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45】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用四层楼发出一篇书评，不是因为太长，只写了2000字不到，不多。是因为百度要后台审核，我一时不知道哪句话有“问题”，就分段发出，然后发现了，于是在夹层打出来。请各位看官耐心分段看，然后欢迎交流。
2017 8.30

王鼎钧《文学江湖》
《文学江湖》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最后一本，也是最厚的一本。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写的少了点，内战四年写了一本《关山夺路》，台湾三十年也是一本。王鼎钧是1978年离开台湾，定居美国，从49年到78年正好半个甲子，台湾经历了风风雨雨，这段进程很少有人去刻画描写。就算是描写，也是大历史的视角，注重大事件，像王鼎钧这种微观式写法，很少。
王鼎钧这本书把30年台湾经历，分成三个十年（十年灯、十年乱花、十年一线天），直到最后一本书，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自传，我没有找到清晰的时间线，他只写在台湾的文学生活，其他的没有涉及。没有大历史，只有小人物的书不好读。所以如果你对台湾历史不太了解，我建议先去看看书后的大事记，然后再去看正文。
我说这本书适合两种人读，一是大陆人，一是台湾本省人。第一条不用多说。说说第二条，王鼎钧作为外省人进入台湾，他眼中的台湾是作为本省人的他者出现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纠结于，大陆与台湾的冷战对峙，殊不知台湾自己本省的问题要更严重。蒋介石初到台湾为了站稳脚跟，靠两大案件杀出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本省人，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外省人（跟随自己来台湾的那一批）。这种有趣的模式，我在之后台湾的历史中看到太多太多，蒋介石作为政治人物颇懂得驾驭之术。台湾本省的矛盾之多，难以想象。王鼎钧即使只是描写文学一面，也够吓人的。举几个例子。首先国民党初到台湾时，台湾的汉语水准很低，日语反而很好。这跟日据台湾时期的教育分不开，比如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写的是（工程中禁行），这是明显的日文直译。台湾有段时间推行“勿忘在莒”运动，公文传达到乡下就变成“勿忘在营”，于是乡民踊跃参军。还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话说一个女生要周周写周记，有一次没有上交，结果被父亲打了。第二周女儿在周记中写到“今天父亲对我非礼。”类似这种啼笑皆非的例子很多，可以看到台湾当初的汉语教育多差。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台湾是一个尊重传统的社会，新儒家这些年在台湾办的比大陆还好，殊不知这之间普及语文有多困难。语言不通最容易产生龃龉，为此国民党在1952年成立了“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中国语文月刊》。王鼎钧是在60年代之初一度担任这个月刊的主编。他对月刊非常有感情，靠着这个月刊，王鼎钧认识了何容、毛子水、梁实秋。认识了刘真、王寿康、王星舟（熟悉台湾文学的人应该知道这份名单的厉害）。台湾普及国语，月刊与学会的功劳第一，王鼎钧说这样“为大于微”的团体很少、这样秉持初衷红尘不染的私营刊物（学会与教育厅合作期满，单干）更是没有。多说一句，王鼎钧在写这篇文章的2002年，《中国语文月刊》已出版到第六百期，已经迈入第五十一年。可惜这份辉煌世人基本不知道，王鼎钧身为亲生经历者，把这段岁月如实的记录下来，了不起。

