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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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如此，被统治阶级中的落后的人们也是如此。作者在书中愤激地指出：“这样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这么多只拿棍子，只抢迷叶与妇女的兵；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猫国是“热闹的”，但在这热闹的景象中，仿佛正有一个“毁灭的手指，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使这猫城成为白骨的堆积场”。“一眼看见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

但是，老舍并不能解决这个课题。他因而陷于悲观：“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疑为“神”——引者）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好的——就是将死的国中总也有几个好人罢——坏的，全要同归于尽。那几个好的人也许觉出呼吸的紧促，也许已经预备好了绝命书，但是，这几个人的悲吟与那自促死亡的哀乐比起来，好似几个残蝉反抗着狂猛的秋风。”这自然又表现着作家思想上的局限。

在黑暗中徘徊 
　　《猫城记》是一部在内容上充满矛盾的作品，对它采取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适当的。 
　　老舍试图在《猫城记》中概括旧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全部“病象”，然而作家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具备正确分析这些“病象”的能力，加以选取了限制很多的讽刺小说的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处置不当或评断失误的地方。

     老舍并未绝望。他徘徊在黑暗中，力图跨越这弥天的黑暗，去追求光明。《猫城记》中，常常有离开具体事物的描写而直抒胸臆的抒情文字，其言词之热切，是老舍其他作品中少见的。他借“我”之口，说出了他的痛苦：“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但是他仍执着地向往未来，梦想有一天“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猫城记》记录了老舍的思索和探求，记录了他的痛苦和失望，记录了他的长处和弱点。以后，他再没写过同《猫城记》类似的作品。

   《开市大吉》写医界一伙江湖骗子异想天开合伙办了一个医院。他们费尽心机，以各种名目招徕病人就医，又用各种名目敲诈病人，甚至以“香片加了点盐”当做针剂，顶替六○六给患花柳病的军官注射。割痔疮时单等病人疼得狂叫才临时商定注射麻醉剂，以便无限抬高药价。他们承办考学或保寿险的检查身体的业务，只要交五元检查费，“哪怕已经作下寿衣，预备下棺材”，“也把体检表填写得好好的”。他们准备自己为自己挂匾：仁心仁术。作品用一系列笑料，把几个恣意行骗的“医生”的丑态暴露无遗。《马裤先生》写一个市侩主义者，在火车上只顾抖“派儿”，弄得周围的乘客不得安宁，茶房也被指使得团团转。作品的笔触夸张，写马裤先生喊茶房时，声音高到“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这两个作品中的人物，个性特征极为鲜明，但是包含的社会意义并不深刻。《抱孙》写得好，它也是一个“笑话”，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严肃的社会问题，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愚昧、迷信而又颇为自信的王老太太急于“抱孙”，在儿媳生产的过程中，闹了一系列笑话。婴儿生下以后，王老太太为给婴儿行“洗三”的古礼，强行从医院抱孙子回家，路上王老太太喷嚏不断，“都是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的”，“至少有二百多个喷嚏”。这样孙子到家也就得了肺炎，死去了。王少奶奶出院后也由于护理不当，伤口崩裂，加之庸医误人，不久也一命归天。作品的题旨在于说明如王老太太一类人的迷信和愚昧是可以杀人的；中国虽屡经变革，然而陈腐的陋习依然顽固地盘踞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落后和停滞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笑料的后面正隐藏着生活的悲剧。
     把生活中的丑恶、卑琐、灰色、停滞、落后……加以廓大、集中、漫画化，是这些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基本特色。它充满笑料，却又不显得轻佻、油滑，因为这些作品里透露着作家严肃的思考。当然其中也有些作品夸张失度，笑料杂陈而缺少深度，致使作品不耐咀嚼。


第九章    “返回幽默”——《离婚》和《牛天赐传》
     
《离婚》
     《离婚》是老舍早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以后曾多次再版；一九四七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也一再重印发行。建国后，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国外有日、俄、英、丹麦、瑞典文译本。这部作品出版后不久就有评论家指出：“《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注：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


《离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主题思想  
     《离婚》的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细碎而又琐屑的。它写的是国丨民党某财政所几个小公务员的家事纠纷，几对夫妇闹离婚又复归于好的故事。但是作家却通过对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相当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以及他们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地暴露了国丨民党反动政丨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特务横行的黑暗现实。

