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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点读到介绍有关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中“新批评派”的文章觉得启发很大，主要介绍IA Richards与William Empson的理论，其中有一段比喻，把50年代后美国文学批评各家各派都说的言简意赅，我觉得这是研究一种理论到一定程度的外化。比如说“text”这个词，在中文如何翻译，如何找对应的词。有人翻译成本文、有人翻译成撰文，不一而足。英文text，法文texte德文text意文texte的词源都来自拉丁文texo的被动式分词textum，动词texo的意思是织，指一种纺织行为，所以分词textum直译就是织成的东西。而古汉语中文指的是色彩斑驳的纹理。作者紧接着就比喻到，既然text是一个人编出的东西，这编织就是一个巧手的活儿。毫不含糊的粗织滥造所产生的最多只能作为抹布，真正精工细织的产品如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织帛、敦煌石窟所藏唐代蜀锦，错综复杂，巧夺天工。因此text概念就包含一个阅读行为。传统的阅读只限于辨认出织锦编的是龙凤还是花卉，粗略说来，这也就是原来“新批评派”的要求。结构主义要求更进一步，因为它想分析出织品的经纬，金线编入的程式。训诂与历史语言学的专长是分析那龙凤或花卉形式的起源，是汉是唐？是宋是明？是受西域还是受吐蕃的影响？后来的解构主义则致力于在精工细织的幻觉之后，找出其内在的不谐和，但是依然要依仗精读。能把学术文章写的有趣，作者至少已经脱离在术语中打转转的级别，我很信任这种人写的学术书。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
樊树志写的有关明朝的书，我翻得差不多。如果让我打分他早年写的《晚明史》与《明史讲稿》居上，《晚明大变局》居下。首先我承认樊树志先生所选中国对外开放的六个领域没有问题。分别是【1】“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2】卷入全球化浪潮【3】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4】思想解放的潮流【5】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6】文人结社与言论
这里每一个领域说实话就是一本书的分量，至于联系。我认为至少一二三和四五六可以分成两大系统。樊树志这本书的缺点恰恰在于引文的分量过于多，以至于作者的分析被史料淹没，无法做到各章的连接。所以这本书可以算是一本笔记式的书，不能算原创式的著作。我的这一番批评相信读过本书的人会认同。（兰陵笑笑生水瓶版权所有）
但是这本书因此就没有价值了吗，我认为不是。首先樊树志开了一个头，就是如何用微观史料（地方志、日记、野史笔记）来解决宏观史领域的问题（具体在晚明这段期间实践）。比如对于倭寇的见解、江南市镇经济的观点，甚至把不同时期研究经济史的各家数据哪来比较，用史料来检验谁更接近事实。我认为作者都运用的很好，这本旁征博引的功夫，即使是学院派也感到吃力。因此这本书写的最好一章，我认为是江南市镇那一章，我觉得樊树志应该受到费孝通以及吴文藻那一派（中国社会学派，这个学派的名字是费孝通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起的，我沿用马氏的说法）的影响。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直白点数中国传统社会不是纯粹的农业国家。这种乡土经济的作用是传统史学派不曾注意到的。而中国土地问题，一大部分来源于乡土经济的崩溃，而多层次经济那一章很显然是沿用这一理论。只不过樊树志研究的是这一阶段在中国起始部分，而费孝通研究了在中国崩溃时期。这本书的第四章因此很有《江村经济》的影子。这是我阅读时的感受，但是樊树志在方法上不如费孝通。原因很简单，樊树志止步于资料的索引，引用。没有把社会重组的过程分析出来，而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并且在理论上做出原创。而后人在史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而没有充分分析史料我觉得很遗憾。所以这本书我不能给以太高分数，这可能也和作者选择的题目过于宏达有关，这种题目不是一本书可以驾驭了得。相比于他早年写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差了很多。

读谢其章两本书话的一些随想《书鱼繁昌录》与《风雨谈》
书话类的书我自己看得太多了，不下几百本的样子。以至于我现在认为这类文章好写，书名难起，因为好名字都被前人占去了。像知堂老人的《自己的园地》、《过去的工作》、《秉烛谈》这种没什么专属性的书名，在书话界没有人用。因为书话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文体，至少要拿《且介亭杂文》这种任谁也用不了的私人东西来做名字才能凸显藏书家爱书人的情趣。以至于民国时期的大藏书家周越然为这个头疼的问题，干脆给自己书起名曰《书 书 书》，对于在古书版本领域发出过“寡妇野鸡”论的周越然此举，我不奇怪他的奇崛。但是书话的名字在我看来最好能一眼让读者明白你的藏书收书类别才是高境界，至于书香、书海、书之爱这一类的名字，基本第一轮就会淘汰，我觉得也只有中国人能想得出来。（本篇文章作者兰陵笑笑生水瓶）
