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敢说我当时很清醒，我当时觉得就是隔壁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被杀的那个可怜的家伙。我让列车员看看两个房间之间的连通门，肯定没闩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当时就让他闩上了。他走了之后，我下床找了个箱子顶上门，以确保安全。”
“那时几点了，哈巴特太太？”
“唔，我可说不出来。我心里乱得要命，根本没看表。”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啊，我得说，这再明白不过了。在我房间里的那个人就是凶手。除了他还会有别人吗？”
“那你认为他又回到隔壁房间去了？”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紧闭着眼呢。”
“可能他从门口溜到过道上去了。”
“哦，我可不知道。你知道的，我紧闭着眼呢。”
哈巴特太太忽然发作似的叹了口气。
“上帝啊，吓死我了！要是我女儿知道——”
“太太，你认为你听到的不是有人在隔壁房间走动的声音吗——在被害人的房间里？”
“不，不会，先生——您叫什么来着？——波洛。那个男人就和我在一个房间里。关键是，我有证据。”
她得意地拿出一个大手袋，在里面摸索着。
她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两块干净的大手帕，一副牛角框眼镜，一瓶阿司匹林，一包芒硝，装在一个塑料盒里的鲜绿色的薄荷糖，一串钥匙，一把剪刀，一本美国运通支票，一张相貌极其普通的小孩照片，几封信，五串仿造的东方念珠，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件——一个纽扣。
“你看到这个纽扣没？这可不是我的，也不是从我的衣服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的。”
她把纽扣放在桌子上之后，布克先生凑过去检查了一下。“可这是列车员制服上的！”
“对此，可以有个合理而自然的解释。”波洛说。
他礼貌地转向这位太太。
“这个纽扣，太太，可能是从列车员的制服上掉下来的，也许是他帮你在房间中找人时掉的，也可能是昨晚为你铺床时掉的。”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除了跟我唱反调之外什么事也不做。听我说，昨晚我睡觉前正在看一本杂志，关灯之前我把杂志放在一个小箱子上，箱子就在靠窗的地板上。你们明白了吗？”
他们都表示明白。
“那很好。列车员在靠门的地方看了看我的床底下，然后闩上了我和隔壁房间的那扇连通门，但他根本没靠近那扇窗。可今天早上，这个纽扣就出现在杂志的上面。我想知道，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太太，我们叫证据。”
这个答案似乎安抚了这位太太。
“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她说。
“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既让人感兴趣，又有价值。”

波洛安慰她说，“现在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啊，没问题。”
“既然你这么害怕这个雷切特，为什么不把两个房间之间的联通门闩上呢？”
“我闩上了。”哈巴特太太迅速答道。
“哦，你闩上了？”
“呃，其实是我问那个瑞典女人——一个挺好的人——门是不是闩上了，她说是的。”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
“因为我已经上床了，而且我的手袋挂在门把手上。”
“你问她看门闩没闩的时候是几点？”
“让我想想。肯定是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差一刻，她过来看我有没有阿司匹林。我告诉她在哪儿，于是她从我的手袋里拿走了。”
“你是躺在床上的吗？”
“是的。”
说到这儿，她忽然大笑起来。“可怜的人——她心烦意乱的，你瞧，她居然不小心打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雷切特先生的？”
“是的。你知道，在火车上每扇门都是关着的，她错开了他的门，这事儿让她很懊恼。他大笑了几声，我猜他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可怜的人，她苦恼极了。‘哦，我犯了个错，’她说，‘这真是让人羞愧。不是好人，’她说，‘他说我太老了。’”
康斯坦汀医生吃吃地笑了起来。哈巴特太太当即瞪了他一眼。
“他不是个好人，”她说，“对一位太太说这样的话。这种事是不应该笑的。”
康斯坦汀医生赶忙道歉。
“后来你听见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吗？”波洛问。
“呃，不太确定。”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太太？”
“呃，”她顿了顿，“他打呼噜。”
“啊，他打呼噜，是吧？”
“太响了，前一晚我就没睡着。”
“你被那个在你房间里的男人吓到之后就没听见他打呼噜？”
“啊，波洛先生，我怎么能听见？他死了啊。”
“啊，是的，没错。”波洛说，一脸困惑。
“你记得阿姆斯特朗绑架案吗，哈巴特太太？”他问道。
“是的，当然记得。那个坏蛋居然逃掉了！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他并没有逃脱，他死了，昨天晚上死了。”
“你该不是说——”哈巴特太太激动地快从座位上跳起来了。
“是的，雷切特就是那个人。”
“哎呀，想一想，太好了！我必须写信告诉我女儿。昨晚我不是告诉过你，那人长着一张邪恶的脸吗？你看，我说对了吧。我女儿总是说：‘只要我妈妈有了预感，你就可以押上所有的钱，准赢。’”
“你认识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吗，哈巴特太太？”
“不。他们都是上流人士，不过我听说阿姆斯特朗太太是个可爱的美女，她丈夫也很疼爱她。”
“好啦，哈巴特太太，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确实很大。可否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全名？”