     《离婚》同《猫城记》一样，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国丨民党反动腐朽的政权机构，但是他不再采取隐喻的手段，而是以现实主义的逼真的生活描写，再现了它全部的丑恶和不可救药。它也不象《猫城记》那样把讽刺遍及于国丨民党统治下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一切生活领域，而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财政所透视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自然不仅需要锐敏的观察力，而且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作品里的财政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丨民党政权机构的缩影。这个财政所的所长是“官僚兼土匪”，办事的科员当中，“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些人在财政所只是胡混，“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作品以含蓄的笔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总毛病”是什么，未便明言，但所指为谁，是很清楚的。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丨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恐怖政策，人们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装进监狱，如天真的遭遇那样，这种社会政治条件是必然要造出一个怯懦者之群来的；另一方面，庸人性格和庸人意识的形成也同这些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关。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是软弱的、短视的、苟安的、敷衍的。张大哥对于老李出走乡下以后的生活命运曾经有个推断：“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这个推断虽然带有张大哥本人性格上的烙印，但却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使老李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老李“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老李明知如此，“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她’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这就决定了一切。“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只要这种生活方式、经济地位不改变，灰色的生活以及这种灰色生活孕育的庸人性格也无从改变。假如不结婚，不做“家长”，谋生问题或者不见得有多么严重，人们对未来了无顾忌，也许反抗的精神可以健旺一些，比如丁二爷就是如此。但是这究竟是少数。我们看到，在作品中，这些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生计问题，已经化作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束缚起来。作家所以细致而又深入地描述几个科员家庭的生活，这既是为表现他们的怯懦、折中和苟安而选取的特定的生活场景，也是造成他们性格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无论是老李同乡下妻子，还是老邱同纸板夫人，或者是吴太极同方墩太太，他们这些人离婚的变故以及最后和好如初的结局，都是妥协、敷衍的灰色生活的具体反映。  
     这种以妥协、敷衍、折中、怯懦为特征的庸人性格、庸人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渗透着，它麻痹人们的精神，阻滞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品明白地告诉读者：“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  


     作家把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人物和场景的描绘之中，对张大哥、老邱、老李精神状态的入微刻划反映着作家明确的褒贬态度。他否定那种敷衍的、苟安的精神状态，希望着一种奋发的、认真的、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状态。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上看，作家把这种艺术描写放在国（百度）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统治和法西斯特务横行的背景下，指出这种苟安和敷衍只能保持这黑暗，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深化了。
含泪的微笑
     《离婚》是老舍第七个长篇小说。《离婚》艺术上的成功标志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幽默的风格是老舍小说创作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优长所在。但是对这一点的自觉认识作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艺术历程。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到《赵子曰》、《二马》，幽默风格一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到了《大明湖》，却由于心中想着“五三”惨案，幽默不起来了。他曾经说，因为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和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这部作品思想上虽有长进，而艺术上却缺乏特色。这种情况到创作《猫城记》时并未改变过来。按照老舍后来的想法，它“根本应当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老舍认识到，他应该“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离婚》是老舍艺术上的圆熟之作。“返归幽默”并不是对过去驾轻就熟的艺术手法简单重复的运用，它是在新的构思指导下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事实上，《离婚》中的幽默既保持了先前作品中的优点，又避免了先前作品中失之于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讽刺尖锐而又不流于“戏笑”和“溢恶”，达到了含蕴深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
     喜剧将无价值的人生撕开给人们看。老舍的幽默也是如此。他“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注：老舍：《谈幽默》，《老牛破车》。）他运用“笑的艺术”来揭破表面上红火热闹的人生的假面，而把无聊、卑琐、苟且、敷衍、妥协的真面目，显示给人们；他的幽默同对社会深刻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对老舍所描述的生活现象是不可以一笑了之的。


     《离婚》是以老李接乡下的妻子到北京后所引起的小磨擦和张大哥之子天真被捕到释放的经过为全书的“经线”，而以吴太极同方墩太太、老邱同纸板夫人、孙科员同“牙科展览”夫人的家庭琐事为全书的“纬线”，纵横交织，构成全书的内容。其中，张大哥以“男性媒婆”的身份出现，而吴、邱、李三位科员则分别同太太展开不同规模的“家庭大战”，特别是吴太极与方墩太太为十三妹大动干戈，而当小赵也为十三妹上门纠缠时，吴太极与方墩太太又一致“枪口对外”，同小赵混战一场。这些家庭，这些人们，面对的情势严重，他们痛不欲生，但是后来却又烟消云散，归于 平复，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事后方墩太太高高兴兴地向曾经挨她辱骂的老李“道歉”，并告诉老李她与吴太极不再离婚，“好歹的混下去吧！”“左不是混吧，何必呢！”邱太太也不再同老邱闹离婚：“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邱太太想明白了：“他是科员，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简直的不能吵，科员！……”就是最富于独立精神的马少奶奶，在她所愤恨的马先生突然回来以后，也由怨恼转而为屈从。全书的结局是人们经历了一段风波之后，又照旧生活下去，平静而又凝滞。这个构思本身就是富于幽默和讽刺意味的。鲁迅称赞《死魂灵》的讽刺艺术时曾经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离婚》正是从人们“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中，看出了可笑之点，指给了人们。然而它所引起的不是开怀的大笑，而是一种苦笑，一种含泪的微笑。在苦笑或含泪的微笑中引起深沉的思索：这样的生活，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苦涩的笑里包含着某种生活的哲理，喜剧的形式下包含着悲剧的内容。老舍笔下的幽默既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又是表达主题思想的独特的艺术手段。
     用“廓大”的方法，造出幽默的场面或情境。“廓大”同夸张，所指是一种艺术手法，但鲁迅认为用“廓大”一语更准确一些，“‘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因为“夸张”容易引起误解，以致造成描摹的失实；而任意夸大，是讽刺最忌讳的事。“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注：鲁迅：《漫谈“漫画”》，《且介亭杂文二集》。）这里讲的 是创作讽刺作品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创造幽默的情境也应当坚持这样的美学原则。老舍自己曾经讲过：“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腔无调的”（注：《我怎样写〈离婚〉》。）。在《离婚》中，老舍一方面“立意要它幽默”，另一方面却又留意“把幽默看住”，“不准它把我带了走”，（注：《我怎样写〈离婚〉》。）这里讲的是在创作幽默作品时应当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所谓“把幽默看住”至少有这样两个意思：一个是讲究幽默而又注意真实性；一个是幽默应当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即以“廓大”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而言，情形也应当如此。《离婚》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有“廓大”的情况，然而这种“廓大”不是任意的夸张，而是把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集中、凸出、强调，虽“廓大”而不失其真，凸出而又合情合理。比如作品写张大哥的生活习惯： 

