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压根儿也没听完他说的话,这两个字就从我嘴里蹦了出来,实话说,那根本也不是一个什么回答,只是我脑子里对他即将说出口的那件事的反应。
今早朝中关于朝日之事的多方论辩,简言之可分作两边:一面说唇亡齿寒,保障番邦为我之职,无需多议,且对方野心昭彰,此时一退,日后再进恐难;另一面则主张不当以番邦之事累及中国、开罪邻国,况此一时太平光景,百业渐兴,开战似与中兴之局有碍。两边明里都慷慨激昂,暗里又夹着私心,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拍板的人更不简单——既想威严权断,又想从善如流,连着心疼自己修园子的花销,一时何止三思再三思,终于说出话来,竟是且待对方作何打算,再议。
人都给围了这许多日子,再等什么时候议?我是不知道的。但这么一来朝中将朝鲜摆在个什么位置,我却大概有些眉目了。历来只在自家调用,这新兵可靠与否我并不清楚,至于对方是何情况就更难得知,哪怕硬碰硬起来,打赢打不赢的我心中也一样没谱。更何况这摇摆间哪怕一念之差,现在境外的兵力就将成一枚弃子,几千人命已不是小数,我哪能再多赔上一个他?
这不是可以商量的事儿。我心想。
天津被我一句话堵回去,看来是有些着急了。看着他心有不甘跟那儿攒劲的样儿,猴儿似的,就差没现场抓耳挠腮给我看。我大概知道他是为着什么在着急:洋务兴办至今,哪怕我常年只在京城里坐着,也少不得要听说卫统领爱兵如子,把个炮台更是看得命根子一样,三不五时的就要跑去看看,对着新到的家伙什能吃下五碗干饭。现在成千的兵给拖去关外了,眼见着不知能不能回来,肯定要肉疼。
不过这兵放在他家里练,也不等于就是他的,他省府都当了这么些年,这点儿道理该是明白的。想到这儿了我便瞪了他,指望他能看出来,不合适的话就别再说了。放在以往,他该是三五秒就能心领神会,话题引开去,我俩坐着扯一会儿淡,大事直接化了。
谁料今天却没有:
“燕哥,咱话能先别说死喽?我这,好些理由,一个都还没说呢……”他声音听着虽没什么底气,但明显倔劲儿上来了。
我心里暗暗纳罕,一边想着他正事儿很少抬杠,一面拿出些威胁的意思想逼退他,不曾想仍旧失了效,一句话出去,反而像是激着他了似的,竟换回一连串的说辞:
“军需调度的事我都安排下去了,这本就不是一人的活儿,协调好了少我一个不少。前方的事不一样,想着家里人死在自己看不着的地方,我亏心。”
“你胡扯!”我压着他的话尾狠狠一断,压下莫名旺盛的一团心火,心想:且不说军令不可违这种老生常谈的废话;你光想着你家里人死在外头你不好想,就没想想你要死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这番念头冒出来,我被自己吓得有些兴奋起来,头脑一时间就似乎更清明——他忽然执着于派出境的几千官军的缘故,我一时想不出来,而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身上徇起这许多私情了?细究起来,他为着他的人,要跟去朝鲜,是私情;而我不想他去,又何尝不是?横竖我竟不比他更占理。不占理的论辩是不能往清楚了说的,心里这么想,我便有些慌了,情急之下,想起什么就是什么:
“小站的新军组起来才刚几年?大沽口的队伍也是全国调配来的。你这么着就跟人把感情培养到生死相随了,想没想过你城里几万户的大小,一旦倭寇登了陆,是什么结果!”幸而平日里朝堂上练出来了,我大道理随时备着一箩筐,信口开河也能说得义正辞严,正在暗自庆幸,我抬眼一看他的神情,心里却是“咯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