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现在释读出来的一小撮甲骨文字没有”夏“字，我认为很正常，根本不能否定夏。
1.甲骨文发现于殷墟、形成于殷墟，殷墟是前1300-前1046，且多数甲骨文主要是殷墟时代后期，即武丁到商纣这末尾几代王的时期，也就是最后一百年左右（前1100年左右），此时，距离夏时代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不提几百年前的夏很正常。
2.甲骨文的用途主要是占卜的人（贞人）用于占卜，就用途而言，占卜活动主要用于占卜现在怎么决定，没有必要老是去回顾历史，且其与政治不具有直接联系，占卜的人也没必要摄入政治纷争中。去提几百年前的前朝，这跟占卜活动无关。
3.夏在后来的文字有“大”、“礼仪之大”、“天下”等含义，如果商是取代夏的，不大可能还称夏为“夏”，就如同清朝统治者不会称明为“大明”一样，即便清朝皇帝提到“大明”，臣子也不大可能把“大明”挂在口边、写在文书里，占卜的人写甲骨文时没必要自讨没趣这样称“夏”，也就是，如要提夏，在甲骨文中也会用别的词代称“夏”，比如土方。顺便说下，周人代称商为”殷“也是强有力的佐证，商一定是正面词汇，周人就用殷取代商，当然，也许这只是针对殷墟时代的殷。
4.为什么提到大乙时不提夏：一是大乙是否商汤尚有争议；二是商汤伐夏以及代夏是否事实也有疑问。更重要的是,如果就如历史记载，商汤代夏是事实，成为正统后的商也不大可能会大肆宣传，甚至在文字掌握在少数人的时代、在只发生一次朝代更替的时代，商会极力遮盖、抹杀这段历史，且这种倾向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强烈，个人认为随着商汤、伊尹的离世尤其是可能发生的伊尹叛乱后，后世商王一定会少提叛乱之事，甚至商王都不提了，何况占卜的人。因为：一是从精神层面，这种叛乱在越古代越被认为是不忠，有违天道。不要拿后世那种动辄叛乱的群体心态来习惯性地套在古人身上。参见清朝入关后祭祀明崇祯帝，说自己是为明朝来对付”闯贼“的，这不仅是为了拉拢汉人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也是在道德精神层面标志自己的正统，这还是近古的事，但它反映了不变的政治逻辑。二是从政治功利角度说，几百年过去了，大商的天下早已经坐稳，它担心的一定是有人（有诸侯）向其祖先一样叛乱取代它，因此，它一定是反对通过叛乱成为共主的，一定会倾向于淡化甚至消灭叛乱的正确性的，包括语言、文字中潜意识地甚至刻意淡忘那件事，绝对不会宣扬。

甲骨文是用来占卜的，只会记录同时期发生的事情。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记录的事，没有一件发生在盘庚之前，自然也不可能有夏朝。