卡塞蒂就是个意大利名字。后来，雷切特做了什么事，出卖了他。意大利人跟踪了他，先是给他写恐吓信，最后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就这么简单。”
波洛怀疑地摇摇头。
“恐怕没那么简单。”他咕哝道。
“我相信这就是事实。”布克先生说，越发相信自己的推论。
“那么那个牙疼的男仆发誓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怎么解释呢？”
“很难解释。”
波洛眨眨眼睛。
“确实很烦人。雷切特的男仆居然牙疼了，这对你的推论很不利，可是对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来说，很是幸运啊。”
“会解释得通的。”布克先生十分自信。
波洛摇摇头。
“不，没那么简单。”他又咕哝道。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赫尔克里波洛，没错，我想起来了，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走了，身板很直，但动作有些僵硬。
“真是一位贵妇人啊，”布克先生说，“你觉得她怎么样，朋友？”
但赫尔克里波洛只是摇了摇头。
“我在想，”他说，“她说‘命运的安排’是什么意思。”

第七章 伯爵夫妇的证词
下一个要问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然而来到餐车的只有伯爵一个人。
面对面地看过去，毫无疑问，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那么高，肩膀宽阔，腰身细窄，穿着裁剪得体的英国花呢西服，如果不考虑他胡须的长度和颧骨的线条，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
“怎么，先生们，”他说，“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想您能理解，先生，”波洛说，“因为发生了这起案子，我有责任向所有的旅客问一些问题。”
“很好，很好，”伯爵快速说道，“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是恐怕我和我妻子帮不上什么忙。我们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
“您知道死者是谁吗，先生？”
“我知道他是个高个子的美国人，长着一张让人很不舒服的脸，吃饭的时候坐在那张桌子上。”说着他点头示意雷切特和麦奎因坐的那张桌子。
“是的，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我是说，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不知道。”伯爵好像被波洛问得完全摸不着头脑。
“要是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护照上肯定有吧？”
“他护照上的名字是雷切特，”波洛说，“但是，先生，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叫卡塞蒂，那起美国有名的绑架案的主谋。”
说这话的时候他密切地注视着伯爵，可后者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
“啊！”他说，“那么这件事肯定真相大白了，美国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国家。”
“您大概去过美国吧，伯爵先生？”
“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年。”
“也许您认识阿姆斯特朗一家？”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很难记起来了——遇到不少同姓的呢。”他微微一笑，耸耸肩，“但是说到现在这个案子，先生，”他说，“我还能帮你做些什么？”
“您是什么时候上床休息的，伯爵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偷偷看了一眼平面图，安德雷尼伯爵夫妇在相连的十二号和十三号房。
“我们在餐车的时候，一间房已经铺好了，回去之后我们在另外一间房里坐了一会儿——”
“哪一间？”
“十三号。我们玩了皮克牌。大约十一点钟，我妻子去休息了。列车员给我铺好床，我也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您有没有注意到火车停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才注意到。”
“您夫人呢？”
伯爵笑了。“坐火车旅行时，我妻子都会服用安眠药。她和平时一样服了台俄那。”
他顿了顿。“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们了。”
波洛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谢谢您，伯爵先生。这只是例行公事，您可否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
伯爵缓慢而仔细地写着。

