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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期，一些群众组织办的小报，登载了批判血统论、唯成份论的文章，指出唯成份论给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带来的伤害和悲惨遭遇，列举了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歧视，如日本的秽多、印度的贱民等等。
我看后思想上引起共鸣，在当时中国，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生下来就失去了人之间的平等，失去了人生各种机遇，成为天生受歧视的罪人。
在农村地富的儿子找不到老婆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有姐妹去和同样地富的女孩换亲，否则只能一辈子打光棍。那时农村姑娘不愿意嫁给地富的儿子，不仅自己没有前途，在村子里抬不起头，而且还要在政治上连累娘家人。
我在学校入团时，学校“外调”可能并未掌握我家庭出身的全部问题。我因不知道，在入团申请书中未向团组织交代祖父被镇压，从这一点来看我是不符合入团条件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有这么严重的社会关系问题，会失去参加团组织的信心，我可能不会写入团申请书。
似乎命中注定我要成为共青团团员。在我入团那一段时间，党团组织正好在贯彻执行重在表现政策，“外调”时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在我人生关键时刻，因为是共青团员，竟然决定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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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是个艰苦的建筑单位，好多知青为逃避招工跑回武汉。
我想自己家庭出身有问题，只要能参加工作就行。之前我曾主动向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表示只要有招工我愿意去，那是我第一次向他们表示这种意愿，过去只是自己坐在家里为招工干着急。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下放的农村，招工时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专门问我是否团员），同意我填写招工表，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是如何通过招工政审这道关的？参加工作后，我估计公社和招工单位没有对我进行外调政审。我是一九七零年五月跟随五·七干校父母下放农村，不算知青不能招工。后来根据新的政策，我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这样在招工开始之前对所有知青进行“外调”时，就不可能包括我。
组织上还没来得及对我进行“外调”，还未掌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革表现等政审材料。如果当时专门对我进行“外调”，时间上已来不及，再加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到这个单位，招工指标不好完成，因此负责招工的干部想通过证实我是否是共青团员，以此代替招工的政审。
按照常理加入团组织的政审要求比招工更严格，能够加入团组织的人招工应没有大问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青团员的身份，让我避免了招工时的“外调”，促成了我被招工。
什么原因促使我招工后，又去推测招工时没有经过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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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新单位后，参加了连队基干民兵训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要我参加了，联想我在被招工前，公社干部问我是否入团。我分析可能仅凭我是团员，没有经过“外调”政审，我就被招工了。可能后来单位又对我进行政审，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取消基干民兵资格。
当年的猜测，竟在三、四十年后被证实。我退休时退还给我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我在中学参加共青团的任何资料，证实了当年学校团员档案丢失确有其事。如果保存有我入团时的入团申请书、志愿书、政审资料，当年也会跟随我转到下放的农村，在招工时会产生什么作用，恐怕是凶多吉少。
档案中最早的“外调”材料是武汉市要武中学于1971年11月29日出具的。我是1971年7月招工，可以看出，我到单位上班4个月后，招工单位对我父亲单位进行了“外调”，这应该是单位后来不要我参加基干民兵的原因。

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工人，也未提出入圌党等要求，但单位对我进行了“外调”，而且父亲学校提供的资料很全面，重要问题没有遗漏，（高哨风是我父亲）。“外调”全文如下。
关于高哨风的情况
高哨风，又名高篪瓶，男，生于1917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员，原任我校数学教员，现已下放。
高哨风于1937.6曾参加复兴社，1955年在武汉一师被列为肃反对象，停职反（省），1957年整风反右中散布反圌党言论，于1958年5月圌经中圌共武汉江岸区委批准，划为反圌动分子，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监（督）劳动。因对错误和罪行有较深刻的认识，在劳动中表现好，于1962.11.15经中圌共武汉江岸区委批准摘掉反圌动分子的帽子。
