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日开始阅读徐鲁的《翡冷翠的薄暮》，本书是徐鲁的欧洲游历的随笔。徐鲁的文字兼有拜伦与普希金式的华美、浪漫与安徒生式的忧郁、羞怯，将精神的不羁狂放和情感的温存细致糅合打磨在一起，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男性的妩媚、才情与迷醉。徐鲁本身就是诗人，而天才的诗人与作家总会在所有的语言、生灵、空气中嗅出美与天真，听见心脏怦怦的跳动与血液的汩汩流淌，他们与生俱来的直觉与敏锐，罕见而天生的文字能力，仿佛可以穿透语言的旁骛繁杂，直抵质朴简单之境。周末选择一本适合心情的小书阅读，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

这两天特别忙，选了本散文，抽空还花了三天才看完。以下摘抄几段证明我还活着
这是翡冷翠青色的薄暮，阿尔诺河在郊外的暮色里低声絮语。世界多么寂静！仅仅在一瞬间，亚平宁山拉上了它漆黑的帷幕。只有站在异乡的星空下，我才懂得，孤独有多么深，思念像最浓的雾。而你，细腰秀颈的少女，我的贝特丽丝，你在哪里？你是我今夜唯一的梦，只有你，才是我永远不会迷失的津渡。地球在飞转，发出深沉的低音，使我想起一八七八年的柴可夫斯基，当他站在翡冷翠的露台上，望着同样的暮色和星空，就是这样喃喃自语。而翡冷翠是幸运的。它假借一双温情的、女性的手，打开音乐家天才的琴盖，天籁一样的牧歌，仿佛阿尔诺河微微的波浪，从琴键上流出。意大利的四月从来就不是冷酷的季节。只有四月里才诞生过世间最伟大的爱情。还有音乐家献给他的光明女神不朽的组曲。而我为什么要如此伤感？啊，不，不是伤感，是最温柔的冥想，无声地湿润了我的双眸。

2017年3月7日
今天开始阅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副标题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早就想在这个帖子里开福柯专讲，因为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都不会丢弃福柯的书。相比于大部分西方社科类图书的“精致地平庸”（中国的社科类书暂且称为“不精致地平庸”）来说，福柯显得“精致地佼佼”让人叹服。比如手头这本《疯癫与文明》，我觉得任何一个对理性以及由理性衍生出来的语言、制度、秩序产生质疑的人不会不看这书。而把疯癫放在理性时代（用福柯的话说文艺复兴之后）来探讨，是一种必然。理性对非理性的禁闭产生了疯癫这一异端，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讽刺的那样“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居来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福柯无非在找回我们早已遗忘的“健全”。我觉得《疯癫与文明》甚至福柯的全部思想在当今中国根本没有过时。而是一剂良药。

