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弟诚信都要抛弃的极端思想己经是绝唱，自后世再没有人敢有这些恐怖的言论。

商鞅认为，三代不同礼；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是经过损益之后 继承的。只有综合这两种观点，才能够做好社会的变革。据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 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 治。”而在另一方面，以后的历史也已经证明，采用极端的措施 在短时间内常常会有奇效，比如在二战初期，法西斯轴心国就 曾经在气势上胜于民主国家。又比如严打之类的措施，社会治 安也会在短时间内好转。不过极端手段用多了，苛政就会猛于 虎，陷民于水火。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 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灭亡的教训之一，就 是无视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从一时需要和短期效果出发，一味 实行严刑峻法，把百姓和社会逼上绝路。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 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 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 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 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 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 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 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 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 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