解放前家中有房屋一栋，每年收租谷6000—7000斤，土改时划为地主，父亲于1950被镇圌压。高本人解放前以教书为生，社会关系中尚未发现问题。
武汉市要武中学
(武汉市要武中学革命委员会盖章)
1971 . 11 . 29
我在回忆录中引用本人档案中的资料，是否有违反圌党纪国法之嫌？我想，既然组织上已经将个人档案退还给本人，就不存在保密问题；据说国家档案30年以后解密；有些作家在写人物传记时，还被允许查阅摘录档案资料。因此，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有着和我同样家庭出身，在随县下放的毛弟和毛妹，一直未能招工。最后只有通过因病退回城市这条途径回到武汉，由街道分配到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作，这是当年许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招工的知青回到城市的一条生路。
我家三个下放知青中，只有我一人阴错阳差避开了招工政审，经招工途径当上国有企业职工。如若我不是国有企业职工，以后也就不可能有两次入校深造的机会，这是后话。就当时来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命运再次唤我奔向远方，奔向更遥远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的汽车城十圌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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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国家从战备考虑进行“三线建设”，选择在内陆腹地交通不便、一个个群山怀抱的盆地和山谷中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有了当初决策，经过数十万建设者艰苦卓绝长期奋战，才使一个偏僻落后山区小镇，在今天成为交通便利，拥有现代汽车制造工业的汽车城，在绵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创造出这举世罕见的奇迹。
现在看来，尽管当初付出了巨大代价，仍不失为一个宏伟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山区现代工业，直到今天仍属超前的决策。如果不是在那特殊历史条件下，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比过去不知强大多少倍的今天，也难以作出这样的决策。
我们到单位以后才了解，这是一个最初由工程兵改制，后属建工部领导，在我国大陆广大范围内流动，从事工业土建工程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完成大庆石油城会战后，又转战到深山掩蔽之中的十堰车城。
我参加的是一支由开拓者组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走遍天涯的队伍。我们迎来的是荒山野地，送走的是厂房楼群，建设好一个地方以后，又要奔赴新的荒原。在这诗情画意和豪言壮语之中却蕴含着外人难以体验的辛酸和无奈。
来到单位我当上一名抹灰工。抹灰工是建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后，用水泥砂浆、石灰砂浆、水刷石、水磨石、磁砖等材料为建筑物穿衣服，简称粉刷的工种。在北方瓦工砌砖、抹灰工粉刷分属两个工种，在南方属一个工种泥瓦工。
抹灰工是我自己挑选的。当时在枣阳基地分配工种时，负责招工的干部说，由于我们是单位从知青中招收的第一批工人，几个主要土建工种如架子工、砼工、瓦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可以由我们自己挑选。
这一批招工来的多数是老三届男知青，他们考虑年龄已大，除我之外都选择了不需学陡的熟练工种架子工和砼工。参加工作就是一级工，一年后转为二级工。在老三届知青中，我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相比我的年龄还大些，已过21周岁。抹灰工属于技术工种，须经三年学徒后才能定为一级工，再过一年转为二级工，比熟练工种少挣不少钱。我想俗话说“艺不压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掌握一门手艺走到哪儿也不怕没饭吃。再说一边干活挣钱，一边也学习了一项技术，否则太乏味了。
现在回顾自己当初的选择，其想法虽说有道理，但我后来并未靠这个手艺吃饭。我用这个技术曾经为自己和同事做了一点粉刷房屋的活，给自家的灶台贴瓷砖，为单位检查工程的外观质量。
我穿上新工作服，第一次领取了工资，当上新工人没高兴多久，又陷入新的更大苦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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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灰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我每天与水泥、石灰、沙浆打交道，在高高脚手架跳板上不是抹灰，就是手推装满沙浆或砖块沉重的独轮车，稍不注意就容易出事故。我所在抹灰小队，曾发生两起工人从约二十米高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事故。
一次是一个青工在脚手架跳板上抹灰时，从高空摔下来。他掉到地上后人已昏迷，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毛发未损，估计是中间被什么绊了一下。师傅们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摔下来，像没事一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他后来被单位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到上海读大学。