     牛天赐不可能在几天的生活中就改变了多少年形成的思想性格。当他看到原来钟情的女人狄文英站在水果摊前“那么看了他一眼，不慌而很快的走开”以后，他从大杂院人们身上感受到的坚实力量和信念一下子崩溃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贫穷逼迫他走进现实生活，而虚荣又使他鄙薄自己的处境。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呈现着复杂、曲折的情形。故事的结尾，原来借牛老者一千元去营商的王老师突然出现在云城。王老师这些年实东洋货、贩烟土，发了横财。他交结官府、军队、各色人等，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由于他的帮助，牛天赐变卖了原来父亲典押给别人的房产。有了钱，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坦荡的大路，他可以到北平去读书，再来一番奋斗。他们说定，经济大权由王老师掌握。当牛天赐随王老师登上火车以后，虎爷感到“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个结局是意味深长的。作品暗示我们：做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软弱，导致动摇，他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使他易于为反动阶级或反动势力所收买，他的思想上的驳杂的意识，又使他容易接受各种消极的影响。旧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了牛天赐型的性格，而这种思想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情势下，又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可以由于种种原因，同大杂院的人们——贫苦的市民在一起，彼此成为患难朋友，也可以由于另外的机缘，被人利用，为人摆布，成为反动势力的帮凶。《牛天赐传》的结尾暗示给我们几种可能性，而并未做出任何宣判，这里似乎包含着作家的苦心：他是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向新的生活迈出坚定的步伐的。
     《牛天赐传》也属于老舍立意“返归幽默”以后的作品。这部长篇的幽默，更趋温厚，也更见婉曲，较之其它作品，缺少那种讽刺的锋芒。这可能同作品的题材有关系的。这部书更侧重于对小人物悲欢离合命运的描述，虽然对小市民的虚伪和世情的炎凉也有所针砭，但究竟不同于《离婚》中对国（百度）民党特务制度的暴露。题材的这种区别，作家主观态度的差异，造成了同为幽默和讽刺，而《牛天赐传》就显得温婉有余、辛辣不足。这个作品以牛天赐幼年到青年的生活遭遇为线索，串连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变，结构上的线索是清晰的，但是对于关系到时代面貌的重大事变，比如“北方起了内战”，学生运动的兴起等，都未做明确、具体的交代，致使事变的前因后果均有些模糊，影响了作品反映时代面貌的准确性和具体性。


第十章 不拘一格 丰采独具——《老舍幽默诗文集》
   
     一九三四年老舍把陆续发表于《论语》、《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的诗、随笔、杂文、寓言小说等编为一集，题为《老舍幽默诗文集》，交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老舍幽默诗文集》收诗文三十五篇（序文不计在内）。从文体看，包括诗、杂文、速写、寓言体小说、抒情文等；就内容看，有对于时事的讥评，有对于民族性的解剖，有对于落后的市民意识的嘲讽，也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诗文集并不全是幽默作品，作家所以特别冠以“幽默诗文”，是有意为之的。
     “幽默小品”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曾经有过一度浮沉。鲁迅在《小品文的生机》中曾经指出：“去年（指一九三三年——引者注）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竞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鲁迅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一窝蜂似的攻讦，深不以为然，他是主张要对小品进行具体分析的。老舍作为一个严肃的写过不少幽默诗文的作家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批评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借《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之机，在《序》文中以幽默的措词谈了他对于“幽默”的意见：
     不断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
     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