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苛责老舍。在伦敦,写作《二马》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军北伐,但是他并“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明白”“国内青年们的思想”。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创作上来。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时代感不强,性格中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够充实,同他自己 “远远的立在一旁”,(注:《我怎样写〈二马〉》。)没机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是不无关系的。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