另一次也是一个青工从高空的脚手架跳板上掉下来，他就没有那么幸运，落地后人事不省、多处骨折、摔成重伤。经医院大力抢救，恢复得不错，能够行走，生活自理，单位给他改换了工种，做砼试验工。
这两人都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捡了一条命回来，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在一次施工中，由于轻钢屋架（文革产物）发生断裂，在屋面作业的三位木工，与屋面瓦一起堕落，摔死在水泥地坪上。单位用跳板这种既厚又好的木料做成棺材，将他们安葬在附近山上。他们为了今天繁华的车城，献出年青的生命，长眠在异乡。
我不知，在如今已让人认不出原来模样的十堰市某个角落，还能否找到他们安息之处。我也不知，在这片热土上是否有一座烈士纪念碑，让后人凭吊那些劈山填谷、开拓荒山野岭，挖隧道、架桥梁、建楼房的英灵。
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在我们到单位不久，整个连队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建筑工作的脏累危险在我未来单位之前，就已经想象到，但是流动建筑单位男职工所面临的一种苦恼，却是未曾想到的。
我们单位未婚男职工找对象难，已婚男职工普遍过的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生活。这种有违人性现象几十年长期存在，是由计划经济年代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和流动建筑单位的小环境，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建筑行业劳动强度大，单位绝大多数是男职工，女职工非常少。除了老职工子女是在本单位找对象，外面招来的本来就少的未婚女工，多数人都不愿意嫁给本单位，更不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她们也想通过结婚等途径跳出本单位。
这样一来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的女工，就成了凤毛麟角。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工，也可以在本单位挑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漂亮小伙子，这儿的未婚女性都成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由于男女比例悬殊，只有极个别的男工有幸与本单位女工结婚成为双职工。只要是双职工，不管女方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个带饭票的（有工作），都会让老婆在农村的单职工羡慕不已。
如果我们单位男职工想在当地其他单位找一位女朋友，对方也往往考虑我们单位几年后要离开当地，到时男方很难留下来，女方又不肯跟随男方浪迹天涯，因而不愿意与我们单位的人谈朋友。姑且不说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建筑工人职业，给找对象造成的困难。
我们单位男职工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招工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家乡找一个媳妇，留在家务农，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团聚。那些两地分居的老职工结婚几十年，数得清在家呆了多长时间。
由于我家在武汉市，要找一个在家乡女朋友几乎不可能，谁又愿意嫁一个远在山区当泥水匠的人呢？我们一起招工来的武汉老乡也有极少的人在武汉谈了女朋友，有的是过去谈朋友生米已煮成熟饭，有的是女方条件比男方差，如男方长得比女方漂亮，而且暂时未将单位情况实话实说。
我的外貌不仅不好看，而且与所从事职业不匹配，显得不伦不类。当个泥水匠，为何要戴一幅近视眼镜，又为何前额没有头发，年轻轻就开了顶。
当年有建工部干部下放在我们单位劳动锻炼，我在干活时多次被不了解情况的人当成下放劳动的干部。同事将这事告诉我时，我开始以为他们在取笑我，次数多了，知道是确有此事时，却感叹生不逢时。
身为知识分子父亲不仅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无形烙印，无法拒绝遗传给我，而且将秃顶、近视眼这些知识分子外貌特征也一样不少的遗传给我。我外表虽然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却是山沟里一个泥水匠，在武汉连对象也找不到。
我如果找一个农村女朋友，结婚后在哪儿安家？老婆小孩都没有户口，城市里要有户口才能有粮票和找到工作，我一人工作养不活全家。我还不如一个家在农村的人，可以找一个农村姑娘在家务农。
我招工后不久传来消息，我父母弟妹将随五·七干校所有下放的教师和家属子女回到武汉，凡是跟随父母下放还未招工的知青子女可以回城并由街道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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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许多职工都想调回家乡工作，这必须要单位同意放人。这事搁在其他单位可能不算什么难事，但在我们单位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几乎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
