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诗二首
回朝偶题（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阳韵
老去惊时换，公馀觉昼长。池风荷偃翠，林雨杏垂黄。
旧业存书卷，閒情付药方。偶来北窗下，高枕梦羲皇。
望雨无寐晓起偶题（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庚韵
闻鸡推枕起，曙色渐分明。树映旌旗影，风传鼓角声。
云霓常在望，天地岂无情。坐待甘霖降，群黎各遂生。
－－－算得上是闻鸡起舞的人

次日阴云密布不雨复散（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先韵
泼墨浓云布，漫空雨意悬。斯须露红日，依旧睹青天。
祈祷知何益，焦枯亦可怜。菲才膺重寄，值此更悽然。
太行途中杂咏（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歌韵
碗子城边路，年来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鸟熟鸣珂。
恋阙情何限，瞻云思转多。壮怀成激烈，弹剑欲高歌。
到泽州（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庚韵
信马天将暮，离山路转平。川萦太行驿，树绕泽州城。
落日翻旗影，长风送鼓声。孤云在天际，回首若为情。
－－骑着战马一路来到靠近泽州驿站，天色已经擦黑勒，路也平坦多了。
于谦，在任御史期间，巡视过北方的太行山、在他就任期间，多次途径晋城。或许在某一次途径的时候，翻身下马，天色将暮，远远看着河流、树木围绕的这座北方小城，忽然引发了铁骨英雄的思乡之情。于是，便有了这首《到泽州》。

题古寺（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微韵
古寺知何代，荒凉倚翠微。凝尘生佛面，落叶拥禅扉。
殿迥香镫寂，廊空乌鹊飞。塔铃风外语，应似怨斜晖。
闻朝觐官有喜且以致勉励之意于属吏云（明·于谦）
　　五言律诗　押微韵
圣主当天运，诸侯述职归。佩声辞禁阙，香霭散朝衣。
戒敕颁天语，生成显化机。勉旃图报称，莫使寸心违。

春日即事（明·于谦）显示自动注释
案牍閒清昼，歌谣遍里闾。光风回细柳，甘雨洗嘉蔬。
遣兴杯中物，消愁几上书。所期民物阜，此外复何如。
－－－－杯中物－－－茶？　酒？　 晋 陶潜 《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唐 韩翃 《送齐明府赴东阳》诗：“风流好爱杯中物，豪荡仍欺陌上郎。” 宋 辛弃疾 《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词：“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 元 关汉卿《金线池》第二折：“你不肯冷落了杯中物，我怎肯生疎了絃上手。”亦作“ 杯中之物 ”。《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 蔡武 ﹞平昔别无所好，偏爱的是杯中之物，若一见了酒，连性命也不相顾。”
至此　－－－于公【遣兴杯中物】【消愁几上书】　就是酒了　排遣内心的忧愁就是喝点小酒　翻看案桌上的书。

巡抚河南、山西体恤百姓
公元1430年左右，河南、山西等地灾荒不断，内阁奏议，需派能臣去巡抚。内阁奏议上达后，朱瞻基亲书“于谦”名，送交吏部。于谦随即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越级提升，于谦为明朝第一人。也是从这时候起，于谦在河南、山西连任了18年巡抚。
时年32岁的于谦轻车简从上任开封后，即着衙役在府衙大门两旁树立两块匾牌，上书“求通民情”“愿闻利弊”8个大字，以示政声。此后，他每次下乡察看民情，都和颜悦色地同百姓谈心，嘘寒问暖，多方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生存状况。一旦遇到灾情，他立即上报，尽力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一次遇山西、河南饥荒严重，他不仅同百姓商议向富裕农户平价籴米之策，还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决定：不仅把朝廷下拨的银两从速发放到晋、豫两省各府、州、县灾民手中，还在发现富豪、奸民坐视饥民不与平籴者，或富豪威逼饥民用救灾钱偿还往日旧债者，请百姓从实举报，将重罚不恕、重治不贷。对凶荒之年百姓收养遗弃子女的，官衙在秋收后将为其补偿。赈灾期间，官府会向每“里”放粮四石，令4人押一大缸粥饭，放置道路交叉口或穷困村落之处，让饥民充饥。于谦将这些“告令”书写数百张，张贴于大路道旁。
他还鼓励富余农户踊跃捐献自家粮食，救济灾荒。这样的政策也得到了当地富农的支持。河南富民赵守贤首先到府衙将家中全部资产捐献出来，此后一个月，河南相继有高从善、刘德洪等纷纷捐献巨资。山西有杨有年、王永、李文科、邵承芳、朱朝卿等纷纷捐献巨资，使灾民顺利渡过灾年。于谦这种处处为民着想、体恤百姓的做法值得后世学习、发扬。

