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对延续1300年的科举“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教育观念的强烈反弹，此类科举制功能表述最终的指向，概而言之便是“学而优则仕”。而这正是经历过晚清科举制的民国初期主政者们、新派学界精英所强烈反对的。

三、“教授治校”
另一方面，自主招生体系也可视为民国大学学术独立性的侧影。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清华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并非清华独有：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桢、南开张伯苓……他们普遍有崇高的道德操守、人格力量。这使得当下很容易被质疑的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寻租空间问题，在他们身上却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

以梅贻琦为例，他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

其实，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还有两个名人的女儿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她们就是梁再冰和冯钟璞。梁再冰的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的父亲是冯友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不过，民国时期的单独招生，也并非全无系统性弊端。单独招生注重的是个性，但当时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却有七成以上都是文科生，这个比例，和当时中国对大批科技、工业人才的需求，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这其实也是中国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仕途导向的结果，官僚们熟读四书五经、治国韬略，同时却非常轻视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往往大加排斥。

重文轻理的传统弊病，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33年起强制实行“比例招生法”，即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理科）生。在此之前，各个高校已经实行了文理分科，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并没有强行规定，考生想报什么和学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趣。

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更是直接给各高校下达了文理两科的招生人数，这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此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只是，考生仍需要像前清一样“赶考”，因为当时全国只设了武昌、长沙等12个招生区，南京、上海、北京都让日寇占领了，无法设点。

考试内容倒是很接近今天的高考科目了，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新推出的全国统一高考，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道理很简单，在当时人看来，相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来说，它更公平；相对于用八股文考试的科举来说，它又更科学。

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如昆明区以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则以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一般根据民国教育部的规定，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额须由教育部审核，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

此后，经历抗战和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民国政府始终没能在大陆再次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