整理了一份女性主义书单，偏向文学类。与君共勉

用了四天多时间看完《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福柯这本书原是他的博士论文，当时法国大学的制度，博士答辩之前必须出版论文。1961年福柯的博士论文在巴黎普隆出版社顺利出版，书名《Folieet deraison：histori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全书洋洋洒洒673页。当时福柯35岁不到，之后的法兰西学院岁月，奠定了他一生学术贡献的最高点。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疯癫与文明》只是博士论文的缩减本，可能是原文过于艰涩。但是当我翻开这本书时，丝毫没有放下思考的强度，因为《疯癫与文明》属于分析性的史学作品，表面上福柯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各种造型艺术、文学、哲学中体现的疯癫意义。但是线索与线索之间，作者加入的思辨太多。以至于我看福柯的书，必须一章一节的看，不能断开思路（或者说所有严谨的哲学书，都要遵循这种犹如古典戏剧三一律般的严苛阅读）。
福柯在这本书中把疯癫分成三段【1】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第一章）【2】古典时期的疯癫（第二章—第七章）【3】现代社会的疯癫（最后两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日常现象（布兰特笔下的“愚人船”）出现在社会领域。这时的疯癫还拥有神秘样的崇高地位，因为疯癫在当时被当成知识，一种完整的知识。当有理性的人只能窥视到片断的知识时，天真的愚人则拥有完整的知识。这些观念体现在文艺复兴时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数不清的小说、书信—看看《堂吉诃德》、斯居代里的小说、读读《李尔王》、罗特鲁、特里斯丹的剧本就能知道。在这些作品中疯癫者往往以病态来捉弄人，而后用病态的语言道出事物真相，道出人能知觉的“有关自身的一切真相”。在文艺复兴时代，疯癫显得特别友善与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全书有关古典时代时期的疯癫写的最多。福柯把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划定为一个历史标志。因为从这开始，疯癫的人开始进入禁闭所，所谓大禁闭时代到来了。其中麻风病医院是舞台的主角，众所周知中世纪的麻风病肆虐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之久，用十室九空形容都不过分。据统计基督教世界全盛时期的麻风病医院有19000个，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这种疾病渐渐消失。而这些医院在接下来的二百多年将成为新的“疾病”的收容所。疯癫开始转入大禁闭时期。我认为福柯的历史标志可以往前倒推15年，笛卡尔在1641年发表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基本已经给疯癫下了死刑，这位唯理主义者在书中说他认为从他正在怀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他不可能是疯子。而后世为疯癫翻案的人，包括福柯似乎可以戏称这位理性主义者为“我思故我未疯”了。17世纪理性高扬的时代，疯癫一落千丈并不奇怪。其后的5章，福柯集中论述了，疯癫如何与非理性挂钩、如何扩大自己的范围、如何是一种罪恶。而“科学的证明”通过的是禁闭完成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到的人们纷纷靠禁闭其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神志清醒。
时间转入18世纪末，实证精神病学的建立（福柯主要论述图克与皮尔内的“贡献”）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疯癫即精神病的时代。最后一部分表达的观念基本代表了我们现代人。精神病院的出现就说明了问题，疯癫在这里美其名曰得到治疗。但实质上没有任何人道可言疯癫者只能作为一种负疚的动物被医生进行治疗(或曰实验),彻底失去话语权。缄默、镜像认识（疯子观看疯子的学术化说法）、无休止的审判、以及确立“医护人员”的权威地位，来完成现代治疗。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条缕清晰，详实的资料与思辨构筑了这部震颤学术史著作的筋脉与骨架。一部疯癫史，读来读去全是理性禁锢、压制和排斥非理性的历史。福柯的论证或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似乎让无数的抱持唯理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现代人类惊出一身冷汗。在这个意义上《疯癫与文明》是成功的，后世无数的文学作品、现代主义的电影不知道在这本书里发掘出了多少灵感与反思。一本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书。

以上为《疯癫与文明》的书评【书评30】

城之南，有愚泉，饮之则愚。
皮子玉暗念：若引愚泉入城，举城皆愚，治城者舍我其谁！
乃潜引愚泉入城河，己则凿井而饮。
不数日，城人皆愚。
初，愚人各以田产屋舍赠人而人皆拒，唯子玉来者不拒。城之土地房屋尽归皮氏。后又各持珠宝抛弃，子玉皆拾取之，俨然首富。
城人怪之；田产、珠宝，粪土也。吾等弃之，子玉宝之，是愚人也。乃聚而谋曰：“城有愚人，城之耻也。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宜共弃之。”
于是，各携棍棒，围皮宅。
子玉方燃灯数珠宝，门外鼎沸。出视之，城人已入，绑缚簇拥而行。至城河，乃历数子玉之愚，欲沉之河。
子玉叹曰：“吾欲愚众人，而众人愚我。愚之哉，愚之哉！非我其谁愚也！”
遂自投于城河。