“还好是我写给你们，”他愉快地说，“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很难拼写出我庄园的名字。”
他把纸还给波洛，站起身来。
“我妻子完全没有必要来这儿了，”他说，“她知道的还不如我多。”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亮。
“自然，自然，”他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跟伯爵夫人稍微谈一两句。”
“绝对没有这个必要。”伯爵的声音里透出一股威严。
波洛和善地向他眨眨眼。
“只是例行公事，”他说，“可是您知道，这对我的报告很有必要。”
“请便吧。”
伯爵不情愿地让步了，简单地行了个外国礼，就离开了餐车。
波洛伸手拿过一份护照，上面记着伯爵的姓名和头衔。他往下翻看着。“陪同人员：妻子；教名：埃伦娜玛丽亚；娘家姓：戈尔登贝格；年龄：二十。”上面还有一滴粗心的办事员不知何时掉上的油渍。
“外交护照，”布克先生说，“我们得小心，我的朋友，别惹事。这种人跟谋杀可不会有什么关系。”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很老练的。只是例行公事。”
看到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走进餐车，他压低了嗓门。她看起来十分娇羞，楚楚动人。
“你们想见我，先生们？”
“只是例行公事，伯爵夫人。”波洛殷勤地站起来，恭敬地把她迎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只是问您昨晚是否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也许对弄清这个案子有帮助。”
“什么也没有，先生，我睡着了。”
“比如，您没听见您隔壁房间的骚动声吗？住在那边的美国太太非常慌乱，还按了电铃叫列车员。”
“我什么都没听见，先生。你知道的，我吃了安眠药。”
“啊！我明白。好吧，我们就不挽留您了。”然而，等她迅速站起身后，波洛又说，“请稍等。这些资料——您娘家的姓氏、您的年龄等——没错吧？”
“非常正确，先生。”
“也许您可以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个字？”
她匆忙地签了，写得一手秀丽的斜体字：埃伦娜玛丽亚。
“您陪您丈夫去过美国吗，夫人？”
“没有，先生，”她笑了笑，有点脸红，“那时我们还没结婚，我们结婚才一年。”
“啊，好的，谢谢您，夫人。顺便问一句，您丈夫抽烟吗？”
她正要走，听见此话，停住脚步，看着波洛。
“是的。”
“抽烟斗吗？”
“不，他抽香烟和雪茄。”
“啊！谢谢您。”
她站住脚，好奇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可爱，乌黑的杏仁眼，长长的黑睫毛衬托着精致白皙的脸庞。她的嘴唇涂成了外国流行的鲜红色，微微张着。整个人看上去很美，极富异国情调。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

“夫人，”波洛轻快地挥了挥手，“侦探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也许您能告诉我您睡衣的颜色？”
她盯着他，然后笑了。“是玉米色的雪纺绸。那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夫人。”
她好奇地问道：“这么说，你真的是个侦探吗？”
“静候差遣，夫人。”
“我以为过了南斯拉夫，火车上就没有侦探了——到了意大利才会来。”
“我不是南斯拉夫侦探，夫人，我是国际侦探。”
“你属于国际联盟吗？”
“我属于全世界，夫人，”波洛戏剧性地说，“我主要是在伦敦工作。您会说英语吗？”他用英语问的最后一句话。
“嗯，会说一点点儿。”她连口音都那么有魅力。波洛又鞠了一躬。
“我们不打扰您了，夫人。您瞧，没那么可怕。”
她笑了笑，歪了歪头，就走了。
“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布克先生欣赏地说，然后叹口气，“唉，没什么进展。”
“可不，”波洛说，“什么都没看见、没听见的两个人。”
“现在我们要找那个意大利人谈谈吗？”
波洛没有马上回答。他正在研究匈牙利人外交护照上的那片油渍。

第八章 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证词
波洛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抬起头来时，正好看见布克先生热切的眼神，便眨了眨眼睛。
“啊！我亲爱的老朋友，”他说，“你瞧，我已经变成他们所谓的势利小人了！我以为我们要先问头等厢的人，再问二等厢的。我想，下一位，我们见见那位英俊的阿巴思诺特上校吧。”
发现这位上校的法语实在有限，波洛便用英语跟他交谈。阿巴思诺特上校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以及确切的军衔都问清楚之后，波洛继续说道：
“你是从印度回家休假——所谓的军休，是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对这帮外国人怎么称呼他的状态并没有兴趣，只是用地道的英语简单地回答道：“是的。”
“但你没坐船回家？”
“没有。”
“为什么？”
“我选择陆路是出于私人原因。”
（“这个，”他的神态似乎是说，“就是给你的答案，你们这帮多管闲事的小猴子。”）
“你直接从印度过来的吗？”
上校冷冷地答道：“我待了一晚，去看迦勒底的乌尔。又在巴格达跟一位空军指挥官住了三天，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在巴格达住了三天。我知道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德贝纳姆小姐也是从巴格达过来的，也许你在那儿见过她？”
“不，不，我在从基尔库克到尼西宾的火车上才第一次见到德贝纳姆小姐。”
波洛向前探了探身，用一种劝导的语气和更加外国化的方式说道：
“先生，我恳求你了。你和德贝纳姆小姐是火车上仅有的两名英国人，我问一下你们对彼此的看法，这很有必要。”
“完全不合逻辑。”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冰冰地说。
“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这起凶杀案很有可能是个女人干的。死者被刺了不少于十二刀。甚至列车长都脱口而出说‘是个女人’。那么，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跟那些所有乘坐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女乘客，进行一次他们所谓的‘简单聊聊’。但是对一个英国女人作判断是困难的。她们非常矜持。所以我请求你，先生，为了正义。德贝纳姆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她吗？”
“德贝纳姆小姐，”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语气中有一丝暖意，“是位淑女。”
“啊！”波洛表现出一副很欣慰的样子，“所以你认为她不可能跟这案子有关系了？”
“这种观点很荒谬，”阿巴思诺特上校说，“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她之前从未见过他。”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的。她说过，他那张脸令人生厌。要是你认为这跟女人有关（我认为这毫无根据，只是猜测），我向你保证德贝纳姆小姐不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系。”
“你在这件事上真热情。”波洛笑着说。

