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卫视】我只觉得来得太晚了” 台湾制作人在大陆十年_安徽卫视吧

《我知道》的选手王威，从小身患癌症，痊愈后成了一名护士。“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她被邀请到现场观看。和过去的综艺节目不同，台湾制片人在大陆制作的节目，更注重挖掘普通人的故事。
“现在比的是谁钱多。这根本就不叫制作人，只能叫引进人。引进了模式，然后拼明星。”
十多年前初到大陆，李方儒想：“旁边要是有个台湾来的制片多好，能帮我做很多事情。”
近两三年，李方儒回台湾开了节目，又开始感叹：“旁边如果有两个大陆来的人有多好。”
两个市场，十年间互换了位置。

“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大陆综艺圈曾经流传这么一句话。听来粗暴，却道出了当年的部分事实。
台湾制作人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大陆的，他们的手艺，最早呈现在当年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大赢家》里。那之前，大陆观众对综艺节目的理解，大抵就是《正大综艺》里的“看世界”，以及“春晚”里一本正经的歌舞相声表演。大陆人当然也不知道，台湾人在节目里用到的许多花哨手法，许多都学自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少从《超级女声》时代开始，大陆电视人就不再那么依赖台湾人了。2010年的《中国达人秀》，更是在大陆电视圈掀起了直接和欧美做生意的风潮。《中国好声音》把这股风潮推向了最高点。这档一眼望上去就“高大上”的节目背后，是漂洋过海的欧美技术指导、长达数百页的“制作圣经”和一整套流水线式的工艺流程。

但终究是亚洲人更了解亚洲人。韩国版权的《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把中国明星从室内拖到了户外，韩国的金牌制作人们，也随之辗转中韩两地。
一转眼，台湾制作人成了被“边缘化”的一群人。鼎盛时期，“漂”在大陆的台湾制作人多达2000人，如今，只剩下20人左右。
旁边有两个大陆来的多好
如果要追溯台湾综艺节目何时开始走下坡路，台湾电视人王壮瑞的答案是1999年。那一年，是他进入演艺圈的第十年。这十年，也正是台湾综艺的黄金十年。
十年里，王壮瑞参与制作过30分钟的综艺短剧《女丑剧场》；也策划过张菲与弟弟费玉清主持的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后者在1990年代风靡一时，“名人名曲模仿大赛”“台湾歌谣时间”“超世纪模仿秀”等单元，都被奉为经典。

广告费是一档节目火红程度的直接指标。《龙兄虎弟》最辉煌的时候，曾有广告商开出过“以一搭十四”的价码——那时，台湾综艺节目有一个官方审定的固定价格，大概每15秒广告15万台币。电视台有一套“搭售”策略：广告商要想在收视好的节目里插播广告，必须同时购买其他普通时段的广告，好的节目一般能做到“以一搭七”——《龙兄虎弟》翻了一倍。此外，节目中放一支MV的价钱：30秒，20万台币。
1999年，“9·21”地震发生。这场大灾难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时，王壮瑞所在的三立电视台举办了一场大型募捐晚会，后来一共募集资金70亿台币。但这笔资金，实际上是电视台第四季度的广告预算，相当于广告主把原本给电视台的广告预算全部转拨给了灾区。

电视台只能缩减预算。原本120分钟的黄金时段综艺节目，预算200万台币，赈灾后变成100万。制作人也想尽办法简化节目。原本一档节目有唱歌、跳舞、游戏、短剧四种形态，减为两种。到1999年底，节目的预算再缩水为60万台币。制片人想尽千方百计做节目，而对于电视台来说，既然60万也能做，干嘛还给你200万？
“到最后，电视台都不愿意做综艺节目，就花30万台币做谈话节目好了。”王壮瑞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某种程度上，那台募捐晚会，成了原本就越来越不景气的台湾综艺节目崩溃的导火线。
那两年，台湾的经济环境、综艺环境发生剧变。一方面，台湾通过了“有线广播及卫星广播电视法”，结束了台视、中视、华视的“三台时代”，台湾涌现很多电视频道，最多时达到一百多个，竞争惨烈；另一方面，随着大陆经济的增长，一些广告商的亚洲总部纷纷从香港、台湾移到了大陆，等于做决策的人都不在台湾，电视台的时间成本相应增加了。