开始阅读《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首先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描写维特根斯坦的角度，不是以时间为尺度，而是以空间为准绳。所以这本书不是传记，而是一本有关文化学术产生的环境的理论书。作者阿兰.雅尼克的整个大学时代的教育都在美国（圣安塞姆学院、维拉诺瓦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但是他的研究一直是维特根斯坦，博士论文是逻辑哲学论再探，而后一直在奥地利做研究。而图尔敏则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维氏晚年在剑桥的回忆录就是他整理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生长于非凡的社会环境中的非凡哲人。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晚期的维也纳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彼时的维也纳在建筑与艺术、新闻业与法理学、哲学与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成就辉煌。所以不客气的说不把哈布斯堡最后20年历史，维也纳的历史搞清楚，是无法明白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如何形成，也无法理解《逻辑哲学论》（20世纪最难懂的哲学书之一）。
两位作者的野心也是颇大的，通过建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人之间。德语思想与他所处时代艺术之间的关联来还原这位被称为“天才之为责任”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在同时代维也纳知识分子——如弗洛伊德、维克托·阿德勒、阿诺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奥斯卡·科柯施卡——的砥砺下，冲破沉闷幽暗的旧统治的牢笼，铸就自己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的过程注定是激动人心的，总之这本书描绘的不单单是维特根斯坦，还有他背后的一整个学术黄金时代。

2017年3月20日，罗伯特·B·希尔维尔斯在曼哈顿家中逝世，享年87岁。
从1963年《纽约书评》创办之初起，罗伯特·希尔维尔斯在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担任其编辑。他始终坚持“独立思想与现实关怀”，这使得《纽约书评》保持了浓郁的“智性”风格：网罗最杰出的头脑探索观念的世界，让思想影响当下的重大问题。
这五十年多间，《纽约书评》刊发过哈维尔的《知识分子与权力》、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萨义德与伯纳德·刘易斯关于东方主义的争论、埃德蒙·威尔逊与纳博科夫关于俄语翻译的争论等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内容。
才知道这消息，还是书友发短信告诉我的，作为看书写书评成瘾的我，觉得有必要纪念一下西尔维斯。

今天看吴岳添写巴黎记者的文章，知道了很多奇特的“作家”。看惯经典文学的人对于这些作家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接触他们的作品。我随性在各大网站，查找有没有中译本，结果非常的遗憾，一本没有发现，我觉得中国翻译家的空间可以说无限的大，并没有到无书可译的地方。兹略略举数例，以飨吧友。
首先是法国新闻界调查内幕的先驱—雅克德罗吉。德罗吉曾经写调查文章揭露总统蓬皮杜包庇二战时期有名的“法奸”图维埃，最终使图维埃受到应有的制裁。第二件事就是帮助被诬陷的建筑师普庸潜逃，并且经过七个月的努力，写出调查报告扭转法国舆论界，促使蓬皮杜给普庸恢复名誉，之后密特朗甚至仿效德雷福斯案件给普庸颁发荣誉勋章。其实此一案件的最大意义是废除法国的死刑制度，因为德罗吉当时写了一本书详细报道了死刑细节，以至于给法国民众不小的刺激。
第二个人叫吉尔.加特内，这位也是记者兼作家，曾编写过一部《法国贪污受贿辞典》（1992年出版），对各种贪污受贿做了极细致的分类，并且他自身就参与调查（当然是暗中），比如法国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财政部长办公室贪污案等等，在法国非常出名。而且他的书一般都是在事件结束一两年之后写成的，作者的解释是等人们的情绪平静下来重新调查，会有更多的证人提供情况，资料更详实。
第三位是皮埃尔.佩安，他曾写过一部《非洲事件》的书，当然是以自己的调查为准绳，期间披露了石油危机内幕、中非总统博卡萨送给德斯坦金刚钻、卡扎菲谋杀案等等。据说此人查案很细，追根究底往往迁出一些其他的案件，而且从来不取伪证。
吴岳添提到的这些书我不清楚如何定位，既不是探案小说也不是纯文学。勉强可以算报告文学，既对某个重大事件的回顾或调查。而且这些“记者作家”写出的书好像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也不哗众取宠，更没有善恶评论，把评论的选择完全交给读者，然后推动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促使新闻界说话，弥补知识界的沉默。

