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最好的方式便是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我生来并不幸福。那时候，我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厌倦尘世，我肩头重负罪孽。”五岁时，我曾想到，如果我能活到70岁，那我到现在才捱过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2我觉得面前漫长的无聊生涯简直难以忍受。青春时代，我厌恶生活，一度徘徊于自杀的边缘；而我之所以终于抑制了自尽的念头，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已经发现了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慢慢地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成功地放弃了某些向往的目标——例如关于事物的不容置疑的知识的获得——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它们。但是，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像别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曾有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的习惯。我常将自己看作——无疑还自以为公正——一个可怜的怪人。渐渐地，我学会了对我自身缺点的漠不关心；懂得了将我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世界的状态，知识的各个分支，我所喜爱的个人等等。的确，对外界事物的关心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陷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有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然而这种痛苦不会摧毁生活的本质因素。而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则往往会给生活的本质方面以灭顶之灾。每一种外在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种兴趣仍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及无聊意识的产生。相反地，对自我的兴趣，不可能导致进取性的活动。这反倒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从事心理分析，或者成为一个僧侣。然而，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得僧侣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之后，他才会变得幸福。他由宗教获致的幸福，本来哪怕是一个清道夫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坚守岗位，一如既往。对于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它的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不幸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外在修养。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在我们看来，有三种最普通的类型：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 
　　我说“罪人”时，并不是指犯了罪过的人。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专注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不停地责难自己；如果他是一个教徒的话，就把这种有罪意识解释成上帝的责难。他按照他自以为应该的那样的去想像自我，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处在一种持续的矛盾中。如果在有意识的思维中，他老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信念，那么他的负罪感就应该已被埋藏于无意识深处，只在酒醉或睡眠时才浮现出来。但是这已足够使一切事物失去诱惑力了。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接受了儿时所得的所有禁律。骂人是邪恶的；而首要的是，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所有这些快乐，但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已被这些东西拉下了堕落的深渊。他全部身心追求的一种快乐就是受到母亲的抚爱，此时所经历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然而这种快乐之门不再向他开放，他因此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既然总要犯罪，就干脆深陷到罪恶之中去吧。恋爱时，他仍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的形象犹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都不可能产生尊重之情。于是他失望并开始变得冷酷；而当地为自己的冷酷开始后悔时，便又开始了一轮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交替变换的过程。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误入歧途的，是对不可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追求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荒谬的伦理准则的灌输和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从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脱出来。

……如果这是人君的所作所为，那么其统治成员又怎样？看看那些高级教上吧：他们在怎样追金逐银，对灵魂的拯救则嗤之以鼻。……让我们想想宗教的戒规：言出必行。看看他们duoluo得又有多深，一个个从自己的尊严处跌落。（修道士的）新戒规的最首要的尊严已经受到了可怕的fu蚀。整个牧师阶层都在追逐荣耀、yin荡和贪婪：无论这些牧师聚在何处，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三吵闹以及各种罪恶的chou闻便会传遍整个世界。……谁也不在乎自己干了什么，更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行。”在谈及远古时代的异教贤人时，他说：“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无论是在文明礼仪，还是对世俗社会的鄙视上。他们欢快。富足、荣耀。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及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以读到。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智慧的奥秘，而且发现了所有的知识。”罗吉尔·培根的这些观点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土的观点一致的，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悲观论调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要简略地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很难的，不过我还是乐意一试。爱情之所以引人重视，首先在于——这一点虽然并不是爱情的最大价值，但却为其他一切价值所必需——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哦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忧伤，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芬芳。 
　　这几句诗的匿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为宇宙寻找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陶醉。爱情不仅是快乐之源，它的丧失也是痛苦之源。其次，爱情之所以被人称颂，还因为它能给所有最美的事物带来更高的价值，如音乐、高山日出、皓月当空的大海。一个从来没有和他喜爱的女子一起享受过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无穷鞋力。同时，爱情还能打碎自我的坚厚外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共同的投入。在不同的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身主义哲学，有的高尚，有的并不那么高尚。斯多葛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认为，个体能够实现人生的最高的善，这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就行，而不要整个人类的帮助。有些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的，有些人则把个人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这些都是独身主义哲学，即提倡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通过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的努力。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点，不管是在道德理论方面，还是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不对的。人的生存有赖于合作，况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不足之处——这种本能器官，通过它，合作所需要的友谊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合作的首要的和最为普通的形式；那种曾经用心体验过爱情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主张勿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也能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为强烈，但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不谎称最高形式的爱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爱所揭示的价值一定还未为人知晓，怀疑论也并未触及这一价值，虽然那些怀疑论者无此能力，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自己的无能归之于怀疑主义。 
　　喜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意，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随着世纪的交替，神低、人类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类的平庸通过某一过程加到了我们头上，正是这同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想像力据以证明自身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

