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道医途 @长寿之星ok @永世一隐者

额，打擂治疗☞植物人，勇气可嘉。不知道气功能不能治疗脑残?
@长寿之星ok

天啊，《自然》刊登了中医几十篇报告?给几个链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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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来围观

气功吧一堆想练成绝世神功的幻想家呢，跟他们谈科学可能吗。

这种回复无视就好了。

一群智障。。。楼主何必和他们计较

对于智障你就默默的举报吧

简单说两句，先强调下我是非常崇尚科学，但中药或者偏方吧，有的的确不可思意。本人胃病和牙痛十多年，中和胃酸的药效果并不理想，牙痛也只能消炎，但这两种病经常复发，苦不堪言。无奈之下，分别服用了两种看似蛋疼毫无道理的所谓偏方(当时心态真是死马当活马医，马蜂窝鸡蛋红糖又吃不死人)。但真的是好了，十多年都没有复发，一次也没有(更蛋疼的是我把这方介昭给两三朋友却没多大效果，但我能听来这方，想必流传的人当中总是有起了效果的吧。另一定要说我是自愈是巧合，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毕竟我两种病是同时期服药治愈的，这巧合也太…)。然中医阴阳八卦五行没有半点逻辑关系的，我是半根毛都不信。我想问的是:这种偏方或中药，会因人体质或其他什么，导致疗效大不相同么?如果是，可否用科学方法定量分析?

伤寒论的价值
《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热病为主的感染性疾病专著，由于其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而被后世中医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地位甚于《黄帝内经》。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等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伤寒论》的现实价值还残留多少呢？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它的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种考证相当无趣，且不必管它。
根据假设，我们将镜头拉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屁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饱
受“瘟疫”带来的苦难和恐惧。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还远远没有摸到边，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死了四个。“七子之冠冕”王粲有诗哀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他，据说在20岁时有幸遇见过张仲景，被预言40岁时会眉毛脱光而死。这个故事可以断言是编造的，因为这种能提前20年出现征兆以脱眉毛为主征的疾病固然不存在，而能精确计算20年后会脱眉百日而死的医学更不可能产生，无论过去今日还是未来。有专家考证王粲后来也死于瘟疫，“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屁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刨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少说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
自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研究，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历史上种种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有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过我们中国大地，一个也不曾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等均一无所知，在漫漫长夜中进行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探索。古人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体现了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张仲景称之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这也不是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热”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相关记载，我们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特殊的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他所作的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古人尤其中医做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因此，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这说明，匈奴蛮族甚至认识到这次瘟疫来源于被污染的水源，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急剧衰落，大部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向西延，直至贯穿整个亚欧大陆。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传播到罗马。此后渐次传播到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也大致推测出其病原。
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以消化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去认识病毒。但是，今天的中医如果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坚持用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那可连明代的吴有性都不如了。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大胆猜测“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的创造性思想已然超过医圣张仲景。但他若生于今天，靠了显微镜，一定更恍然大悟，他所说的“异气”原来就是各种病源微生物，比如汉坦病毒。
《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那么，它所分析描述的病理生理过程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