一些台湾制作人开始了“台湾大陆两边飞”的生活。
李方儒是其中之一。李方儒曾是《周日八点党》《快乐星期天》等台湾王牌综艺节目的制作人。《周日八点党》是由吴宗宪等人主持的游戏综艺节目，固定主持吴宗宪的头衔是“党主席”，流动主持康康、郁方、柯受良的头衔是“党代表”，首次参加录影的艺人，称为“首次入党”。《快乐星期天》则是相继由张小燕、蔡康永主持的一档糅合了才艺表演、游戏、相亲配对、平民参与外景表演的大型综艺节目。
1997年李方儒就随琼瑶一起去过湖南卫视，帮他们制作了《快乐大本营》前几期的样带。那时大陆基本没有综艺节目，许多电视台跃跃欲试。1998年，安徽卫视希望李方儒也为他们做一档综艺节目，于是有了《超级大赢家》。

1999年，就在台湾综艺走下坡路的同时，《超级大赢家》登陆安徽卫视。节目形态一看就是台湾综艺的翻版——由明星翻唱老歌的“红人馆”、比拼做游戏的“超级游戏王”、明星与普通人互动的“明星零距离”等环节组成。这种台湾观众早看腻了的节目形态，在当时的大陆却非常新鲜。节目播出不到半年就稳居全国收视冠军。
那段时间，李方儒还担任过中央电视台经典少儿节目《大风车》的制作人。当时，大陆制作一集综艺节目普遍成本只有15万至20万元人民币，而《大风车》一集的制作成本是40万元人民币。李方儒自己，从《大风车》每一集拿到的工资是6万元人民币。这让李方儒明确感受到：大陆的综艺市场正在迅速崛起。
2004年，《超级大赢家》播出五周年，李方儒搬到了大陆。
王壮瑞2012年正式迁居上海。此前十年，他在台湾改做偶像剧，但也不时受到大陆电视台邀请，为一些综艺节目当顾问。
这十年，他眼看大陆的综艺节目已经从《超级大赢家》，走到《超级女声》，再到《中国好声音》，更迭了好几轮。台湾综艺的半壁江山，却是访谈类节目，以及多少受到“超女”影响的“超级星光大道”撑起来的。
2012年，王壮瑞的一位朋友受灿星制作邀请参与《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担任现场导演，找他一起帮忙。他们发现，在大陆，即使是“好声音”这样顶级的制作团队，团队合作也很成问题，比如，舞美和摄影师就会经常发生矛盾，摄影师坚持机位摆在某处，舞美又觉得，万一穿帮怎么办？争执不下，双方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是：让领导做决定。
但目睹了广告商豪掷千金的大手笔后，王壮瑞觉得不必再等了。“我只觉得来得太晚了。”王壮瑞一再向南方周末记者重复。

很多素人看上去普通，深聊才能发现亮点。有位选手起初找不到“梗”，后来发现这个人的特点，一是喜欢摇滚；一是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曾经代表华裔学生向校长抗争，争取权益、反对歧视。导演组后来让这位选手以一身摇滚装扮登场，展现他的摇滚和抗争精神。
导师们预先并不知道这些选手的故事。柳岩在第二季《我知道》中以情感导师身份出现，她是导师中了解信息最多的，但节目组也只提前对她讲70%，最令人惊喜、意外的，则在节目现场展示。
2015年，李方儒加盟了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和视频网站合作，开发一些真正不同形态的原创节目。
其中一档节目已经拍了样片，“一个人在讲恐怖的鬼故事，但是在《中国好声音》那么大的场面。”李方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新的节目里，李方儒打算把预算花在节目制作本身而不是明星身上：“一般投资八千万的节目，可能有五千万花在明星身上，我们这次只花两千万给明星，六千万用在内容、后期或者道具上。”
“也许会失败，但我真的要尝试改变。否则，爽的永远是艺人，或者卖版权的老外，而国内的电视人，不会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李方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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