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云汉地称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后来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七、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最后再附带谈一下“大蕃”名号问题。
　　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共15字。[63]其中的“大蕃”二字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有人认为，辽代几次更改国号，均不见于《辽史》记载，故“大蕃”很可能也是辽朝曾经使用过的国号之一。[64]
　　我不同意这样理解“大蕃”名号。从墨书纪年可知，天显戊戌岁即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年），当时的燕京地区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朝的控制之下，但燕云十六州的正式割让则是天显十三年十一月的事情。上述墨书纪年为天显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正是在燕京已经为辽控制，但还没有正式割让的期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我想“大蕃”应该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65]如果在燕京尚未被辽朝占有之前，当地汉人理应称辽朝为“北虏”或“北狄”；如果在燕京已经正式割让给辽朝以后，当地汉人应该称辽为“大契丹”或“大辽”；而在天显十三年五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称辽为“大蕃”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
　　汉人尊称异族政权为“大蕃”，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向达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势力的扩张时说：“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66]燕京汉人所书“大蕃”，正当如此理解。
　　　　　　　　　　　　　　　　（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