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这一眼似乎让波洛挺狼狈。他低下头摆弄着面前的文件。
“随便说说而已。”他说，“我们还是实际点，说说事实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昨天晚上一点一刻。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常规询问车上的每个人当时他或者她在干什么。”
“应该如此。一点一刻，我想我正在跟那个年轻的美国人，也就是死者的秘书聊天。”
“啊！是你在他的房间里，还是他在你的房间里？”
“我在他的房间里。”
“那个年轻人是姓麦奎因吗？”
“是的。”
“他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只是认识而已？”
“都不是，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昨天我们碰巧聊起了天，大家都很有兴致。通常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没什么用处——”
波洛笑了，想起了麦奎因对英国人的评价。
“但是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关于印度的情况，他有一些傻乎乎的愚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这么糟糕——他们感情用事，还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他对我说的话挺感兴趣，对那个国家，我有将近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我对他跟我说的美国的禁酒令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大致谈了谈世界政治。看到手表时我很吃惊，都已经两点差一刻了。”
“你们是那个时候结束谈话的？”
“是的。”
“然后你干什么了？”
“回我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
“你的床已经铺好了？”
“是的。”
“你在——让我看看——十五号房间，靠着餐车那头倒数第二间？”
“是的。”
“你回自己房间的时候，列车员在哪儿？”
“坐在尽头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实际上，我一回房间，麦奎因就叫他过去了。”
“为什么叫他？”
“我猜是铺床吧。他那里还没铺床。”
“现在，阿巴思诺特上校，我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你跟麦奎因先生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人从门外的走廊上经过？”
“我觉得有好多人，我没注意。”
“啊！但是我指的是——这么说吧，你们聊天的最后一个半小时。你在温科夫齐下车了，是吗？”
“是的，可是大约就一分钟。外面有暴风雪，冷死了，还是回到车上呼吸闷热污浊的空气吧，虽然我通常都认为这种列车的供暖让人无法忍受。”
布克先生叹了口气。
“很难让每个旅客都满意。”他说，“英国人喜欢开窗，其他人就喜欢走过来都给关上。两难啊。”
波洛和阿巴思诺特上校都没有注意他的感慨。
“现在，先生，请回忆一下，”波洛鼓励他说，“外面很冷。你回到火车上，又坐了下来，吸烟——也许是香烟，也许是烟斗——”
他顿了顿。