这也不能怪单位领导，如果对想调走的人都放行，可能这个单位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为了达到调离单位目的，有的职工长期泡病号拿工资不上班，即使这样单位宁愿养着，也不同意放人。有的人回老家探亲多年不回单位，但单位始终坚持不同意调动，他在外面也就找不到工作，耗到最后只能回到单位。有的人要求辞职回家，单位依然不给户口和档案，让你走不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调出了本单位，那就需要有过硬的门路。有权的领导干部肯出面为你说话，单位领导迫于压力或为了求别人办事，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答应放人。在我们职工中不时传说，哪位职工手眼通天，中央某部委领导为他写了一张条子，立马就办手续走人；当地掌握实权某某领导为哪位职工说了话，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事求他，也同意调走。这些调动成功案例不径而走，令想调走的人羡慕不已、津津乐道，因此想调走又有一点门路可钻的人，纷纷在活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也想调回老家武汉工作，但在当时从小城市调进大城市，要武汉市同意接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加上还需要这边同意放人，那就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我的父母和亲戚无权无势无门路，对于调回武汉我不敢奢望。
在农村时，我天天盼望招工，以为当了工人跳出农村就有前途，个人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现在当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人，却失去了希望，没有了盼头，陷入绝望之中。
林圌彪事件后，对文圌革中下放的干部、知青、城镇居民都在逐步落实政策回到城里，对于我们当了工人的知青，已经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处境。我甚至不能将户口关系退回到下放的枣阳县农村，再跟随父母回到武汉。
回想那次招工我走错了一步。如果我没有被招工，就会随全家回武汉；如果我等到以后被其他单位招工，也不会到这样一个与其它单位格外不一样的单位。
回想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学校老三届毕业生，该下乡时我因病留城，导致后来全家下放；一九七零年我作为转街道病残学生，该留城时我下乡，失去留城分配工作；一九七一年我作为跟随父母下放的子女，该留在乡下时我被招工，不能随父母回城。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怎么这么倒霉背时。
虽然我总是朝好的方向努力，但是每一步都走错，好事都与我擦肩而过。每次在人生十字路口，我自愿或被迫偏偏走上了对我最不利的一步，以致今天陷入难以逆转困境。殊不知，我还在不断走向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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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得爱照镜子，集体宿舍没人时，常偷偷照镜子。我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宽宽高高的光额头，却配一个尖尖的下巴，还要戴一幅近视眼镜，成了一个倒三角形。经过多次照镜子，反复看自己模样，我渐渐觉得自己五官端正，长得还可以，在光线柔和时，越看越觉得自己长相不错，身材也匀称健美。
晚上召开全营职工大会时，我的目光偶尔碰到哪位姑娘目光，发现她也在看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人长得漂亮，才有人偷偷在注视我。我再试着看看其她姑娘，我目光又与她们目光相碰，发现她们也在瞧我。有时在食堂排队买饭，看到女孩站在我后面排队，我也以为是自己有魅力。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自己长得挺漂亮，能够吸引姑娘们注意。我在给父母信中写道：“您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一改悲观失望自卑的心态，自以为了不得。现在回忆当年写给父母的信，我的父母在有生之年不曾料到，让他们操碎心的患精神病儿子，却是神安排的让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得到神启示真理的儿子。我也不曾料到，当年糊涂中的我，以另一个角色角度而言中我是值得父母引以自豪的。
我们团子弟学校设在茅箭一座小桥的桥头旁。活动平房是教室，空地是操场，四边围着铁丝网就成了学校。我上下班排队经过学校旁，常看到一个女中学生，与其她学生相比，显得高大漂亮引人注目，我喜欢多看几眼。
过一段时间我突然发觉，只要我经过学校，她就会出现在我视野能看到的地方。她有时在上体育课，有时在操场上玩。我每次经过时，我就要留心和检验是否能够看到她。
有一天，我很快就要走过去了，她怎么还没有出现，我怎么没有看见她，难道她今天没有来上学，难道说那些仅仅是偶然巧合。突然，一个篮球滚过来，她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跑步朝篮球追去。唉呀！简直神了。
有时我利用上夜班白天休息的机会，一个人有意识地从学校旁走过，她也会出现在我视线中。几乎我每次走过那儿，她都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眼前，但她并不朝我看。我已相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太漂亮了。