谢其章这两本书的名字起的就属于上品。第一《风雨谈》可以是周作人的书名，也可以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文学期刊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的杂志名，我在其他书中还碰到过《疯雨昙》的写法，后来证实是手民之误。这说明作者的爱好在民国老期刊、老画报、新文学之间，不会差太多。其次《书鱼繁昌录》又告诉我们作者收书的过程，所谓录，无非类似日记一样的记录，后来我翻这本书时果然看到两部日记。一部是柳雨生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日记《沦陷日记》（这又证实了作者对沦陷区新文学的研究）；一部是自己的《搜书札记》。于是仅仅是两个书名就让我摸清作者的癖好。都说人无癖好不可爱，我觉得谢其章就很可爱。对于自己的爱好一点也不隐晦，而是“明目张胆”告诉你，告诉你还不行，我发现他自己收藏的书籍杂志都经过仔细研究。像《风雨谈》中的两篇文章《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朱朴》、《朱省斋后半生之四城记》都是根据自己收藏的《古今》杂志与《朴园日记》整理勾画出来的，而如果你没有《古今》（很多公共图书馆就没有），即使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也是惘然。谢其章的文章往往注意到这些细节，比如《<鲁迅在厦门>的纸型》一篇文章最后联系到了现代出版界“绝版”的真正概念。这就不仅仅达到书话有趣的要求，还很让人长见识。在这里可以说谢其章收藏已经进入精神空间的境界，就是藏为我学，而不是仅仅插架放在那装门面的一类。曾经看某某氏的文章提到“中国毛边党四大金刚八大护法”之说。谢其章赫然在“护法”之列，我一直很好奇他对毛边书的看法，很巧。《书鱼繁昌录》收的第一篇正文就是《毛边书的前世今生》，收书的都知道毛边党的核心人物是鲁迅，而这种曾经被我国新华书店退货的“残次品”流行起来也只是五四之后的事情。鲁迅的毛边光边和尚尼姑之说我想早已人人皆知。而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热潮开始的这些年，却没多少人注意，遑论写了。谢其章算第二代热衷毛边的一员，把身边书友、编辑的故事出来。仿佛应征了那句老话“书既可读，亦应可爱”的道理。我觉得新生代喜欢毛边书的朋友这篇文章不得不看。
夜静无人、心凉如水。自己仿佛忘记外面扰攘的疯狂世界。拉拉杂杂在电脑旁边敲了这么多字，也该收键了。我想谢其章的书有一种魅力，把人从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拉回来，捡起那份雅致情怀、悠闲心境。

住宅是供人居住的机器，书是供人们阅读的机器,在当代社会中，一件新设计出来为现代人服务的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这句话是柯布西耶的名言。略微熟悉现代建筑学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位功能主义的旗手，这番话背后代表什么。
《走向新建筑》这本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勒·柯布西耶（旧译考柏西埃，我喜欢旧译）与一帮新派画家（所以后人把他称为建筑学的毕加索，我是颇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种比喻既无用又愚蠢，无助于理解柯氏的理论），诗人合编的一本杂志—《新精神》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原本杂志囊括的领域很多文学，音乐，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绘画，雕刻，政治，还有建筑。勒·柯布西耶经常在这里发表“新建筑”的文章，后来结集出来就是我手头这本—《走向新建筑》。而这本书中罗列的很多貌似与建筑无关的东西，比如飞机、汽车、轮船甚至烟斗，但是这些设计无一不体现出现代建筑共同的精神—机械美学。这些东西都是科学时代的产物，而酝酿于20年代的“新精神”正是对功能的推崇，对古典主义的摒弃。柯布西耶在写下这些文章的同时也是迷恋钢筋水泥替代传统的承重墙，也是建造出马塞公寓和萨伏伊别墅时的柯布西耶。而当时学院派主张建筑师轻视实用和经济问题，注重艺术性。柯布西耶对这种过度装饰不以为然，他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而不是重蹈古典主义的覆辙，真正的古典主义在创立的年代恰恰也是突破前人窠臼。柯布西耶举出帕特农神庙的例子，书中写道【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建筑，没有可以与帕提农神庙相提并论的。它发生在事物发展最辉煌的时刻，当一个人被最崇高的思想激励，并把这些思想融入光与影的造型里的时刻。帕提农神庙的造型是毫无瑕疵、不可更改的。它的严谨超出了我们的习惯，或者说超出了人类的一般能力。】在这一点上柯布西耶说欧洲大学的建筑系是最最败坏天才的地方。我能理解柯布西耶的无奈。
【一个伟大的时代刚刚开始。存在着一种新精神。存在着大量新精神的作品；他们主要存在于工业产品中。建筑在陈规旧习中闷得喘不过气来。】
