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这表述不准确。也许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才最为贴切：“不用想，也忘不掉。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每次过小年的时候看她给灶王爷上供，我听的最多的就是那一套：“……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

大红底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悦，又沉静。

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

那次探亲回来，她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面如满月，特别爱笑。但是，一次，一个街坊举起孩子逗着玩的时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才五个月。
　　讲这件事时，我和她坐在大门楼下。那个街坊正缓缓走过，还和她打着招呼。
　　“歇着呢?”
　　“歇着呢。”她和和气气地答应。
　　“不要理他!”我气恼她无原则地大度。
　　“那还能怎么着?账哪能算得那么清?她也不是蓄心的。”她叹气，“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

　 “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

　　一切东西对她来说似乎都是有用的：玉米衣用来垫猪圈，玉米芯用来当柴烧。洗碗用的泔水，她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泼掉，不是拌鸡食就是拌猪食。我家要是没鸡没猪，她就提到邻居家，也不管人家嫌弃不嫌弃。“总是点儿东西，扔掉了可惜。”她说。

　　路上看到一块砖，一根铁丝，一截塑料绳，她都要拾起来。“眼前没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宁可让东西等人，不能让人等东西。”她说。

在冲下去的一瞬间，我清楚地记得，我还往身后看了看，她还在。一阵失控的跌撞之后，我如愿以偿地栽进了河里。河水好凉啊，河草好密啊，河泥好软啊。当我从河里爬起来时，居然傻乎乎地这么想着，还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她仍是不喜欢我的。我很清楚。但只要她能把她的不喜欢收敛一些，我也就达到了目的。

她硬硬地说着。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干泪，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如雨落在旱地里。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着她哭。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却始终没有动。即使手边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来。我和她之间，从没有这么柔软的表达。如果做了，对彼此也许都是一种惊吓。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她说：“上头我命硬，下头二妞命硬。我们两头都克着你，你怎么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难过，又委屈。原来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原来她还是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后来我才知道，她生于正月十五。青年丧夫，老年丧子，她的命是够硬的。但我不服气。我怎么能服气呢?父亲得的是胃癌，和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们并没有偷了父亲的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栽赃?我不明白她这么做只是因为无法疏导过于浓郁的悲痛，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怎么可能明白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伤相比，没有发作的比重。

最过分的任性大约就是这种状况了：别人都知道你的过分，只有你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