我未察觉和警惕我的思想开始产生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看法，未意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精神病复发已经出现苗头。我不知道，更不会相信，冥冥之中那张网又一次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张开，又到了我在劫难逃时候。只到六年后，我才认识到这是神安排我即将经历的第二次精神境界的序幕，而精神境界是为了我得到神的启示真理作的铺垫。
在一个大休日，即我们施工单位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休息日。我在五堰街上碰到从枣阳县招工到本单位二营的襄阳女知青，她长得漂亮，我自认为只有她才配得上我。过去我认为自己外表长得丑，工种又是一个泥水匠，我所在三营招工来的女知青是不可能有人看上我。当我思想发生了改变，错误相信自己漂亮，自以为了不起以后，我在心里就瞧不起本营女知青了。我碰到那位女知青后两人打招呼，说说笑笑，我很自信，认为没有谁看不上我。之后我又到她宿舍去过几次，我没有看出别人已经讨厌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抹灰班年轻人也知道了此事。有的以实情相告，婉转地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鬼迷心窍，思维不正常，对正确意见听不进去。有的跟我开玩笑，要我主动些，我却看不出他们实际上明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起哄，在逗乐、在捉弄我。有的顺着我的意思说话，说女方愿意，能够成功，说我长得漂亮，我却当了真。他们一定很奇怪，稍有头脑的人就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我怎么就相信了呢？怎么那么容易被人捉弄呢？当然，如果他们了解我曾患有精神病也就不会这样了。
终于有一天连队指导员（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还是一个学徒工，按规定不能谈恋爱，再说别人没有那个意思，你还缠着人家，要我写检讨。这次谈话好比是给我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一直认为是她追求我，怎么是我缠着她。如果她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会去她那儿。但仔细一想，我却找不出对方对我有意思和追求我的事例，都是我自己单方面想象，我不再相信别人对我有意了。过后班组一个青年跟我谈心，告诉我那些说对方也愿意，说这事能成功的人是与我闹着玩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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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跟我谈话后，我一连几天夜晚睡不着觉。近来发生的事情，纷纷涌现在脑海里。如子弟学校女学生、招工来的女知青、大休日街头碰面、我去她宿舍、同事的怂恿和反对、领导的谈话等等。
为什么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想法大相径庭、截然相反？为什么班组的年青人有的说能够成，有的说没那个事，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我又回想起文圌革时，我在学校夹在两派同学中间，我自己怀疑一边说我是叛徒，另一边说我是特务。突然一个想法占据了我的头脑，这前后两次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都是为了培养我，安排我处于矛盾激化的状态。
我的思维在继续展开，头脑中思维告诉我：“上次在家乡武汉也是在培养你，让你体验两派学生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在矛盾进行到比较激烈时候，由于你非常聪明，被你看破了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只是被安排在这个家庭里接受培养。当时你猜测是被培养成一个导演，体验某种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感受，为以后导演电影打下基础。你试想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怎么可能是为了培养一个导演呢？当时对你的培养并未结束，就被你识破了。为了让这种培养能够继续下去，只得使出最后的绝招进行补救，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你那些想法都是患精神病造成的胡思乱想，直至你自己也相信得了精神病。现在招工来到十圌堰市，对你继续培养。”
我在自己的思维中忍不住问：“这样一种培养方式简直是破天荒、匪夷所思，对我的这种培养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又是什么人呢？”围绕这些我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在我思维里就像有两个人似的一问一答。也就是在我的思维中，我在继续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你来到的‘十圌堰市’，其谐音字‘实验室’，是一个城市般的‘实验室’。在这深山之中建设的第二汽车厂，表面上的产品是生产军用卡车，实际上真正暗藏的目的就是做培养你的实验。这是除了你之外，十圌堰市每个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全城市的人都认识你，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安排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有各自的工作、生活和任务。有的人能够与你接近，比如你的同事，与你一起下放的知青，还有远在武汉你的父母弟妹、亲戚、同学、邻居等等。”
