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困难现在集中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对人偷食禁果的做何理解。实质上，在传统基督教对这一理解上也存在矛盾。既然上帝创生了人，作为全能全知的上帝为何又不阻止人偷食禁果？而上帝之子又为何要重返尘世，以自身的苦难背负此世罪恶？难道上帝不爱人？上帝不爱人又为何让他的独子牺牲在此世而拯救人？这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到创世寓言这一焦点之上，对上帝的责难这一焦点上。所以，伊万不愿意接受这个和谐世界的入场券而要以“卡拉马佐夫式的下流力量”对这个世界进行抗议。伊万和阿辽沙在酒楼上的谈话成了冲击原有基督教价值体系最有力的辩证法。前一部分是以事实的力量反驳神正论，而后一部分则是对上帝的修正。这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但同样，如若宗教大法官的思想获得了胜利，那么人类的命运也将无比惨痛！基督临走前那一吻表示同意了这一构想吗？所幸，这个一直用温顺的眼睛盯着宗教大法官的基督并没有发言，他的吻只能代表爱所有不幸的人类，而不是同意！
　　　　我们再一次追问，自由到底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人生而自由”——我们只能如此高呼、赞颂自由，却无从知晓是谁赋予了我们自由，谁又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而这话的后半句恰恰是“而处处不受掣制”！这个先验的命题又只能交付给宗教，难道真的是先祖接受了射的诱惑，偷食了禁果吗？如此说来，宗教大法官不是无比正确吗？那么，我们必然要走向另一条道路来对这个命题进行反驳，自由并非来自先验，而是来自经验的创造！如何创造自由？在偏向这一个极端之后，走上的必将是基里洛夫的道路，在与物质世界的搏斗中将人自身神话！这条道路既然已经被堵死，岂不是又将走上前路？
　　　　马克思·舍勒界定了人学的四个类型：（1）犹太—基督教类型，即人是上帝的造物和堕落；（2）古希腊类型：人是理性的载体；（3）自然科学类型：人是动物世界进化的结果；（4）颓废类型：意识、理性和精神的产生是生物的衰弱，是生命的弱化。（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第二种类型，显然是古希腊理想化和过于高估了的人，理性的光芒照耀之下，人不可能和理性居于同等的地位。人若是理性、是价值的规范，那么这个世界将无光明可言，凡理性照耀的背后也就是黑暗，全部的理性就全部的黑暗。
　　　　第三种类型，是经过科学同意的，也是最难反驳的。我们只能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试想，人本身比动物的优越性何在？人如何确定自身是“人”而不是动物，在这一点上，反达尔文主义者并非毫无道理。社会学说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这一观点。
　　　　第四种类型，这是对“人”本身的污蔑，是极端消极的人学观。
　　　　马克思·舍勒的分类并不全面。除此四种之外，更有第五种，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学说，人是社会化的产物，是工具的制造者，社会的存在物和载体。从这一人学观点出发，到达的终点也就是另一个类型宗教大法官的“神权政治”。
　　　　如何真正确定人，人来自何处？只能将人居于上帝和自然界、文化和社会、精神和物质、黑暗和光明、完整和分裂之间，才能真正得确立人，解决人来自何处这一问题。而传统的基督教人学理解对此确无能为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证法面前一败涂地。那么，能否摆脱传统的、狭隘的对基督教学说的理解？能否使上帝不再是全能全知的上帝，而是有痛、有爱，关心人、爱人的上帝？人确乎是上帝所创，而自由呢？前文中已经否定了自由来自于上帝和来自于自身、社会、物质世界这两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