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上要富民、惠民
在孟子以前，孔子就主张在经济上惠民。他说：“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

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制民之产”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即“恒产”。有了 “恒产”百姓就不会颠沛流离，犯上作乱了。所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说，英明仁德的君主应该首先使人们有固定的产业收入，这样百姓就会有“恒心”.就可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了。

要使百姓有“恒产”，就必须从划分土地界限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经界即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如果田界划分得不正确，田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主和贪官污吏就耍打乱正确的田界。

如果田界正确了，给百姓分配田地，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在这里，孟子看到，土地界限划分的重要性，认识到田界如果划分不正确，暴君汗吏就会大肆兼并土地；土地被大量兼并，百姓就会失去“恒产”流离失所，以至于违法乱纪。在如何正确划分经界的问题上，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照孟子所说，“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块，每块一百亩，九块一组，排列成井字形。在一组中，中间一块是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授于八家农民使用。八家农民合力耕种中间的公田，收入归土地的所有者，其私田的收入农民可以自己享用。

孟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公平分给农民土地，以此作为“仁政”的开始。在此基础上，他还主张实行适宜的赋税制度，即“助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日：“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推行的这种税收制度，即“助法”，是古代就已经使用过的夏代用的是“贡法，商朝用的是“助法”，周朝用的是“彻法”。它们的税率都是十分抽一，但对比而言，“助法”应该是最好的税收制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贡法”不分年成好坏，非收满一定的数额不成。那么，丰年尚且好说，可是到了灾年，农民连养家糊口都不够，根本无法承受。

心上》）重视耕种。减轻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足。与此同时，还应该节约消费以礼而行，要让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多，这样百姓就会有仁德了。“薄赋敛”不仅是指减轻农民的土地税收，而且还应该包括对社会其他阶层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

总之.盂子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各种政策来惠民、富民。因为他知道，首先要从物质上满足人民的要求，让他们拥有g己固定的产业收入.并且减轻国家的各项税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人心才能稳定，天下也才能安定。

二、政治上要宽民、爱民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是指法制、禁令。“刑”是指刑罚。政和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的外在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人们虽然不违背规范，但那只是为了规避惩罚，他们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在这里，孔子将道德和刑罚、政令作了对比，他发现道德的社会效果更好。

很显然，他反对统治者对百姓实行严刑峻法，认为统治者应该选择道德.对百姓进行“内心统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上述主张，同样反对虐政。“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劝说统治者不要残害百姓，如果暴虐百姓太厉害，就会身死国亡，不太厉害，也会身危国削。

孟子反对连株，提出“罪人不孥”。他说：“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儿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盂子?梁惠王下》）这是说，从前周文王在治理歧周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以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到湖泊捕鱼，不加禁止。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于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妻室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