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74】《知日.书之国》

闲暇翻阅《读书》旧杂志，当年的作者阵容真是强啊。不知道今天的《读书》杂志的学者再过二十年会不会给后来人一样的感慨呢。

【书评75】《知日.家宅》
这本书是讲日本住宅建筑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住宅能有什么可写的呢。仿佛千篇一律般的整齐，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了。首先日本的土地是私有的，就是说只要在划定的私人土地内，想怎么改建住房都可以。我想看过日剧与电影、动漫的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日本的独户式住宅很多，跟中国集体住宅楼不同。确实是这样的，在日本住居大约分两种，一种是独门独户式，一种是集合住宅。截止到知日这一辑特刊为止，日本独户住宅约为2745万户，日本总家庭数为5000万，也就是说占到一半以上。这给住宅留下很多可以选择的设计空间。
住宅就好比是衣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房屋的设计也不同。房屋在现代社会已经远远不是住人这么一项功能，而是满足人类行为的一种容器，所以需要做到个性化。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好多自己没有听说过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一点要说，日本的建筑师都是从设计住宅这最基本的单元做起的，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建筑师，比如安藤忠雄、丹下健三、隈研吾、东孝光、藤本壮介都有自己的住宅杰作。虽然他们的建筑理念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设计的住宅都在思考人与空间的关系，人如何才能更自然的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等等。
我觉得《知日》的选题，非常好，了解一个国家，不能仅靠新闻、网络资讯这些非常表面宏观浮泛的东西，需要看细部。甚至说都不如看日本小说好。拿住宅来说就能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日本住宅更换率非常的快，不要说和中国比就是和欧美比也快。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日本的灾害频繁、用地紧张、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日本文化中，对持久坚固的东西，不是很热衷，日本人不喜欢建筑一个永恒的东西，反而对建筑的内部环境非常的较真，这和中国正好是拧过来的。了解日本文化，如果能从这种小事物入手，眼光和普通人肯定不一样吧。

【书评75】《知日.家宅》

周末翻《读书》，发现一篇好文章。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这篇文章亮点在于基本解释清楚了，列宁为什么喜欢“福特主义”以及，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有关“分工理论”的漏洞，这个漏洞在几百年后被指令式计划经济利用的历史。简单说亚当斯密虽然创造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有理论，但是他在1776年手稿中第一章有关分工理论的阐述并不完美，因为亚氏当时没有区分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本质区别，而后来福特主义基本就是沿用亚当斯密错误的部分，并且导致了经济不民主，这是列宁喜欢的原因。其实看19世纪历史就能找到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影子，亚当斯密是1776年写完《国富论》的，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英国才开始在产业中实践一百多年前的理论，原因很简单，斯密的分工理论属于僵化式分工，与英国传统不是很合拍，1870年之后非熟练工人的缺乏与移民潮改变了英国的消费模式，导致环境朝着亚当斯密技术分工这边倾斜。其实崔之元说的这种把社会分工简化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民主（这是200年前斯密所没有想到的另一种结果）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基本就提出了斯密后来的分工理论，柏拉图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就会增加。至于那个更著名的比喻，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柏拉图说“一个木工做制鞋工的工作，可能危害不大，但是木工如果参与雅典的护卫和管理，则天下要大乱”。（有关柏拉图反民主的渊源，最好的论述没有之一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斯密的漏洞）、马克思（老马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分工同样没有跳出斯密的漏洞，或许他也没发现）列宁、韦伯直到杜克海姆都是如此。而崔文中说的鞍钢宪法确实跳出这种怪圈（一定意义上），鞍钢宪法的故事我不便在这里多说（上世纪60年代），之前我看费孝通的著作，注意到费提到“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但是在吴江与苏南的农村一定意义上因祸得福，社队工业在夹缝中绝处逢生”，我终于理解费孝通说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大约看历史也是这种态度，孩子和洗澡水不能都泼出去才是正确的方式。

周末翻阅《读书》，又发现一篇好文，其实老《读书》有很多好文章，是现在不可比的，别说一天，我翻一上午就看到三篇奇文。说说其中一篇，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这篇文章奇的地方是你说它是书评，不完全是。你说它是回忆文章，又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参合在一起。文章讲的是刘小枫在文革时阅读的第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逐渐迷恋上冬妮娅的过程。我想把钢铁放在史无前例的事件的背景下阅读，还写出一万字长文的人现在应该不多了，况且刘小枫那时候还是高小学生。有些书放在不同年代读，透出的感悟是天差地别的。钢铁的内容我不赘述了，是个读书人都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本书拥有正儿八经所有革命文学的特征，再加上爱欲的纠葛，我小学读的时候和刘小枫感觉差不多，不同的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所以写不出在文革时空背景下阅读革命小说的感受，即使写出来，终究也是隔了一层。就像诠释学中说的翻译一本书，其实就是原创一本新书一样，加入自己的理解，美其名曰翻译。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人迷恋上冬妮娅，不是应该一边倒的迷保尔吗，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在那时是有等级的，刘小枫从保尔转到冬妮娅，放在中国知识分子60年代之后的感受就是从憧憬到幻灭的过程，区别是刘这篇文章写得很细，通过对钢铁的分析，反看文革的荒缪。就像他说的那样“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是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自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不相干。”保尔形象暗淡的过程预示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已经超出文学范畴，我想很多刘同代人以及上代人的苏联小说情节变化大体是相当的。这篇看似钢铁的评论，最后写成史无前例事件的回忆文章，可以说是很精彩了。

