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智识史家将会这样来评论二十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哲学教授们不再问那些坏问题——比如“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制是什么？”以及“语言如何与实在相连？”这些问题假设可以非历史地来做哲学。它们预设了这样一个坏的理念：通过检验我们当前的实践，能够使我们理解任何可能的人类实践的“结构”。
　　“结构”不过是“本质”的另一个说法。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为重要的运动是反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和现象学想要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望的那样，从恒久不变的实在中去除变动不居的表象，从必然中去除偶然，反本质主义对其先辈的上述企图嘲弄有加。此种嘲弄的新近例子是德里达（Derrida）的《哲学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与弗拉森（Basvan Fraassen）的《经验立场》（The Empirical Stance）。这两本书立足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杜威（Dewey）的《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以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之上。所有这些反本质主义著作都敦促我们从表象/实在、本质/偶然这种古希腊式的区分中解放出来。
　　反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对赖基（Lecky）所谓的“科学与神学之争”漠不关心。人们日益倾向于接受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所说的“黑格尔的理性之社会性学说”，而摒弃哈贝马斯所说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因为他所说的“交往理性”已经弱化了下述理念，即科学信仰是合理地形成的，宗教信仰则不是。后库恩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主旨与后海德格尔神学的工作相结合，使得知识分子更热衷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如下论断：自然科学与宗教无需相互对抗。
　　这些进展使得“无神论者”一词不再流行。那些不去教堂的哲学家现在不太会倾向于说自己相信上帝并不存在。他们往往会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样说自己“缺乏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就像一个人可以对音乐的魅力无动于衷，他也可以对宗教毫无共鸣。有人对上帝是否存在毫无兴趣，有人则由衷地相信或否认上帝存在，前者丝毫没有权利去侮辱后者。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