你记得昨晚有什么事，或者现在我们说的，有什么让你觉得可疑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考虑了一会儿。
“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除了”他犹豫了。
“但是请说吧，请你说吧。”
“呃，其实也没什么，”上校慢吞吞地说，“你说任何事都可以说。”
“对，对，请继续。”
“哦，没什么，只是件小事，但是我回房间的时候注意到我隔壁的房间，就是末尾那一间，你知道——”
“我知道，十六号。”
“呃，那扇门没有关严，里面那个人偷偷摸摸地往外窥视，然后迅速关上了门。当然，我知道这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点古怪。我是说，打开门探出头往外看这很正常，但是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波洛不太相信地说道。
“我告诉过你这没什么的，”阿巴思诺特抱歉地说，“可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凌晨了，周围很静，一切都看着阴森森的——就像侦探小说里写的。我说的真是废话。”
他站起来。“好吧，如果你没什么再——”
“谢谢你，阿巴思诺特上校，没别的了。”
军人迟疑了一会儿。起初那种被“外国人”盘问而产生的天然的厌恶感消失了。
“至于德贝纳姆小姐，”他尴尬地说，“我保证她没有问题。她是个普卡萨布。”
他有些脸红地走了出去。
“‘普卡萨布’是什么意思？”康斯坦汀大夫感兴趣地问。
“意思是德贝纳姆小姐的父亲和兄弟跟阿巴思诺特上校受过相似的教育。”波洛说。
“哦，”康斯坦汀大夫失望地说，“这跟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没错。”波洛说。
他陷入了思考之中，轻轻地敲击着桌子，然后，他抬起了头。
“阿巴思诺特上校抽烟斗，”他说，“在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我发现一根烟斗通条，而雷切特先生只抽雪茄。”
“你认为？”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承认抽烟斗的人，而且他知道阿姆斯特朗上校——也许真的认识他，只是不承认。”
“所以你以为可能——”
波洛猛烈地摇了摇头。
“这是——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么一个可敬的、有点傻气的、正直的英国人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刺十二刀！我的朋友，你说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心理学。”布克先生说。
“而且要尊重心理学，这个案子有个特征，不过不是阿巴思诺特上校的特征。咱们还是见见下一位吧。”
这次布克先生没再提意大利人，但心里仍然想着他。

第九章 哈德曼先生的证词
头等车厢中最后一位旅客是哈德曼先生，他是个身材高大、派头十足的美国人，跟意大利人和男仆同桌吃过饭。
他穿着一身俗艳的方格西装，粉红色衬衫，别着华丽俗气的别针，走进餐车的时候嘴巴还大嚼特嚼的，那张多肉、粗犷的大脸上，倒是一副和气的表情。
“早啊，先生们，”他说，“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你听说过这起谋杀了吧，呃——哈德曼先生。”
“当然。”他熟练地在嘴里翻了翻口香糖。
“我们有必要跟火车上的所有旅客都谈一谈。”
“我没有问题，处理这种事也只能这么做了。”
波洛查看了一下面前的护照。
“你是赛勒斯贝特曼哈德曼，美国人，四十一岁，打字机带的流动推销员？”
“没错，就是我。”
“你是从斯坦布尔去巴黎吗？”
“是这样。”
“原因呢？”
“跑业务。”
“你总是坐头等车厢吗，哈德曼先生？”
“是的，先生，公司给我支付车费。”他眨眨眼。
“现在，哈德曼先生，我们谈谈昨晚的事吧。”
美国人点点头。
“关于这件事，你能对我们说点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
“啊，真遗憾。哈德曼先生，也许你能告诉我们昨天晚饭之后你的具体活动？”
起初，这个美国人好像还没做好回答问题的准备，最后他终于说道：“对不起，先生，可你们都是谁？好让我明白明白。”
“这位是布克先生，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这位先生是验尸的医生。”
“你呢？”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受公司委托调查这起案子。”
“我听说过你。”哈德曼先生说，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想还是老实交代的好。”
“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们显然是明智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
“你问我是否确实知道一些事，可我不知道。就像我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我应该知道些什么。这让我很烦恼。我应该知道。”
“请解释一下，哈德曼先生。”
哈德曼叹了口气，吐出口香糖，把手塞进口袋。这时，他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更加真实，而不是舞台上的演员了，那洪亮的鼻音也有所收敛。
“那本护照做了点假，”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我。”
波洛查看了他翻给他的名片，布克先生也凑过去偷看了一眼。
赛勒斯B.哈德曼 先生
麦克尼尔侦探社
纽约
波洛知道这家麦克尼尔侦探社，是纽约最有名、规模最大的私家侦探社之一。
“那么，哈德曼先生，”他说，“让我们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到纽约来追踪两个坏蛋——跟这起案子无关。到了斯坦布尔就跟丢了。

