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诏嘛，也许有也许没有，就算康熙生前真的写过手诏，临终前也是可以改变心意的，太子都可以明着两立两废，秘密立储的手诏更是可以随时更改，没有什么东西是铁打不变的。若康熙生前没写手诏，那么临终时体力不支可能想写也写不动了，只能传口谕。假设康熙生前写过手诏传位给某皇子，但临终末命却是另一位皇子，那么之前写的手诏自然也就作废了。现代法律也是一样，后遗嘱胜过先遗嘱，假设我立了一份书面遗嘱要把遗产留给甲，但我临终时改变了心意想把遗产留给乙，又立了口头遗嘱给乙，那么之前的书面遗嘱自然也就作废了，口头遗嘱有两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明人就可以成立，或者有录音也可以，可惜古代没有录音，雍正只有隆科多一个口头遗嘱的见证人，所以隆科多传的口头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关键还是要看隆是否具备抢占先机控制畅春园的能力，隆科多只是负责畅春园的外围警卫，负责康熙贴身警卫的领侍卫内大臣一共六位，其中有四人是倾向八爷党的，康熙的总管太监魏珠也是倾向八爷党的，胤禛本人被康熙派去祭天，非奉召不能擅自离岗，身边还有八爷党吴尔占跟随，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不占优势，要想抢占先机是不容易的。

胤禛人在祭天，但每天派侍卫数次给康熙请安，所以康熙这边如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有条件知晓的，假设康熙突然猝死，他派去给康熙请安的人及时得到了消息去通知他马上回来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康熙身边的太监和侍卫们更有条件去及时通知其他皇子啊。

康熙有可能突然猝死，有可能突然陷入昏迷，也有可能突然发病但神志还是清醒的，还能够传口谕，医学上有回光返照的说法，就是说很多人在弥留之际会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但回光返照的具体时间每个人是不相同的，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如果康熙有回光返照的清醒时间，那么他就有条件派人把正在祭天的胤禛召回，也可以召大臣，隆科多就住在畅春园附近（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可以证明隆的别墅就在畅春园附近），所以他有条件最先赶到可以聆听末命，其他的大臣如果住的远还没来得及赶到康熙就去世了或是陷入昏迷了，也就没有机会听口谕了，所以就只有隆一个人成了顾命大臣，当然畅春园还有值班的侍卫头子，他们也够资格做顾命大臣，但康熙也许因为他们是八爷党的原因有顾虑，所以要召中立派的大臣（例如马齐之类的）。
当然这些是在没有足够证据之下的一种假设推断，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如果康熙就是没写手诏，拿不出来手诏也不是雍正的错。

其一，《清圣祖实录》载，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帝前往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开始行围，九月初二日返回热河行宫。半个月后，踏上归途，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1722年11月29日），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1722年12月14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7，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丁卯；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丙辰；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甲申、戊戌、庚戌，十月癸酉；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子、甲午。）
其二，《永宪录》载：“己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畅春苑。”萧奭：《永宪录》卷1，第48—49页。
其三，《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按，此处“上幸南苑”日期有误，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
所以康熙去世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十三日戌刻，只是临终前有大把时间完全是八人面谕中的说法，也就是雍正七年之后才有的说法。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康熙六十一年壬寅。至本年外藩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旗，天下太平，惟准噶尔一事未完。时领侍卫内大臣六人：公鄂伦岱差，贝勒满都护署，侯巴浑德病，公马尔赛，公阿尔松阿，宗室公吴尔占，公振恒。大学士五人：马齐，嵩祝，萧永藻，王掞，王顼龄。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
在记载康熙去世之前，弘旺特别强调六位领侍卫内大臣中鄂伦岱出差了，贝勒满都护正在值班，巴浑德生病了，另外吴尔占负责祭天，可以断定的是：出差的鄂伦岱、生病的巴浑德、祭天的吴尔占可以排除当晚在畅春园值班，贝勒满都护正在值班。
《永宪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午刻，“传大行皇帝遗诏，命领侍卫内大臣总理銮仪卫事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捕三营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辅政。”
因此推断康熙去世当晚在畅春园值班的领侍卫内大臣包括马尔赛， 应该是满都护和马尔赛两个人值班。

朝鲜著名文史学家朴趾源于1780年随使团来中国庆贺朝隆皇帝70大寿，回国后他根据此行的见闻写了一本《热河日记》，在此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十四王胤禵，本名胤祯，屡建大功，众望所属。及康熙大渐，汉阁老王掞同承顾命，误认禛字为祯字，第四为十四。掞被罪，而允祯为逆魁，改祯为禵。
这一段可以作为汉文遗诏为何比满文遗诏晚三天公布的参考。

《皇清通志纲要》、《永宪录》、《热河日记》均成文于乾隆年间，也就是绝大多数直接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故一些信息披露不再像雍正在位时那么敏感，或曲笔或隐讳或直言，足以促使人们深入思考。

1、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对全体朝臣宣布秘密建储决定时说：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2、雍正五年十月初五日吏部尚书隆科多案件判决书谕，疏入，上召议政王大臣内阁九卿等，谕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
3、《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五 列传八十二：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
这三种说法与雍正七年《大义觉迷录》的八人面谕并无矛盾之处，如果八人面谕是雍正七年因为曾静案凭空出现的，那么其可信性较低，但雍正五年隆科多案就已经有“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的说法，那么其可信性就要相对高一些。八人面谕存在疑点，可以对八人面谕持质疑态度、保留态度，但也不能因为有疑点就认定八人面谕一定是假的。

康熙帝多次告诫隆科多，曾批示：尔须唯图公正，此职得好名难，得坏名容易。即兄弟子侄家人之言断不可听信。……前费扬古、凯音布、托和齐等皆因此而堕落矣。著不时防备之！勉之！
康熙帝教隆科多怎么做人，怎么做好本职，明察秋毫 。 明显胤禛继位后隆科多并没有把持朝政，掌控全局。

汉官陈元龙在《爱日堂诗卷》中有关于康熙去世前后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日大臣们照常请安，虽然不会见到康熙本人，但是畅春园里一切照常没有异常情况，看不到被隆科多控制的迹象。有人说大臣们没有听到关于传位的消息，这是高度机密的事，康熙即将去世的消息必须保密，以免引起朝局动荡，横生意外，一般大臣怎么可能知道？！陈元龙说新天子登基后群心方慰，虽然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表明大臣们并没有太多意外。

康熙喜欢算命找人算命的原件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里有内务府议奏请将梁等人议罪的折子，记载梁九功是康熙五十一年获罪，籍没家产，家人入官。所以康熙的贴身太监梁九宫被雍正灭口的事情纯属谣言。

赵昌是康熙帝的哈哈珠子、小跟班，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康熙帝信任他，他做过养心殿造办处监造，还负责康熙和传教士的联络，管理火器等事物。《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有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雍正元年正月初六，获罪原因不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4，冯秉正神父的书信（1751年10月10日)里提到，赵昌雍正九年在狱中由一个奉教的看监武官给他代洗，取圣名若瑟，那年他七十五岁，不久死于狱中。所以赵昌被雍正灭口也是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