在我的思维中继续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那么，我是什么人呢？”“再看看你的小名叫‘小毛’，你的大弟叫‘毛弟’，二弟叫‘小弟’，你的大妹叫‘毛妹’，二妹叫‘小妹’，都是以你的名字‘小毛’二字为主，是小毛的弟弟，小毛的妹妹。”“但是在我家乡武汉，这些小名是最普遍的名字，许多人的小名都取这些名字。”“这是为了不使你产生怀疑，所以武汉市有很多人也起这种小名。”
“那这能说明我是什么人吗？”“不要着急，你的单位五团三营现在所在的山沟名叫‘茅箭’沟，谐音字念‘毛见’沟，也就是‘毛’能‘见’到别人或别人能‘见’到‘毛’的地方。提醒人们注意‘小毛’就住在这儿，在这山沟里能够见到‘小毛’，这‘茅箭’沟的含义只有你不知道。”

给你个例子，你一出门有人向你扔了一滩屎，你会怎样？然后他又扔了一滩屎～以后每次出门他都扔一滩在你身上～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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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父亲回来很高兴地说，学校同意给个楼梯间临时住一下。我听后也很高兴，还猜想是不是毛主圌席与尼克松的谈判有了进展，是否不会亡圌党亡圌国了。当我与父亲一起搬家，在学校一楼走道，我用力推装有家具的板车时，突然一个激灵，啊！我这是犯精神病了，顿时我头脑清醒了，回到了现实中。
又是“一枕黄粱”再现，又一次犯了精神病。什么毛的孙子等等，可笑、可怜、荒唐，我再次领教了这精神病的厉害。上次病好后，我就再三嘱咐自己，要时刻牢记自己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个人。我自己就是从小到大所认识的自己，现实世界也就是自己从小到大与其他所有人形成相同认识的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现实处境。一旦思想上产生了出格的、与众不同的、过去没有的、恍然大悟的想法，那就是精神病犯了，那就是疯了。我这次怎么还是相信了那些连做梦也梦不到、滑天下之大稽的想法，真是疯子、疯子。
当我清醒后，我告诉父母我这次又犯病了。父亲苦笑一下说：“明白过来就好，在家好好休息。”病好后，我已经没有再返回单位的勇气。在单位人们的眼中我是精神病患者，今后我在单位如何做人，别人会如何看我。父母也不放心我返回单位，他们对我的病情非常担心，认为我没有一个人在外地独立生活的能力。上次父母之所以让毛弟去随县下放，把我留在父母身边一起去枣阳，也是考虑我的身体状况。
父母对我说，他们要想办法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他们写信与我单位联系，单位回信说，我进单位已超过半年的试用期，退回原来下放的枣阳县，公社不接受，只能病好后再回单位上班。
此时毛弟毛妹皆因家庭出身的原因不能招工，还呆在农村。家里正在想办法托门路，以病退的方式把他们弄回城。我调回武汉工作，比毛弟毛妹病退回城不知要困难多少倍。父母现在首先考虑他俩回城的事，认为我现在好歹还有个工作，每月还有点工资，以后全家再全力以赴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相信父母有能力将我调回武汉，我此时的心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悲观和绝望。
我现在是什么处境？一个在遥远山沟当泥水匠的精神病患者。身处远离家乡的山沟、全国流动的建筑单位；从事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泥水匠工作；身患令人恐惧、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三圌点就像板上钉钉，使我深陷绝境，无法改变。
我既没有能力调回武汉工作，也没有可能改变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这个疯子、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一旦戴上，一辈子就算完了。这个帽子比反革命、右派份子帽子更可怕，一旦戴上就取不下来，无法平圌反，没有人相信你，失去了人的尊严。
我欲哭无泪，深深陷入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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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养病期间，每月去一次精神病医院拿药和开病假条，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病假，最少开半个月。单位领导路过武汉来过我家一次，同事家长也来过。我由于不想回单位，就假装精神仍不正常。父母也说我的病不稳定，时好时坏。实际上自从那天我突然明白后，就一直很稳定再未犯病。
我在家和毛弟毛妹一起学习裁缝，先对照书本用报纸裁剪，再给家里人裁剪缝纫衣服，后来我能够做一些小孩子和自己穿的衣裤。在当时计划经济年代，离开单位既不可能重新找到工作，也不可能自谋生路。
在家呆了五个月，我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硬着头皮回单位。父母也鼓励我回单位，并说：“全家要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调回武汉。”我知道从三线单调（即武汉市没有人与我对换去十圌堰市）进武汉这样的省会大城市，要有很大门路才能办成。我家所有亲戚没有一个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当官，连个科长也没有，都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把我调回武汉是父母的心愿，是父母在安慰我，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我毅然决然回到了单位。单位同事对我很尊重，没有听到过有人喊我精神病、疯子。我也努力工作，希望以此消除同事对我有精神病的不好看法，换来像对待一个正常人那样对待我。