治理黄河留名开封
主政河南期间，于谦对黄河决堤的危害认识尤其深刻。他在任职河南、山西巡抚的18年中，大的溃决就有两次，死亡百姓、损毁民房无数。为此，于谦也曾苦思良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黄河，在治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传，一日于谦到黄河视察水情，恍惚间碰见一鹤发老人。于谦就上前问：“黄河多次泛滥，危害百姓，有何办法？”老者答：“要除水害，人神合力，厚筑堤防，请来铁犀。”言毕，老人飘然而去。于是，于谦决定建寺庙供奉河神，铸铁犀以镇河妖。公元1446年春，于谦召集官员，命令工匠铸造大铁犀，并撰写《镇河铁犀铭》铸在铁犀背上。
为了赶进度，他命人在府上垒起3座大炉，和工匠们一起熔铁灌注，夜以继日赶工期。大铁犀铸成那日，搬运铁犀的队伍浩浩荡荡，人数成千上万。之后，众人把铁犀安放在回龙庙的座基上并奉香叩拜，祈求“万古黄河佑安澜”。
据史料记载，回龙庙在城东北的黄河南岸大堤旁，三重院落，故址现在北郊乡铁牛村。镇河铁犀就安放于庙中，坐南朝北，面河而卧，虎视着波涛翻滚的黄河。如今，回龙庙已经无存，而铁犀尚在。1962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镇河铁犀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出专款加以修缮，以供世人观光瞻仰，现已成为黄河边上的一个旅游景点。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于谦的丰功伟绩。
为遏制黄河水患，“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为了加强黄河防灾，他多次下令加固加高护黄大堤，按“里”设立一“亭”，选出得力人才为“亭长”，赋予其权力，专职负责监督修堤事项。为防止黄河决口，他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察看水情，制订方案，严加防范。在农闲时，他下令民众积蓄青柴、芦草、石块并运至近水险情之处，以备堵塞决口应用。这项措施，对当时治黄防患于未然、保护人民财产生命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修筑黄河大堤的同时，于谦还依据开封西北高、东南低的总地势，决定在开封西、北、东三面筑建护城大堤，护城堤距开封城墙1.5公里至5公里不等，护城堤总长约40公里。为了更好地防护河堤，于谦下令在堤上修建护堤房屋数十处，供护堤人员居住。与此同时，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于谦看到黄河岸边黄沙滚滚、道路漫漫，往来商旅竟无消歇之处，时常有行人中暑而亡，很是痛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谦下令在千里黄河大堤上和堤旁的村落里，“种树凿井，榆柳夹道，道无渴者”。这一举动为百姓纷纷称赞、津津乐道。今开封城北柳园口乡黄河滩区柳园村的形成，据说同于谦治理黄河过程中留下的柳树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话说大明朝自从太祖1368年登基　这还得细细表一表明太祖洪武帝，那一年正月间，这洪武帝也是过了不惑之年，虚岁四十余一，朱元璋打起大明旗号正式称帝，定洪武元年，国号大明，称为明太祖，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妃马氏为皇后。直到１３９８年二月驾崩，时年七十挂零。当时是洪武３１年。1644年一共经历十二世、十六帝、十七朝，享国二百七十有六，差点断送大明江山的“土木堡之变”发生在1449年（明朝建国第81年），交战双方中明朝军队约22万人，瓦剌军队约6万人，此战中明军全国精锐死伤大半，皇帝（明英宗）被俘，66名大臣战死，北方防线土崩瓦解。说起这场大战，不得不说说本楼一直点赞的于忠肃公于大人－－－－已敲过零点钟声，明天还要接送孩子，暂且到此，容闲再表－－－－－－欢迎吧友们在楼内加添佐料主材，朽不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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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分析一下大明此战失败的原因，原因有八：
1宦官弄权，大明军队作战目标不明确。王振这个大宦官一直把持着统帅军队的大权，英宗皇帝不闻不问，凡事唯王振的决定行之；五十万大军随意出征，从其进军路线上来说：北京——怀来——宣府——大同——紫荆关——宣府——土木堡。大军从其进攻路线上来说，从未能主动出击过，一路被动挨打。当五十万大军赶到大同时，难道不应该采取相应的战法进行作战吗？难道对敌人的征讨不应该在敌人出现的地方吗？难道五十万大军出征不是为了作战杀敌的吗？为什么看到战争的惨烈和大同的即将失守，就立刻退兵呢？王振啊，明英宗啊，你们是把五十万大军完全当作摆阔气的道具啊，你们对大明朝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该有此败啊！
2作战指挥者不懂军事。部队的作战不仅仅是杀敌，还有后勤等等诸多方面，但王振这个实际上的大军统帅居然不懂这个道理，甚至对于最基本的任何排兵布阵，任何军事策略都一无所知，（从也先的假和谈事件中可以看出），这又何谈胜利呢？在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兵部尚书邝野也很有才干，但英宗却不许他们参于军政，一切听由王振指挥。试问王振一个从没有接触过军队的太监，一个不男不女的阴阳人，一个不懂任何兵法的掌权人又怎么能获得胜利呢？胜利真得来的那么容易吗？非也！

