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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记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有“梁鼎”，而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则作“梁鼎吉”，未知孰是。材料如下：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是月己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寮章疏姓名如后：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三百一十二人）……杨禾、梁鼎、高公杰……”
清代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如后：（案：《纪事本末》原本作九月己未。考九月癸（巳）﹝未﹞朔无己未日，当依《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作乙未为是。此所开具臣僚章疏姓名，皆元符三年三月应诏上书者也，下十一月甲辰诏旨可考。《宋编年通鉴》云：上以元符末群臣所上书疏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看详，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计五百八十二人。《宋史·强渊明传》云：渊明与其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邪下：……杨禾、梁鼎、高公杰……原注：三百一十二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所分邪人四等，据《东都事略》五百四十一人，今通检原注之数，则五百四十二人。兹邪下原注云三百一十二人，今检其名，实只三百八人，则姓名有脱者矣。考元符三年四月癸巳时上书者有郑敦义、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吕彦祖五人，此文又多不及，而衮公适、陈师锡等又复见，今无由覆其实矣。）”
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稿本）“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四）﹝三﹞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杨禾、梁鼎吉、高公杰……”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其间绍圣四年（1097年），梁焘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是年年底卒。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六个月后（元符三年七月），向太后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至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1102）九月十三日乙未，宋徽宗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十七日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馀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称之“元祐党人碑”。
梁焘于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时，虽然儿子受到牵连，不过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曾再次起用元祐党人，那么梁焘的儿子梁鼎吉是可能在元符三年（1100年）上疏而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被列为邪下的。所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里的“梁鼎”或《宋会要辑稿》 “职官六八” 里的“梁鼎吉”，是有可能是梁焘的儿子梁鼎吉的。

补充。
偶然查到一条梁焘和梁颐吉是父子关系的材料。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追复旧官”：“（绍兴）五年八月八日，前朝请大夫梁颐吉言：‘乞特赐出给先父焘追复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告命。’从之。”此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也说到：“（绍兴五年八月）己酉。……故追复朝请大夫梁焘再复资政殿学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请也。焘，东平人，元祐尚书左丞，党籍执政第九人，化州安置。”（查万年历，己酉是初八日。）
梁焘曾为资政殿学士、中大夫，梁颐吉既然说“先父焘”，可见梁焘是梁颐吉的父亲，梁颐吉是梁焘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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