父母在信中常提到全家人都在活动，找关系、人托人，争取把我调回武汉，我完全不相信父母弟妹有这个能力。父母在信中还说，我们家通过求人，将毛弟毛妹从农村办病退回到武汉，又找门路分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现在就剩我一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父母也是全家的一块心病，一定要把我调回武汉。
我却已经死心塌地在外地工作一辈子，找一个农村或者是小集镇吃商品粮户口的姑娘成家了却一生。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的时间，父母托亲戚朋友在武汉附近的集镇或者农村为我找对象相亲。可能还是考虑到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对象，既没有粮票又没有工作，完全依靠我一人工资，经济上难以维持，最终都未谈成。随着我年龄增长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父母更加着急，要想法子把我调回武汉。
我调回武汉工作，一要我所在的工程大队、处、公司、局都盖章同意放我，其中最难的是公司；二要在武汉找一个接收单位，办理将我单调回汉的层层批准手续，其中最难的是市劳动局或是市计委。二者加在一起，虽不能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也会让闻者唏嘘不已。
通过母亲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十圌堰市革委会工作担任一般职务姓王的女干部。一方面，我经常在大休日到她家里去玩，拜托她去找她的领导出面，要单位同意放我。另一方面，我自己去找公司劳资科，恳求他们抬抬手放了我。照一般想法，我是一个有严重疾病的职工，我自己要求调走应该说对单位是求之不得的事。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当我去找公司管劳资干部请求调走时，他们公事公办地对我说，有病就应该医治，怎么能够调动，有病不是调动理由。当时单位是吃大锅饭，干好干不好一个样，对职工劳动能力、贡献大小无所谓，却对不轻易放走一个人，稳定人心看得特别重要。
毛弟在病退回武汉做临时工时结识的同事，通过人托人终于为我找到了接受单位。每次父母在信中要谈武汉办接收的进展，我回信要谈单位放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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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发现，我晚上做梦如果梦到火，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会收到家里来信，信中就有工作调动取得进展的消息，屡试不爽。我把做梦能够预示调动进展的事告诉了要好的武汉老乡混凝土工小张。一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更好的梦，梦见的火势比以前梦见的要大得多，整个群山都烧光了。为了证明我做梦很灵，上午我立即将这个好梦告诉了小张，再看是否能等到好消息来验证。
果不其然，当天我收到家里电报：“母亲带调令来十圌堰。”俗称的所谓调令，即同意我调入武汉某单位工作的武汉市政圌府部门商调函。这意味着只需单位同意放行，我就能调回武汉了。简直是天大喜讯，梦想快要成真，我成了单位的武汉老乡中最幸福的人，能够调回家乡的人。
我感受到梦的奇妙灵验，梦怎么能够预先知道调动消息，并通过特定梦境告诉我，那不是说明真有神灵托梦。我开始怀疑是否有神存在，是否神在梦中预告我调动的消息。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相信和接近神的第一步。我更没有想到，这是为了我得到神的启示真理，将要经历的第三次即最后一次精神境界的前奏。
我是从来不相信神的存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无圌神圌论这样的观点，有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是仁慈全能的神创造主圌宰的。无圌神圌论反驳说：这个世界充满不平等和罪恶，如果神有能力而不愿意改变，说明神不是仁慈的；如果神想改变却没有能力，那么神就不是全能的。当时我认为无圌神圌论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当然，我已不再认同这种观点。
母亲来到单位后，我在单位家属区找到空闲的临时住房。我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把我原先在当地商店购圌买未做油漆的已包装待运的穿衣柜、五斗柜搬到临时住房，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在那儿，我还向邻居借了一些人类起源的书，这些书从批判角度列举了一些圣经故事。
母亲来十圌堰后，看望那位十圌堰市的干部，请她继续帮忙让单位同意放我。在此之前她已请她的领导出面，找了我工程局和公司领导，要他们同意我调走。
我依然每天上班。有一天，我和班里同事正在一个施工楼房下面坐着休息。猛然听到一声惊叫，一个约二米长脚手架钢管从上面掉下来，碰到下面已搭好架子的脚手架钢管弹起来，有的人听到喊声起身跑开了。我仍旧呆坐在地上，那根弹起来的钢管从我头顶上方掠过，落在我前方地上。当时我还未觉得什么，事后不由感到后怕，如果我听到喊声下意识站起身准备跑，那钢管就正好击中我后背或脑袋，很可能当场毙命。
我马上就要调回武汉，如果出了那样事才是倒霉。我不由从心里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已经相信神存在，仅仅是情不自禁发出的幸圌运感叹。当神这个概念再次闯入我的心灵，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幕后主圌宰者登场前的最后铺垫已经完成。第三次精神境界、最后一次精神病复发，悄然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