第十一章 德贝纳姆小姐的证词
走进餐厅时，玛丽德贝纳姆小姐更坚定了波洛之前对她的看法。她穿着整洁的黑色小西装，配着灰色的法国衬衫，头上乌黑光滑的鬈发梳得十分平整，行为举止也像她的头发那样沉着冷静。
她在波洛和布克先生对面坐了下来，眼含询问地看着他们。
“你的名字叫玛丽赫麦厄妮德贝纳姆，二十六岁？”波洛先发问。
“是的。”
“英国人？”
“是的。”
“可否麻烦你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永久地址？”
她照做了，字迹清晰易辨。
“现在，小姐，你对昨晚发生的案子有什么要说的吗？”
“恐怕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我上床睡着了。”
“小姐，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你感到难过吗？”
这个问题真是出人意料，她灰色的眼睛微微睁大了。
“我不太懂？”
“我问你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小姐。我再说一遍，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你感到难过吗？”
“我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不，我说不上难过。”
“一桩谋杀案——对你而言是很平常的事吗，嗯？”
“自然，发生这种事是让人不舒服。”玛丽德贝纳姆平静地说。
“你真是个英国人，小姐。很冷静，不容易动感情。”
她微微一笑。“恐怕我不会用歇斯底里来证明自己的感情，毕竟，每天都会有人死去。”
“是有人死去，没错，不过谋杀是很罕见的。”
“哦！那当然。”
“你认识死者吗？”
“昨天在这儿吃午饭时我才第一次看见他。”
“那你对他印象如何？”
“我没注意他。”
“你印象中不觉得他很邪恶吗？”
她微微耸了耸肩。“说真的，我没想过。”
波洛锐利地看着她。
“我觉得你对我的询问方式有点不以为然，”他眨眨眼，说，“你认为应该是一种英国式的调查。每件事都应该事先安排好，实事求是，井然有序。但是小姐，我有一点独创的小见解。我会先见一下证人，总结一下他或者她的性格，再据此提出问题。就在几分钟前，我刚问过一位先生，他打算把自己对每件事的看法全都告诉我。那我就严格要求他围绕中心主题来说。我只要他回答‘是’或‘不是’。就是这样。接着你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你会就事论事，你的回答肯定是简单扼要的。因为，小姐，人类的天性中就有自找麻烦的一面，所以我问你的问题也与众不同。所以我问你的感觉，你的想法。这种方式没有让你不高兴吧？”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我喜不喜欢雷切特先生的脸，好像对是谁杀了他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你知道这个雷切特的真实身份吗，小姐？”

“十点半刚过。”
“她出去了——多久？”
“大概五分钟。”
“晚上的时候她又离开过房间吗？”
“没有。”
波洛转向医生。“雷切特有可能在这之前被杀吗？“
医生摇摇头。
“那么我想，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放心了，小姐。”
“谢谢。”她突然对他笑了笑，这副笑容可是很容易博得同情的，“你知道，她就像只绵羊，忧虑得直啜泣。”
她转过身，走了。

“三、凶案发生的时间稍早，有人伪造了手表时间，原因同上。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可能性一，因为最有可能发生，证据也最多，那么我们也得接受由它产生的某些相关的事实。如果凶案发生在一点一刻，凶手就无法离开火车，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他在哪儿？他是谁？
“首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证词。我们先是听到存在这么一个人——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这是哈德曼说的。他说雷切特告诉他有这么个人，还雇用他来保护自己。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是听哈德曼这么说而已。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哈德曼会不会冒充了纽约侦探社的员工？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没有任何警方能提供的信息，无法调查这些人身份的真实性，只能依靠逻辑推理。对我来说，这个案子更加有意思了。没有常规程序，全凭智力。我问自己：我们能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吗？我作了个决定，回答‘能’。依我看，我们可以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
“是靠直觉吗？就是美国人说的第六感？”康斯坦汀医生问。
“不。我注重的是可能性。哈德曼持假护照旅行——这会让他立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警方到达现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扣留哈德曼，并打电报查证他对自己的介绍是否属实。况且还有这么多旅客，要查清他们证词的真实性是很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去查证，尤其是他们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嫌疑，但是哈德曼的情况就很简单了，不管他是不是那个他冒充的人。所以我说这一切都能证明是有规则可循的。”
“你说他是无罪的吗？”
“不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根据我的了解，任何美国侦探都有希望杀死雷切特的私人理由。不，我要说的是我们可以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他所说的雷切特找到他，并雇用他这件事不是不可能，而且很有可能——虽然不能完全肯定——是真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是真的，那我们就得看看能否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证词中——找到了证据。她所描述的见到的那个穿列车员制服的人，其特征跟哈德曼说的完全符合。关于两个人的证词，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呢？有的。就是哈巴特太太在她房间里发现的那个纽扣。另外还有一个确凿的证词，你们两个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是什么？”
“阿巴思诺特上校和赫克托麦奎因两个人都提到的有个列车员经过他们的房间。虽然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的，但是，先生们，皮埃尔米歇尔宣称，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