毫无疑问，旧式的专以描写五公贵族及其悲哀的悲剧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了。当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无名之辈的悲哀时，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作wei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ji情，其他所有的人则只勤劳苦作，以便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的时候，天上不会有慧星出现； 
　　君王之死，苍天也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bu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ji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 
　　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然而，厌烦不应被看作是完全xiee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挫折型，一种是呆滞型。挫折型是由于缺乏du品引起的，呆滞型则是由于缺少huo动引起的。我不否认du品对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ya片，而且我想这种情况比jinyan主yi者想像的要多得多。但是迷恋du品，甚至不加约束地让自己的本能冲动失去控制，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du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认为时间是唯一的疗方。用于解决吸du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里，也适用于对付各种xfen。xingfen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连续不断的强烈ciji，才能产生颤likuang喜，而这种颤likuang喜往往被人当作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一个习惯于过度xfen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粉过份爱好的人一样，对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粉，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为了避免过度的xingfen，一定量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xingfen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xfen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xfen。

一定的xingfen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chubanshang，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来，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份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

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se色的感性东西，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少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我当然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伴以一定程度的寂寞，某些美好的东西才有可能被人获得。

以华兹华斯的诗《序曲》为例c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明显不过的是，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感情是富有价值的；然而对于那些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感受。一个孩子或青年人，在他具有一个严肃而富于创造性的目标时，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忍受巨大的厌烦，因为他发现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过着放dang不ji。享受she华的生活，他的脑中就不会自然地产生这类创造性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袋中想来想去的，总是下一次快活享乐，而不是遥不可期的成功。由于这些原因，不能忍受厌烦的一代将是一代小人，这样的一代人使自己不适当地脱离开缓慢的自然fa展，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亦将渐渐消wang，如同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凋谢枯萎。

　　我不喜欢玄乎隐秘的语言，但是如果我在这儿不用听起来有点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我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我们怎样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就像动植物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也从它那儿汲取乳汁。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冬同春夏一样重要，休息同运动一样重要。儿童比成人更应该同大地生命的起伏节奏保持某种联系。经过无数世代的更替，人和躯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的复活节就体现了这一节奏适应。我见过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回他第一次被带到绿意葱定的乡村去散步。这时正是冬季，一切都是湿滚滚的，道路泥泞难行。在成人看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但是这孩子的眼里却闪现出惊喜的神采，他在潮湿的土地上跪了下去，把脸理在青草里，嘴里发出欢快的呼呀叫声。他所体验的欢乐是原始的、素朴的和巨大的。这种得到满足的机体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说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其精神很少是健全的。有许多种快乐，它本身和大地的生命没有联系。例如说赌博吧。这类快乐一旦终止，人就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这种快乐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能叫做幸福的。另一方面，那些把我们与大地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快乐里，则有着能使人得到极大满足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停止了，它们带来的幸福仍然长驻不去，尽管比起那些更易使人兴奋的fang荡胡闹来，它的强烈程度要低些。这中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存在于从最简单的职业到文明程度最高的职业的全部范围内。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两岁的孩子就表现了与大地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为原始的可能形式。但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同样的事情可以在诗歌中发现。使得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超乎一般的东西，就是那种充满了字里行间的。使两岁的孩童拥抱草地的同一种欢乐。请读一读“听、听，云雀”，或者“来到金黄的沙滩上”；你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表露出来的情感，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请再考虑一下爱情和纯粹xingai之间的区别。爱情是一种使我们整个的存在得以复苏新生、光彩焕发的体验，恰像植物久旱逢甘霖一样。没有爱情的xing交，全然没有这种体验。在这种暂时的满足停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倦。厌恶如生命空虚的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xingai却不属于它。 
　　现代城市居民所遭受的一种非同一般的厌烦，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它使得生命变得炽热、肮脏而又饥渴，就像沙漠中的朝圣一样。在那些富裕得使自己可以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他们遭受的那些难以忍受的厌烦，正像它看上去显得很荒谬一样，是他们对厌烦的惧怕。为了逃避挫折型的厌烦，他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之中。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平静的环境里，真正的快乐才能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