王鼎钧在《幼狮月刊》做编审时，同社的一个本省籍学者写文章回顾台湾平剧发展，只字未提军中剧团。当年国民党进入台湾，在文艺方面是搞过一些业绩的，王鼎钧从“中广时代”就知道这些事情。他要求那位作者加入一些，结果根本没用，文章退一回，原样不动送回来一回。本省外省的矛盾可见一斑，王鼎钧说在台湾能交到本省人的朋友很难,不是妄说。
看《文学江湖》很少看到什么大人物，连蒋介石病逝书中也没有。像大陆读者熟悉的李敖、柏杨，王鼎钧也只是一笔带过。王鼎钧在六十年代给《征信新闻》写专栏，当时台湾叫“小方块”。小方块只出现在副刊那时，副刊则放在报纸的最后一版，读者喜欢看副刊，说副刊是报纸的后花园也无不可。六十年代的台湾是民营报纸成长壮大的时代，也是“小方块”深入人心的时代。那时的作家都想有属于自己“小方块”。王鼎钧五十年代在“中广”做编审，不能举手投足。“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写出来的，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则立刻否认”的时代。六十年代的小方块才是作家活动筋骨的园地。那时台湾报业确实发达，每报必有小方块。《中央日报》的言曦（邱楠）、仲父（孙如陵），《新生报》有凤兮（冯放民），《联合报》有何凡（夏承楹）。那时李敖在《台湾日报》布阵从容、柏杨在《自立晚报》气势雄浑。王鼎钧与他们处于一个时代，所以台湾又出现一个专有名词—方块作家。那时国民党认定“反攻无望”，所以所幸对报纸放手，之后台湾80年代解严，再之后的选举，都与这最初的小方块有关，王鼎钧只是没有说破，他老人家懂得文章之道。
当然《文学江湖》也提到一些国共对峙、特务匪谍这些犹如电影镜头一样的老生常谈，未能免俗。因为大背景放在那里，蒋氏父子靠抓匪谍来统合台湾社会。王鼎钧曾经把“匪谍案”比喻为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因为在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当时台湾一人身份证明需要四个人提供资料，同理这几个人中一个出问题，就会牵连更多人。我想这种威权型社会的治理术，我们大陆人士也不会陌生。鼎公在台湾30年没出大乱子，我也是很服他的灵敏。
台湾三十年是王鼎钧文学江湖的三十年，他做过“中央广播公司”的节目组编撰，做过《中国时报》的副刊编辑，也做过“中国电视公司”的编审组长。接触了现代媒体的所有方面。广播、报纸、电视也恰好各领风骚十数年，影响台湾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说中广是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人栖身。那么到了中报时代，王鼎钧俨然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进入中视时代则让王鼎钧了解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自己了解了受众心理，写出的文章也越来越老练。这三十年王鼎钧从来没离开过文学，他也清楚地把文章分为酬世与传世，酬世在手在口，传世在心在魂。他这三十年做的是酬世，离开台湾定居美国做了他传世的那一部分。所以说文学江湖虽大，但是不等于王鼎钧的全部，他后来出的书基本全是在美国写的，但是你不了解他酬世的这部分经历，也理解不了王鼎钧的传世。鼎公与文学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此情未了，此缘未了”了。

陈子善《不日记三集》
从两封信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预付制度。
近读陈子善的《不日记三集》，有两篇文章吸引了我。一篇是《从丰子恺佚简说起》，一篇是《稿费单》。两封信都提到稿费问题，丰子恺写给郑效洵的那封信是帮葛祖兰要稿费（1964年）。葛祖兰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60年代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日本俳句，但是64年由于政治形势，日本俳句人文社不敢出，所以把应该预付给葛祖兰的稿费压下来了。丰子恺为葛祖兰鸣不平。
第二封信是周作人1960年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文学编辑组的信，附上他翻译好的第一份《枕草子》。人文社是1959年1月邀请周作人翻译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但是周作人一开始没敢翻译，认为难度太大，后来在10月底改变主意，11月11日开始翻译。周的原信只有月日，没有年。陈子善先生的考证正确，后来人文社每月向周作人支付400元，其实就是“预支稿费”。回信周作人时，信中夹了一张稿费，这张稿费列出了人文社1961年—1964年的稿费支出，可以看到文学创作收入第一第二是茅盾与梁斌，分别32256.68元和25802.11元；翻译稿费第一位的是傅雷，14876.38元。还有一项很有意思，就是“预支稿费”，这与前后两封信有关，前三位是周启明24948.13元陈冰夷4796.99元傅雷4000.00元。我查了一下，这三人当时分别给人文社翻译《枕草子》（1959年）、《搅水女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一部，1962年）、《谈文学》（法捷耶夫，1960年）。
可以看出，在60年代，人文社的稿费预付非常普遍。原因是当时北京的周作人、张友松，上海的傅雷、钱春绮都是自由翻译工作者，不隶属于当时国营的人文社，行话说就是不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式编制，所以不领取工资。而人文社非常清楚这些人都是各个领域的翻译大家，他们翻译的书，以后可以成为本社的招牌，所以出现了“预付制度”。相当于提前买断翻译所有权，即使是在不能出版的年代，也没有什么损失，将来出版还是本社的。（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都是80年代才出版）。正真的稿费制度是在80年代产生的，之前尤其是翻译界，实行稿费预支的情况较多，但是人文社就有日本文学周作人、法国文学傅雷、哈代张若谷、海涅钱春绮、马克.吐温张友松等等。
《不日记三集》的文章很短小，但是很精彩。陈子善见多识广，随便几封信能挖掘出新文学史料，我想对现代文学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这一系列的书增加一下见闻。
2017 9.7

陈子善这三本书，有很多新文学史掌故，同时陈的收藏与见闻帮助他很好地考证，因为文章是写在《文汇报.笔会》上面，文字大多两千字左右，典型的专栏文章，所以取名《不日记》，而且作者是有名的猫党，所以每本书前的藏书票都与猫有关。很有意思的书，推荐之。