维也纳之下的维特根斯坦—一座城市对天才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我多年前翻过，并且对两本书的哲学问题提出的方法感到隐隐的对立。之后又把蒙克写的那本传奇的传记—天才之为责任看了一遍，脑中的线索才慢慢收拢，直到这本《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的出现才把自己当初的问题解答。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化的中心可以选择两个城市作为代表：一个是巴黎，海明威多年后回忆起在巴黎的青葱岁月，以“流动的盛宴”赞誉之，这里的流动主要指的是，巴黎是一个移民城市，吸引世界上无数的艺术家前往；而另一个文化中心维也纳则不同，维也纳的本土文化滋养了无数的艺术家，茨威格将其称为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因为在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文化生活。维也纳不仅是一座大城市，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彼时维也纳天才辈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发端、路斯的‘现代’建筑崛起、表现主义科柯施卡正在维也纳艺术学校苦苦钻研新技法、法律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奥芬巴赫的轻歌剧、更不用说哈布斯堡最后20年间催生出的一批知识分子阿德勒、克劳斯、弗洛伊德、马赫、雨果.霍夫曼斯塔尔。维特根斯坦和这些人没有不同—冲破沉闷幽暗的统治牢笼、铸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
这本书并不好读，有非常多的哲学术语，并且译者把很多由德语翻译过来的词语纠正，简单闯入这本书的世界不会收获什么。我挑出三个人与维特根斯坦对比来简单说说。
“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被曲解了好长时间。从《逻辑哲学论》写完的那一刻算起，至少被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英美分析哲学家（牛津语言分析学派以及晚期的罗素包括GE摩尔在内）都误解了。实证主义者说语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事实问题与伦理问题，所以不能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一直把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捆绑在一起的人说“《逻辑哲学论》，或者说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批判的方法，完全是命题逻辑的”。这些人多少都误解维特根斯坦的目的—哲学无法建立起一整套学说。我承认维氏的《逻辑哲学论》中的方法源自罗素的启发，但是维特根斯坦将这个比喻成梯子。使用梯子的目的是越过命题，而当你发现它们的无意义之后，就必须超越这些命题，才能正确地看待世界。我把《逻辑哲学论》简单总结成—按照命题意义的图像论，在世界中只存在与事实相对应的命题，而伦理学表达的东西不属于事实世界，因此语言对伦理学无能为力。所以伦理学命题（注意不是伦理学）无意义。维特根斯坦把客观性给了事实世界、把主体性还给价值世界。简单说他一生都在探讨语言的界限问题，并且深化了康德的认识论。而这些与维特根斯坦早年的维也纳经历是有关系的，卡尔.克劳斯、阿道夫.路斯、与勋伯格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人。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该如何正确使用语言，避免表意不清、含混模糊等问题，如何利用各种语言技巧达到非凡的艺术结果，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创新，都是优秀文学家所必须面对的。同样，建筑艺术有建筑艺术的语言，音乐领域其实亦然。语言是传情达意、思考交流的工具，但语言并非完全自足，它本身即充满了很多限制条件。维特根斯坦正是对这些人的思考，才转入语言批判。两位作者不惜篇幅去讨论貌似不涉及维特根斯坦的历史，但是最后读者会从这些脉络中找到相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逻辑哲学论》在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文化气氛中孕育而生，而不是在剑桥。之后几十年英美分析哲学对维特根斯坦的不理解也是有文化上的隔阂作祟。哲学讨论的背后无疑有文化作用。这本书之所以难读以及新颖（我的有限目力所及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本）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