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目前全国仅有4省市对加强精神疾病防治加以立法，其他省份尚为空白。
据统计，在相关措施出台之后，江西省2007年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比上年分别下降76%和53%。
精神疾病防治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社会心态”层面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妥善处理使之不会发展到精神疾病层面？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精神疾病和患者，而非以往谈“精神病”而色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坦然正视，并切实落力解决。

贴身校花
中国各类精神病患人数超1亿 治疗机构面临困境
07-19 08:36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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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 管制嘴管制眼睛 这是专门为你找的，你的两亿精神病从中国人口比例来看就是说，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精神病，←_←那些被你被“被精神病”的又有多少。

　曾经有学心理学的同学拿一份资料给我对照
　　8种人格障碍，我对照了下自己居然占了7种
　　开始很吃惊后来仔细想想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旦被偏执化被极端化，那么这个人就变成了所谓的精神病人
我从未觉得精神病这个概念有什么歧视性，很多时候对他们的偏执感到心疼，也很敬佩，有的人输就输在不曾偏执过
平和的生活吧，假如适度的偏执无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