3　　没有任何作战技巧。从大军出征到全军覆没，实在是看不出任何作战技巧，无非是一大坨人在疯狂的跑，在躲避那一小坨机动的骑兵部队。仅有的几次成国公朱勇，后卫将军吴克忠的后续部队阻击战，也是毫无战法的以卵击石！这一点从大军驻扎在土木堡时，不距离水源扎营的例子中，也可以得到体现。
4　　最高指挥者不听劝谏，一意孤行。无论是明英宗还是太监王振都没有听取任何的正确建议，提出正确建议的人太多了，如兵部尚书邝野、兵部侍郎于廉，吏部尚书王直，大同总兵郭登，内阁学士曹鼐，可他们两个听信了吗？没有！仍然一意孤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自己才是真正的真理。可是真理得到好下场了吗？一个被杀，一个被俘，实属报应！

5　军需补给，后勤供应没有保障。带兵打仗不是过家家，你一个堂堂的指挥者居然连士兵的温饱都不能解决，还何谈令士兵为你拼杀，为你流血啊？军需的解决要极其严密的布置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及时到位。五十万大军，随行役夫就应该有数十万之多，王振对这些事情根本毫不过问，加之催征太急，补给根本来不急准备和供应，五十万人啊，这么大的数目，仅仅吃喝拉撒，就已经使明军内部乱成一团，又何言征讨瓦剌，流血打仗呢？由于王振和明英宗皇帝都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因此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这不是把打仗当作玩笑吗？
6　指挥者过于看重部队人数。“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的英宗皇帝和蛮横无礼，一无所知的宦官王振，他们不明白“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仅仅是想借助人数的众多来获得胜利，完全高估了所谓“众人”的力量，殊不知即使是五十万只老虎被你们这两个无知的绵羊指挥，也会变成绵羊。

7　明军战斗力下降。这一点从大军进入大同前，大明各路部队的惨败我们就可以窥之一二了：大同总督西宁侯宋英率部迎战，全军覆没；明军右参将吴浩率军在猫儿庄迎战，亦全军覆没。无用疑问地说：“此时的大明军队的战斗力的确是下降了很多，和蒙古军队直接交锋获胜的几率已经大大地降低，和明初部队的战斗力亦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8　大明王朝十几年的下坡路。经过明英宗的十多年混沌统治，大明的实力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软弱的军队，腐败的朝政，疲敝的经济，实在是禁不起一场特大规模战争的摧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