晚上翻老杂志翻到王小波，再感叹一句老生常谈，当年杂志完爆现在，什么文章写了就登，一字不少你的登上。
王小波的文字气质颇契合《读书》杂志，虽然文章看过十几遍了，但是马与驴之论还是经典的不行。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学以致用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中国人能欣赏电动机，因为它有“器物之用”，但是欣赏不了电磁感应。像古籍传播这种在中国要算“之用之用之用”的课题，我想更不会有人去碰，国家也不会拨给资金。这一点日本与我们不同，曾经看到日本书店中一面墙摆满了中国学研究之类的学术著作，又看到日本人研究自己国家的文人也是一面墙一面墙的著述，颇替中国文人感伤一把。拿古籍传播来说，恕我孤陋寡闻，近代以降，除了黄遵宪《日本国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谭》、傅增湘《藏园读书经眼录》、孙楷第几篇零星的文章之外，没有人系统整理中日之间古籍流布的大作。而前述著作大多数是记录版本，没有把古籍流布做文化现象考察，也没有科学统计。我查找了一下资料，《日本访书志》的汉籍著录125种、傅氏“经眼”也只有172种，其他更不足百种。直到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搜访日本全国皇家公家私家各种文库之后，告诉我前人的一百来种只占日本现存汉籍善本（明代及之前）1.5%，我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多少。所以直到《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的出现才算突破前人在这方面“成就”。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五章为汉籍流布概论，作者主要讲了汉籍传入日本的轨迹与形式，以及日本保存汉籍的方式与特征。兼论和刻本（第三章）。和刻本是日本古代翻刻汉籍的统称，属于汉籍的延伸，中国学者论述汉籍东传时往往忽视这一领域，作者用一章论述，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同理，在“汉字文化圈”中高丽本、安南本与和刻本是一个地位，都是汉籍的延伸，我希望中国有学者将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三大本之间的传承影响一定可以做一篇大文章。说回和刻本与汉籍的关系，不仅仅是汉籍翻刻那么简单，对于保存古籍版本有非常大的贡献。比如在中国久已佚失的《群书治要》，日本在1616年（元和二年）以铜活字翻刻，是为著名的“骏河版”，这一版的原本是“金泽文库”本，江户时代此书的翻刻本流回中国，对清代校勘学产生很大影响。而且日本很多刻字工就是从中国来的，比如元朝时的著名刻工俞良甫，兹不赘论。总体来说汉籍流入日本与刊刻的形式是对应的，8世纪之前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传播，平安时代转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十三到十六世纪时禅宗僧侣为主体（这与同时期中国宋学的兴盛分不开），这一时代也是内典外典大量传入日本的嚆矢。十七到十九世纪，则以商业为主要渠道，参看日本“博多版”。有意思是的日本与中国有一点不同就是官刊很晚，知道江户时期才成主体。中国自有宋以来官版汉籍一直是主流，这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日本战国之后振兴文教的举措。不多论了。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下编则是对日藏汉籍做微观考查。这里面作者把日本汉籍储存机构分为5种，即【1】皇家特藏（以宫内厅书陵部为主，这一部分属于皇家私藏，也就是“御物”）。【2】公家特藏（以中央、地方政府外加国会图书馆下辖的“东洋文库”组成），作者重点介绍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足利学校”、“金泽文库”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五家。【3】私家特藏（以个人或财团为主体），私家特藏由于不对外开放，即使是在日本，也少有人知道。比如以内藤湖南生前藏书为主的“恭仁山庄”与“杏雨书屋”，尤其是后者只有少数学人知道，本书作者严绍璗先生在日本客座教授期间是通过贝冢茂树（知名的中国史方面专家，其兄汤川秀树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的弟弟则是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的教授小川环树，兄弟三人合称“京大三杰”）疏通才得以一窥“杏雨书屋”的秘密。并且记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我在这里不多论述。【4】日本大学系统的汉籍收藏，这一部分右前三种的最大区别是，大学汉籍储存以实用为主，明刊本居多，而前三种机构多见“日本国宝”、“日本重要文化财”，唐写本、宋元刊本居多。作者介绍了作为人文研究重镇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宗教组织的特藏，这一部分最为神秘，尤其是寺庙的特藏，年代悠久，珍本秘籍不为世人所知。而且从日本历史来看，知识传播有赖宗教寺院，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五山时代以来的汉文学研究都离不开汉籍的搜藏。这一部分严先生也只是开了一个头，我觉得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加深，很多世间孤本自会公开。
严绍璗是我国第一个全面对日藏汉籍进行查访的学者，而且对很多古书的版本做了详细记录，分门别类。相对于清末那些有闲情雅致的东渡访书者，当然是严肃认真的多。并且该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记录版本，而是结合中日交流史，文化现象的综合考察。但是正如作者所说，日藏汉籍太多了，有些是本国已经失传的。穷一人之力研究汉籍的流传是不可能的，但是严先生的治学方法我本人是佩服的。有兴趣于中国古籍流传的朋友或许看完这本书会有很大的启发，严先生提出的很多问题也值得后学去努力钻研求索。
2017年9月15日