而《走向新建筑》的宗旨就是这个，让建筑喘口气。撰写这本书时的勒·柯布西耶是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青年，斩截有力的句式，如警句般喷发出的构想，还有不容置疑的自信是那个建筑学黄金时代的代表。
没有没有感情的艺术，没有没有激情的感情。沉睡在矿床中的石头是冥顽不灵的，但围绕建筑的圣坛是一出戏。
是的，米开朗基罗第一次赋予了石头以生命；而几百年后的勒·柯布西耶以钢骨水泥搬演了一出机械时代的戏剧。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书评
《Medieval China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学术论文集。以至于我用一周多时间看完，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智识上的快乐。
书评之前先插入一段小故事，陈寅恪曾经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话。1975年那一年荣新江在北大历史系读大二，听唐长孺老先生讲西域史讲敦煌学。讲台上的老师讲着讲着就唏嘘不已“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许多敦煌卷子收藏在欧洲，他们无从看到，一些细节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敦煌原卷，挑出了300多处错误。那些年，许多中国学者读着池田温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痛哭流涕。”那一年的荣新江也确定自己一生的学术抱负—夺回敦煌学的中心地位。而同样是在大二，荣新江写出了一篇质量非常高的关于于阗的学术论文，并被迅速翻译成法文，引介到欧洲，于是成为那一年季羡林“西域研究读书班”的最年轻的学员。至于之后他在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汉学中心之一）师从许理和（Erik Zürcher）遍访欧洲各国收藏的于阗、敦煌、吐鲁番卷宗。则是另外的故事。
荣新江对中西文献、考古资料的熟悉不用多说。有关敦煌学、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的论文写了两百多篇。而《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所收的论文则主要集中在中古时期粟特人方面。而粟特研究领域非专业人士不能。西域史的研究在前期非常注重塔里木盆地上的绿洲与中原或草原游牧民族的交涉问题。但是近年的考古发现，促进了粟特这个长期被学界搁置的问题的探讨（乌兹别克境内的粟特城邦遗址、中原地区的粟特后裔墓葬等等）。而粟特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富有经商才能，具有高度组织性（聚落非常多）。所以在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隋唐扮演了国际中转的作用。荣新江的两篇论文—《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与《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从外部考察粟特（昭武九姓胡）的网状分布（利用的资料是各地的考古成果）。具体路线（从疏勒开始北道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南道于阗、且末、石城镇两道在河西走廊汇合，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东南进入原州，入长安、洛阳。东北走灵州、并州、云州到达幽州、营州，或者从洛阳经卫、相、魏、邢、恒、定州到达幽州、营州）上述地方全有考古发现，这些资料组合成最后的路线图。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迁徙不一定伴随商业行为，比如并州那一路，多是粟特并入漠北突厥的过程，而东南走长安则以经商为主（各地墓主的墓志铭是最好的说明）。而《北朝隋唐粟特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则从内部说明粟特人的聚落形态、结构。这里可以看出西方考古学对中国的影响。荣新江运用的方法是文化人类学，西方考古学系往往和人类学系是合并的。（西方的人类考古学系研究生一般要经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语言学四门课）。荣新江运用的方法也是如此。比如在《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作者分别讨论了【1】粟特首领—萨宝（萨保、萨甫）制度（也是唐朝唯一外来官职制度）的形成演变，荣新江非常重视演变，这在他的很多论文中可以看到，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风格。在这里荣新江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因为史书中没有系统的记录。这里的考古资料，我总结为三种【A】墓主墓志铭【2】账簿（本篇文章版权所有兰陵笑笑生水瓶）