423世界读书日，今年读书日买了2000多软妹币的书，除了两单孔网在路上，其余都到家了。虽然相比去年剁手有所收敛，但是还是要吃土一段时间。

【书评76】
《知日.日本禅》
本尼迪克特曾经把日本人的性格比喻成菊与刀，现在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下一直纳闷本尼迪克特一位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人，为了战时需要去研究日本（说研究都抬举她了），写出一本非常实用的书，竟然几十年过去依然霸占日本文化类书的畅销榜，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用这么一本经不起推敲而且过气的书去认识日本，国人也太洒脱了。
我觉得用菊与刀，都不如使用“禅”这个词来概括。禅宗源于释迦牟尼菩提树下坐禅49天顿悟，传到中国时的达摩面壁已经是第28代的事情了。而传入日本更是宋代之后的事情，比如临济禅的开山荣西（1199年）、曹洞禅的开山道元（1227年）、黄檗禅的开山隐元禅师本身就是中国人，后来东渡日本于1654年开山。那么为什么现在世界上一说到禅，首先想到的是学生日本呢。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保护的好，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常生活已经融入禅的元素了。举个例子，现在你提到所有的日本艺术，都跟禅有关系，茶道的“和敬清寂”，“茶禅一味”、花道本身的起源就是日本佛教中的仪式—佛前供花，最早的花道被称为“池坊”，名字源于室町时代京都居住在六角堂池畔的僧侣朝夕佛前供花。剑道中的“刀出鞘，禅入心”，宫本武藏的“剑禅如一”，日本剑客都是一击定胜负，没听说过中国武侠小说式大战三天三夜。一击仿佛也有南宗禅的顿悟味道。俳句中的禅味就更有名了，蛙跃古池，樱花过眼哪一个不是禅。“俳圣”松尾芭蕉的一则公案，据说有一天佛顶和尚去拜访芭蕉，和尚问他“最近如何度日？”芭蕉回到“雨过青苔润。”然后和尚又问“青苔未生之前，佛法如何？”回答“青蛙跳水声”。原来禅就隐藏在雨、青苔、青蛙跳水声里。还有日本庭园的枯山水，建筑、甚至料理等等。都与禅息息相关。所以我说了解日本，从禅入手是个非常好的角度。《知日.日本禅》是知日系列较早的一期，而现在知日每期的选题越来越小，其实这和做学问一样，由博入约。现在宏观广阔的视角下了解一种文化，然后再去深入挖掘。如果你对禅宗感兴趣，这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摘抄
卡波蒂：我总是会有幻觉，认为故事的开端、中间和结尾，整出戏都在我脑海里同时上演——我好想能在霎那之间都看到。可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数意外频繁发生。
亨利·米勒：我说了，一个作家，是一个长触角的人。要是他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会非常谦卑。他会意识到，自己是被某种才能附体的人，命中注定要用这种才能为他人服务。他没什么可以得意的，他的名字一文不值，他的自我就是零，他就是一架乐器，这样的乐器还排了好长一列。
亨利·米勒：我碰到过奥威尔两三次，每次都是他来巴黎的时候。他不算是我的朋友，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疯狂地喜欢他那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我觉得那是部经典。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那是他最好的书。虽然他某种程度上诗歌很不错的家伙，我指奥威尔，可说到底，我还是觉得他有点蠢。他像很多英国人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在我看来，是一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原则的人，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有原则的人让我觉得无趣。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闻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假的便损害整个作品。相比之下，在虚构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的便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 如果你说有一群大象在天上飞，人们是不会相信你的；但如果你说有四百二十五头大象在天上飞，人们大概会相信你。《百年孤独》满是这一类东西，那正好是我祖母所使用的技巧。 在描述奇幻的事件时，用精细的细节赋予其现实感。
米兰·昆德拉：主题是边界，事物越界便失去本身的意义。我们的生活在最接近那边界的地方展开，我们随时都冒着穿越它的危险。
纳博科夫：“错，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我不在乎。” ”我笔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隶。“ “没人能决定我到底是个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一个老俄国作家——还是一个没有年纪的国际怪胎。”
杰克凯鲁亚克：我整个青年时代都荒废在慢条斯理地修改、没完没了地重复猜测和删除上，最后搞得我一天只能写一句话，而这句话没有任何感情。***，艺术中，我喜爱的是感情，不是匠气，或者是隐藏感情。歌德的预言是，西方未来的文学在本质上将会是忏悔性的。写作至少是一种沉默的冥想，尽管你在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高速飞驰......异象是不会出现在这种疯狂愚蠢、狂喊乱叫、乱挤乱推中的；只有在沉默和冥想中，才能看到异象。

作家访谈是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也最著名的特色。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