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愚蠢的有钱人，我不想多加赘述。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付出艰辛劳动的普通人，看看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吧。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情况下的疲劳往往是由焦虑引起的，这种焦虑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哲学以及一定的心理控制而加以避免。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我的意思是说，面对那些自己一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他们往往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它们。深夜里，男人们上床睡觉，在他们本应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应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为工作上的事情操心虚神。实际上，他们这时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这样地苦思冥想，并不是找出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来，而只不过是一种半精神错乱的状态所致。这种状态正是失眠症所伴有的思维紊乱。黎明来临，半夜里的那种精神迷乱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迷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对每一个困难障碍他们都感到非常恼怒。聪明的人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的目标时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平时则考虑别的事情，甚或，如果是晚间，他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我并不是主张在遇到大的危机——譬如说破产——时，或者一个丈夫有理由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时，除了极少数的偶然的冷酷心灵外，由于没有解放的办法，就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来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除了那些必须立刻处理的以外，可以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在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系统的训练以后，人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去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而又劳人心神的决定时，一旦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全，就应该马上加以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除非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要去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劳心费神，更无成效了。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