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中品读勋臣栗毓美
姚 瑶
作为浑源人，小时候对清代名臣栗毓美的印象就是：端午吃过米粽，全城人倾城出动，穿了入夏的新装去栗家坟转一遭。那时的“栗氏佳城”破败不堪，汉白玉的延泽桥严重受损。听老辈儿人说墓丘里面埋着栗公的银身，并没有栗公的尸骨，传说是黄河发大水，栗毓美以身镇河妖了。我只知永怀堂前两旁相对排列的文武石像，羊马石雕依然伫立，静静地守在那里，依着满园的青青牧草，反倒成了拍照的道具。我直到很大才思忖，雁门以北向来春晚，虽是五月，这种习俗算是踏青祭扫吧？如今的墓园早已修缮一新，园前空地也聚成操场，而我对于这位先贤“河神”的认知也有了全新的概念。
赵尔巽《清史稿》记载：“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中，以拔贡考授佑县……历粮盐道、开归陈许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毓美自为令时，於黄、沁堤工，马营坝工皆亲其事，勤求河务……。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浑源人对栗总督还有一个尊称——栗大人。关于栗大人开启了治理黄河新思路，以砖代石，以砖代埽，从而达到化险为平，缓减溜势，护治堤根的丰功伟绩在有记载的《清史稿》、县志等各种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单就道光帝“久邀特达之知水利，夙谙聿重修防之任，娴泄滞通渠之法，四渎安流；策导源陂泽之功。九州底绩。风清竹箭，消雪浪于荡平。地固苞桑，速云舻之转运”的高度评价就可见一斑。栗毓美作为中国历史十大治河功臣之一，一直被供在嘉应观中，种种迹象表明，栗大人被冠以著名水利专家的头衔早成事实。但我想说的是：栗大人留给后人的考量，其实更应该是一个勋臣。
在翻阅栗大人治理黄河卷宗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大运河。大运河由春秋始凿，经隋唐发展，历元明的辉煌，一直到清的退废，全线以洛阳为中心，南接余杭，北通涿郡，经多方开凿，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一条贯通京杭的国家唯一运输大动脉。但是，大运河作为古代水上运输的重要干线，虽然通航上千年，却常因水源不足以及黄河的侵夺而淤断，使维持河道畅通的步履日趋艰难。一直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朝政混乱，官吏腐败，河工日渐懈怠，黄河多次决口，清廷竞未能及时修补，反而采取了“借黄济运”的措施来维持漕运，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河道淤堵越发严重，河患几乎到了“无岁不决”的程度，大运河已是千疮百孔。
运河既然不能摆脱黄河的威胁，理应大力治理黄河，但由于漕运制度的存在，“漕不可一岁不通”，于是就出现了“以治河之功，而收治漕之力”的怪圈。正如康熙初年著名的河道总督靳辅所言：“河道之变迁，总内议治河者多尽力于船艘所经行之处，其它决口，则无关运道而缓视之”，这种目光短浅为治漕而治黄的结果就是：治标不治本，致使黄河统一治理的规划严重削弱。同时恶性循环、日积月累导致的恶果就是，包括栗大人在内的清代诸多治河名家都是疲于奔命，决无回天之力，所谓治河只是重在防而不能治。
姚 瑶
作为浑源人，小时候对清代名臣栗毓美的印象就是：端午吃过米粽，全城人倾城出动，穿了入夏的新装去栗家坟转一遭。那时的“栗氏佳城”破败不堪，汉白玉的延泽桥严重受损。听老辈儿人说墓丘里面埋着栗公的银身，并没有栗公的尸骨，传说是黄河发大水，栗毓美以身镇河妖了。我只知永怀堂前两旁相对排列的文武石像，羊马石雕依然伫立，静静地守在那里，依着满园的青青牧草，反倒成了拍照的道具。我直到很大才思忖，雁门以北向来春晚，虽是五月，这种习俗算是踏青祭扫吧？如今的墓园早已修缮一新，园前空地也聚成操场，而我对于这位先贤“河神”的认知也有了全新的概念。
赵尔巽《清史稿》记载：“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中，以拔贡考授佑县……历粮盐道、开归陈许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毓美自为令时，於黄、沁堤工，马营坝工皆亲其事，勤求河务……。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浑源人对栗总督还有一个尊称——栗大人。关于栗大人开启了治理黄河新思路，以砖代石，以砖代埽，从而达到化险为平，缓减溜势，护治堤根的丰功伟绩在有记载的《清史稿》、县志等各种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单就道光帝“久邀特达之知水利，夙谙聿重修防之任，娴泄滞通渠之法，四渎安流；策导源陂泽之功。九州底绩。风清竹箭，消雪浪于荡平。地固苞桑，速云舻之转运”的高度评价就可见一斑。栗毓美作为中国历史十大治河功臣之一，一直被供在嘉应观中，种种迹象表明，栗大人被冠以著名水利专家的头衔早成事实。但我想说的是：栗大人留给后人的考量，其实更应该是一个勋臣。
在翻阅栗大人治理黄河卷宗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大运河。大运河由春秋始凿，经隋唐发展，历元明的辉煌，一直到清的退废，全线以洛阳为中心，南接余杭，北通涿郡，经多方开凿，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一条贯通京杭的国家唯一运输大动脉。但是，大运河作为古代水上运输的重要干线，虽然通航上千年，却常因水源不足以及黄河的侵夺而淤断，使维持河道畅通的步履日趋艰难。一直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朝政混乱，官吏腐败，河工日渐懈怠，黄河多次决口，清廷竞未能及时修补，反而采取了“借黄济运”的措施来维持漕运，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河道淤堵越发严重，河患几乎到了“无岁不决”的程度，大运河已是千疮百孔。
运河既然不能摆脱黄河的威胁，理应大力治理黄河，但由于漕运制度的存在，“漕不可一岁不通”，于是就出现了“以治河之功，而收治漕之力”的怪圈。正如康熙初年著名的河道总督靳辅所言：“河道之变迁，总内议治河者多尽力于船艘所经行之处，其它决口，则无关运道而缓视之”，这种目光短浅为治漕而治黄的结果就是：治标不治本，致使黄河统一治理的规划严重削弱。同时恶性循环、日积月累导致的恶果就是，包括栗大人在内的清代诸多治河名家都是疲于奔命，决无回天之力，所谓治河只是重在防而不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