【书评47】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这本书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在豆瓣书店偶遇，也算书缘，草草千字略叙读后感想。

《读书》1995年12期第一篇古董文章，恺蒂的《企鹅六十年》，讲述了企鹅出版社60年的风风雨雨，企鹅虽然几经变迁但是，企鹅的灵魂还是没有变，阿兰.莱恩缔造的企鹅文化贯穿了这六十年。
英国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1902-1970），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出版人。1935年，他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用一包烟的价格（确切说是10根香烟的价格，按照当时英国的物价就是六便士）将伟大的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平装本革命。
在莱恩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由此催生了企鹅出版社兼顾品质、风格和销量的出版精神。莱恩第一次让《尤利西斯》在英国得以出版，而他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奠定了英国在1960年代的出版和思想自由。他一生的目标即是让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众接受普遍、优质而彻底的文化启蒙。他也是少数获得女王勋章的出版人。
恺蒂这篇文章，配上英伦往事，或许非常适合下午茶的时间来阅读。好文。

。。。

制造幻觉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总结如下几种模式
【A】首先是课税中的幻觉
【a】第一种方式掩盖个人在公共支出的机会成本中的份额，在五种税收制度下产生
【1】从公共产业中获得的收入为政府活动提供资金
【2】税收实际上被计入个人对私人商品和服务所作的支付时会产生幻觉，尤其是当它存在一段时间后幻觉更为显著
【3】在发行公债情况下，个人获得了对资本价值形式上的控制，产生了幻觉
【4】通过通货膨胀使个人难以确定他在由政府所筹资的和所提供的服务的份额
【5】作出假承诺，使纳税人认为支出计划是短期的和暂时的，而一旦实施为了延续下去会引入“滞留成本”，使支出计划持续运行。
【b】第二种方式是使人看不清公共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成本，如果税收安排的使个人只是在一些带来非常有利结果的临时事件发生时才面对纳税的必然性，那纳税和服务的实际成本就会看起来不那么繁重，另外还有在有明显收益时在交易完成时征税。比如对让渡和赠送财产时对受赠人征的税。
【c】第三种方式是对发生在值得纪念的事时所提供的名义上的服务所收取的直接费用
【d】第四种方式是利用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变化作为课税的基础（穷人反映强烈时向富人征税）。普维尼亚的“恐吓策略”也属于这一类，统治阶级往往会以如果这种税不被批准会出现的最可怕的后果来威胁国家。
【e】第五种方式将若干大税分散成无数小税也会使公民产生负担成本较低的幻觉
【f】第六种方式在税收方面最后一种方式是在个人不知道税收归宿的情况下课税。
【B】公共支出中的幻觉
政府往往不让公众看到预算计划的规模和真正性质。
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只从财政选择这一方面，就能发现垄断者的税收趋向“扭曲”，不能真实反映公共商品与服务的真实数量。这种情况下只能诉诸民主模型来尽可能保持“中性”选择。（请注意，我用的是尽可能，布坎南也说了模型用在现实世界，或出现非常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
所谓财政选择的民主模型就是允许个人通过集体决策制度的结构“购买”公共商品和服务，购买方式应使其在公共商品和服务与通过私人市场过程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选择尽可能地保持“中性”和“不被扭曲”。布坎南全书就是在这种模型下展开，来分析个人什么时候选择比例税什么时候选择累进所得税，什么时候支持公债式纳税。已达到经济学中的“均衡”。
《民主财政论》是布坎南早期的手稿，不熟悉财政学的人不建议阅读，非常深。布坎南后来的种种学说都是建立于此。所以真正理解“公共选择理论”的学人能看到很多后来理论的雏形。比如由本书的模型推导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这一点我再多说一句，布坎南早年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对凯恩斯那一套政府调节是不相信的），第二也是这本书的直接结论，财政体制分税收与支出两方面，而且应当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布坎南不但分出哪个是根本的（立宪性），哪个是暂时的，而且认为即使是“立宪性”的也不应该一成不变。第三我要从政治哲学中说布坎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契约论者式的思想家，这一点多少受到维克塞尔的影响，甚至比他的财政论思想还要早。布坎南是在国家契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宪政与财政理论，他认为，政治必定被理解为是这样一个过程：独立的具有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个人，带着个人认为有价值的利益，为了使这种利益保持下去而展开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接受了关于政治的本质的先决前提，则关于政治的最后模式是契约论者式的。
布坎南一派经济学家，为了他们的理论已经奋斗了30多年，他没有出任过任何政府公职。除了他本身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之外和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的“反体制”色彩有关。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家理应追求那些在政客官僚看来分文不值的东西，理应为了美而追求逻辑上的完美。

【书评48】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用了三层楼发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