，不让须眉。
“王明月同志，人民和革命委员会认可你参加文化革命后的贡献，但是”她顿了顿——这两年，许向竹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说话之前会思考的人——“但是，”她又强调了一便这个转折词，“区革委的郭芒同志，看见过你在家放着苏修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书。”这孩子表情严肃，锁着眉头的样子，不如开心的高喊口号时动人呢。

“李，杉，红”
我一边轻轻地念着这三个字一边尽可能工整地写到洁白地扉页上——咬牙卖了羊才买到这本新知书店出版的苏联小说译本，听说在上海的学校里可是特别流行。
没有比这再好的礼物了吧，我痴痴地傻笑，口水险些流到新买的书本上。
李杉红要去上海了，去读高中。她爸回村子里的时候带了不少的银元，还有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听说是他爸后娶的小老婆。她爸说，日本人已经快打赢了，现在热河，天津，南京，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她爸和日本人做生意做了好几年，要去上海发展了，还能带她上正经的高中--有很多的老师和同学，课桌和饭桌是分开的那种。
我是不以为然的，上海有什么好，无非就是人多一点洋鬼子多一点，住的地方大一点，土匪少一点嘛，对于我一个十六岁的男子汉来说，哪里还不能活出个样来？
她临走那天我把她叫出来，把书随便一递给了她。
嘱咐到“这书字太多了，我看不懂，你要上了高中，看懂了，有空讲给我听啊”
“你是不是傻，我去上海怎么讲给你？”
“上海能有多远，再说日本人的火轮子跑的多快，想看你还不一会就到了”
“你想得美，谁想看你啊”
“唉，十几年过去我都没追上你，更别提你这一走了，都计划好的媳妇儿，还给飞了”
“***是你媳妇啊！滚滚滚，你找得到媳妇才鬼了！”
李杉红骂骂咧咧地往回走，一边紧紧地抱着那本书在怀里，肩膀还有些微微地颤抖。
这傻妮子，我就知道，
她果然喜欢看书。

太监@紅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