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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始皇东巡刻石与秦文化传统
刻石始于何时,因为文献不可征,一时难以确定。但始于前219华的秦始皇东巡刻石,与秦国文化传统有直接联系,则是可以确认的。
在传世文献记载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成果中,虽然偶尔可以见到先秦石刻的身影,但其中大多数或不可信,或没有产生重大的文化影响。相传为三皇五帝时代的祝融峰铭,其实只是“道家之秘文”①。
《吕氏春秋·求人》称夏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按高诱的解释:“金,钟鼎也;石,丰碑也。”②但是,传世文献中并无夏禹立碑的纪录,迄今为止,亦未发现任何夏禹时代的碑刻。旧传夏禹治水时所刻的《岣嵝铭》,“虽见于唐宋人纪载,不过传闻之辞”,出于后人的伪托,也不可信。也或,《吕氏春秋》的说法只是当时人以今例古的推论,未必有实物或文献的证据。相传商代鬼方纪功石刻,箕子就封碑文,也都“半由附会,于古无征”④。
此外还有所谓比干墓上以及季札墓上的孔子题字,也是后人的一厢情愿。《穆天子传》卷三还记周穆王曾“铭迹于县圃之上”,后人附会为刻石纪功,欧阳修早就表示质疑⑤,历来学者大多不信以为真。因此,传世夏商二代及西周的石刻实际上皆不可信。近代以来,在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考古中,曾发掘出大批石刻符号,在殷墟大墓中,也曾出土上有十二字纪事刻辞的石簋,此外还有战国时代中山国的石刻。这些石刻虽然可信,但对后代的文献文化史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①叶昌炽撰《语石》卷一“三代古刻一则”,《语石·语石异同评》合刊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②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二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5页。
③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6页。
⑤《集古录跋尾》卷一:“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亦奇怪。”(见《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

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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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深情，
镌刻在百里咸阳的城墙上，
寄托在英魂常驻的秦俑内，
倾注于潺潺湲湲的银水中，
幻化于穿越千年的月光里。
任时光轻擦，岁月磨砺，此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