路过

路过

本人看文字，从不看甲骨文

路过

路过

顶起

路过

看来不相信夏存在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推荐一本书，李元星老先生穷毕生精力所著的《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我是网购的，59元），该书中主要针对西方及中国部分人对夏朝存在与否的质疑，在甲骨文中考证出不同的“夏”字，其中最早的“夏”自类似“蜀”字的金文去掉那个虫，存在于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夏代铜戈上。该文中认为甲骨文中提到祭祀“黄尹”应指黄帝，而不是像一些主流专家认为的指商朝的大官，同时考证出来甲骨文中提到”孢牺“（字形这里打不出来）氏（伏羲），烈山氏（神农），等，没有提到炎帝。该书中还从甲骨文中考证出商推翻夏的具体记载，比如先攻击夏的与国昆吾、葛等，也考证出甲骨文中提到夏失败后“出巢方”，后又“途象方”。
我认为“途象方”正与三星堆相合，三星堆的陶器也被考古证明与二里头关系密切，蜀就是夏，蜀中的那个虫也许是商人给加上的，这在改朝换代中太正常了。汶上县有蜀山湖，合肥有蜀山区，四川有汶川，这些难道是偶然吗？绝不是，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偶然（很多人考证大禹是四川人，又成为夏自西来的证据，岂不知方向正好相反，地名是由族名来的，随着部族的迁徙地名也跟着迁移而已，上面杨向奎先生也对大禹相关的地名做了考证，认为大都在泰山附近），临沂有苍山，凉山，西南地区也有苍山凉山，黑彝的体质相貌非常接近山东人，综合上述这些就给出了夏的轨迹：临沂（苍山凉山）、泰山（蜀山湖）、潍坊（斟灌）禹城—河南（建立夏）—安徽（巢方）、浙江（越国）——湖北（石家河文化）—四川（古蜀国），所以蜀这个族名（其实就是夏，可能是商人给改成了“鼠”音，并加一个虫）就作为地名一路从山东经安徽到了四川。我原来也曾对夏朝存在怀疑，但看了这本书，结合考古发现及历史记载和我的推断，现在我对夏朝存在没有任何怀疑，夏起源于东夷，史记对夏的记载过于简约是它的疏失，但比史记早的史书左传记载了后羿、寒浞、少康之间争权、失权、夺权的故事，其中很多重要地点在山东，包括夏后相（少康之子）逃跑的地方也是潍坊，如果那没有他的亲族和势力他往那里跑什么？跑到那里会有人收留他吗？
我原来也曾对夏朝存在怀疑，但看了李元星先生这本书，结合考古发现及历史记载，杨向奎先生的文章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我对夏朝存在没有任何怀疑，中国的历史基本是信史（这是和西方所谓历史比较而言，当然不排除有重要的谎言，比如周人编造的黄帝的姓氏出生地，但不妨碍总体）。
夏到南方和四川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与商处于敌对战争状态，这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有反映，三星堆出土的反绑下跪的玉人有人认为其服饰发型像殷商人。在推翻商的战争中，西南夷也参与并起了重要作用，没有八百诸侯相助，凭周人就能推翻商吗？为什么叫西南“夷”？而不叫西南“蛮”？四川“蛮”更多吧？商自成立到灭亡可以说就没有停止和夏势力的战争，“纣克东南而陨其身”，东南也少不了越国的掺和吧？可以说商的灭亡与他长期和旧夏势力的冲突直接相关。越不也被称为“夷越”吗？
李元星先生1921年生于大连，1937年在大连二中初二，卢沟桥事变后回家专研国学，1953年到旅顺博物馆任研究员，1955年后因种种原因被审查、判刑、劳改，所以在所谓主流甲骨文专家眼中他是业余的，他的书也没有引起主流重视，但他在逆境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我觉得真知灼见往往存在于这些”非主流“研究者当中，因为他们都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或追求而非名利进行研究的，这是与那些所谓”主流“最大的不同，当然我并不认为他在书中考证的所有细节都是无可争议的（谁又能做到呢？）。我认为英国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加文孟西斯也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他认为明朝郑和船队已经进行了环球航行并测绘了世界地图，我现在对此深信不疑，不说他举出的那些证据，明代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最好的证据。我在中学时代就不相信郑和船队止于好望角，但加文孟西斯大大的开阔了我的眼界，西方所谓历史在17世纪前基本是传说和谎言。这些业余研究者的工作都是能改变世界观的，因为他们戳穿了历史的迷雾和谎言。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李元星先生在《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中考证出的夏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夏”字和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李先生考证的“夏”字分为“首”系和“”臣“系两种，所谓”首“系就是字的上部有个横写的”目“，表示人首。
1. 下面是李先生考证的夏商的金文和甲骨文中的”首“系”夏“字：

2. 下图是刻有文字的三星堆玉器（这是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民间文物，中间那个字有人认为是”蜀“字，但少个”虫“）

各位自己可以比较图2中间那个符号和图1里面的符号的相似度，我认为也就是下面部分是直还是弯的区别，李先生考证的图1中的各种”夏“字是象形字，上部的横写”目“代表人首，下面的部分是躯干和四肢，三星堆玉器上部也有横写”目“，下部代表躯干和四肢的部分应该是简化了，实际也是”夏“字，后来商人在中间加个”虫“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蜀“字。所以”蜀“就是”夏“。
3. 下图是李先生考证的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各种”臣“系”夏“字，这种字形在夏和商早期没有发现：

注意图3中下面两个字形都是分别是商周金文中发现的，尤其是最下面的周代金文我看就像一个站立的老鼠，这种字形在夏和商早期没有发现，我猜想这种字形就是在商中后期商人为丑化夏人而造出来的，也就是早期的图1中那样的“夏”字读音演变成“蜀”（鼠）的由来，原来的“夏”字音训“大”，意思是“大人”，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不是李先生的考证。
综合以上这些，再加上那些地名的联系，我现在深信不疑夏人后来迁到四川建立了古蜀国，三星堆就是他们的遗迹，为什么找不到夏的礼器？他们一路带到了四川(三星堆青铜器比殷商的如何？），找不到他们的城池？他们的旧城被商人占了或毁了，在四川建了城。他们中间路过安徽（桀奔南巢），所以合肥有蜀山区，越人是留下来看守祖先大禹的陵墓的，大禹陵墓也有可能是迁到浙江的。李元星先生的书中辨认出商人甲骨文中有夏人“出象方”的卜辞，所以大禹和夏不是从四川来的，而是迁到四川去的，“蜀”，“岷山”，“汶川”也许还有苍山凉山这些地名也是随着他们的部族从东方迁去的，黑彝应该就是他们的遗民。

在那些仍然拿几个甲骨文字否定夏的人没消停前，这个贴还要顶起。其实觉得挺无聊，但没办法，总有无聊的人要让他们知道点常识。

本吧还看到一个贴说什么商汤亡夏会大书特书，只能说这些人是被搞反叛搞习惯了，以为反叛都是正确的了，需要大肆宣扬，真是脑子有病了。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