【3】敦煌地志。由于粟特人分布的非常广泛，加上考古发掘的成果可观，这方面资料非常多。比如《安万通墓志》、《康阿达墓志》，运用账簿则是由于粟特人经商的习惯，这一方面当属阿斯塔纳出土的账簿信息最多。敦煌写本似乎不必我多说，治西北史的好像没有人不用这资料的。正史中我认为对于萨宝最好的总结的就是《元和姓纂》中“姑臧凉州”安氏条。【2】粟特聚落的种族构成。【3】粟特聚落的婚姻形态（这一部分墓志铭是主要参考资料），作者在书中列了一份有唐一代粟特种姓婚姻表，非常直观。【4】粟特聚落的日常生活。【5】粟特聚落的丧葬形式。以及我认为荣新江最具有原创的部分【6】粟特聚落的祆教信仰。可以看出这篇论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之多，我想这跟作者接受西方汉学训练有关系。
荣新江的论文往往是先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篇幅一般不长），然后具体论证自己的创见。“《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一文写的令人击节赞叹，荣新江基本论证了，吐蕃文献中摩尼教与景教的来源，而这段文化传播史背后则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各种宗教此消彼长（禅宗的南派逐渐上升、摩尼教、景教地位下降）以及它们与朔方军的关系。至少在我阅读范围内，作者是最先提出假说，并且证明的人。我觉得这篇文章在今后是汉藏文化交流研究家必看的文章。
本书虽然题目宏大《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但是研究范围非常的专。主要围绕粟特人展开。有8篇论文直接关于粟特，其他各篇也都属于伊朗系统（粟特同样也是）的文明。比如《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等等。所以这里的外来文明实指以伊朗语系或宗教信仰为主的文明。而没有提到罗马与印度。我想阅读这本书之前应该知道这一点为好，作者做的是专题研究，而不是讲历史故事。在深入了解粟特、波斯等伊朗文明对中国中古的影响、发掘前人忽视的材料、填补旧有学说的不足三点上作者都做到了极致。以至于外国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必须引用作者的论文，荣新江也实现他早年的抱负。我想对这方面有积累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当收获很大。

图为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唯一录文。是罗振玉1914年在日本发现的，录文基本正确，史料价值非常高。

最近读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内有关李商隐最好的传记。其中提到四本书刘维崇《李商隐评传》、杨柳《李商隐评传》、董乃斌《李商隐传》、梁锡华《李商隐哀传》。
刘杨属于评传，其中杨柳那本书是60年代写成的，80年代才出版。属于我国研究李商隐的开路之作。刘著的写法把李商隐一生方方面面的写出来，然后进行评论，属于横切面写法。董与梁写的传记摒弃评传的考证欲分析。属于个人化的李商隐传记，而且梁那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接近历史小说。我的评价是前两本可以互补，但是更推崇刘的那本，因为刘是在杨的基础上写的，深入了。后两本可以互补，当作文学性传记来看。这要看你喜欢学术方面的考证欲分析，还是喜欢文学色彩更浓的传记。

大将军出征，欲择先锋，乃张榜通衢，约期于校场角胜负，大力者任之。
　　及期，少长咸集，豪俊毕至，皆欲一试身手。
　　锣鸣三声，传大将军令：“有大力者，必有大言。今日较言不较力。”众皆惶惑，不知其意。
　　俄倾，有少年登场，曰：“吾能舞百斤刀，开百石弓。”大将军微颔其首。少年颇得意，垂手站一旁。
　　又少倾，有武夫上前，拱手曰：“吾力能扛鼎。”睨少年，有不屑意。大将军赞曰：“勇哉！”
　　忽有壮士出场，扬声曰：“扛鼎何奇，吾能拔树。”言毕，以双手抱树，作拔状。大将军亟止之，曰：“较言不较力。”
　　于是，一绯袍者上前，朗声道：“吾力能拔山。”复作楚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
　　歌未毕，一泼皮跃前止之，曰：“拔山，雕虫技耳。吾头顶苍穹，足登八极，肩担日月，手提五岳。捉长江之尾，泻其水于东海；按昆仑之颠，伏其首于大泽。六合之中，唯我力大。”言毕，面不改色，从容而退，且作歌曰：“盘古老儿信手揉，揉出日月两个球。我看两球都不圆，将来抛掷东海边。莲呀莲花落……”
　　大将军咋舌曰：“真神人也！”急命追回，拜将登坛，执先锋印。全场哗然。
　　大将军曰：“大言炎炎，谁能御之！小言詹詹，何足道之。彼有大言，必有大力。”
　　或谓：“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
　　大将军怒曰：“我亦大言者也。”
　　众皆缄口。
　　征，败绩，而大将军以大胜上闻。上褒赏有加，先锋官亦加官晋爵矣。
　　史官赞曰：“言不在实，唯求其大。上行下效，粲舌生华。虚花难久，终必遭杀。”
　　未几，史官之言竟成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