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也说：“素材没有被分割，谁还能用它雕刻为酒器；白玉没有被破裂，谁还能用它雕刻出玉器；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错乱，谁能够调出文彩；五声不被搭配，谁能够应和六律。分解原木做成各种器皿，这是木工的罪过；毁弃人的自然本性以推行所谓仁义，这就是圣人的罪过。”
（“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无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马蹄》）。
这是什么意思？

庄子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颈交颈相互摩擦，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撞，马的智巧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马的智巧竟能发展到“贼”的高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啊！然而即使这样，还有人称赞伯乐善于管理马，却不知正是他践踏了马的天性和本能，让它们丧失了内心的欢乐和质朴，才会变得狡诈和鬼鬼祟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外篇·马蹄》）。
这个呢？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为什么老子第一次见到孔子，就让他去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

六经，乃是先王留下的陈旧遗迹，哪里是先王遗迹的本原！如今你所谈论的东西，就好像是足迹；足迹是脚踩出来的，然而足迹难道就是脚吗！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 天运）
为何老子连“脚印非脚”这种最浅显的道理也要拿来教育孔子，大家有想过其中的原因吗？

所以，礼义法度，都是顺应时代而有所变化的东西。如今捕捉到猿猴给它穿上周公的衣服，它必定会咬碎或撕裂，直到全部剥光身上的衣服方才心满意足。观察古今的差异，就象猿猴不同于周公。从前西施心口疼痛而皱着眉头在邻里间行走，邻里的一个丑女人看见了认为皱着眉头很美，回去后也在邻里间捂着胸口皱着眉头。邻里的有钱人看见了，紧闭家门而不出；贫穷的人看见了，带着妻儿子女远远地跑开了。那个丑女人只知道皱着眉头好看却不知道皱着眉头好看的原因。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龄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庄子 天运）
大家知道“东施效颦”的出处了吧？用来形容儒徒是不是很贴切？

一样东西，越称颂它，越拔高它，它就只会变得越稀少，因为“物稀”，才会“贵”。所以无论再怎么称颂爱，爱也不会因此变得多起来；无论再怎么称颂仁义，仁义也不会因此变得多起来。这就好像无论再怎么珍视“难得之货”，“难得之货”也不会因此变得多起来一样。劣币之所以能驱逐良币，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良币的可贵，所以才不会让它通行于世间，让其它人也轻易得到。认识到了爱的可贵，人们又怎么会不珍视它而轻易向他人付出爱？认识到了仁义的可贵，人们又怎么会不珍视它而轻易向他人付出仁义？所以才会有“真爱无价”、“仁义值千金”等说法。既然都已经“千金”、“无价”了，那又有几个人能得到它们呢？倡爱必失爱，倡仁必失仁，倡义必失义。

仁义不是德，它只是“德”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被人理解为仁义，就好像鱼儿在干涸的沟渠中相濡以沫被人理解为“爱”一样。仁义不但不是德，它甚至连人的天性都算不上。所谓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把仁义依托于主观的“恻隐之心”，而“心”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就像树的影子一样，也是要根源于其它而产生的。那么恻隐之心又来源于哪里？源于有“慈”。这个“慈”，才是上天所赋予的天性，并非人专属独有，无论禽兽或是人，尽皆具备。所以禽兽虽然没有“爱心”，但有爱的举动；虽然没有“恻隐之心”，但有仁义的行为。然而鱼儿如果能够畅游于江湖，又怎么会相濡以沫？天下如果有道，又如何能展现仁义？这样一来，提倡仁义，与提倡天下无道又有何异？
因此老子才会对孔子说出以上这番责备之言。天下已然失道，“德”已经在悄悄流失了，你自己不顺道修德，还要大肆鼓噪，让天下人都抛弃淳朴的本性，也跟着你一起颠倒四方，以奇为正，通宵而不得清静吗？这样去追求“仁”、“义”，却让天下更多人弃道失德，失去了仁义的根基，这和敲着鼓去追赶逃亡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会让人越逃越远，只会让真正的“仁”、“义”越来越少。所以老子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喊着仁义的口号去补救仁义，这不正如泼油救火吗？因为口头上的仁义变多了，真实的仁义反而越发少了；伪装成仁义的人多了，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反而越发少了。如果说，依靠说教就能令父慈子孝，众生仁义，那么通过说教也能让天下人都变成母子、兄弟一样的亲密关系了，如此就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也就大同了。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仁义不可以言传，情感不可以注入，道德不可以灌输。

有人说，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发展到道德沦丧的地步，是因为我们对道德提倡的还不够，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拼命追求道德，拔高道德，道德才会最终沦丧。真正的道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越追求，往外走得越远，就会偏离得越远。返回到我们曾经出发的起点，重新做回自己，道德也就会随之归来。

《庄子》说：“素材没有被分割，谁还能用它雕刻为酒器；白玉没有被破裂，谁还能用它雕刻出玉器；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错乱，谁能够调出文彩；五声不被搭配，谁能够应和六律。分解原木做成各种器皿，这是木工的罪过；毁弃人的自然本性以推行所谓仁义，这就是圣人的罪过。”（“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无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马蹄》）。
所以最好的品质，是天真纯朴的自然天性；最好的生活，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生活。天真纯朴不能人为培养，而只能保护不丢失；自然而然不能人为创造，而只能保证不破坏，不丢失不破坏，这就是无为。一旦丢失了天真，打破了自然，哪怕是进入一种看上去很荣耀、很高尚的境地，但要注意的是，这代表原本适应人的社会环境已经开始恶化了，开始与人的自然天性不相匹配了，所以才会把人的一些真性情，比如孝、慈等等，显露出来。
在这个时候，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虽然相濡以沫的行为被众人称赞，但其实心中困苦，生存艰难。而只有那些本性非鱼，却想让自己拥有一个光鲜外表，得到众人称赞的虚伪之人，才会去追求和享受这种生活。这就好像一只不愿在烂泥中打滚，而更愿意爬上神坛让人崇拜的乌龟，除非它不是真正的乌龟，而只是伪装成乌龟的样子。所以世间推崇于追求仁义名声之人，热衷于打出慈善大旗之人，大多都只是虚伪奸巧之辈。

值得一提的是，“德”和“仁”的表现区别很大，按照“仁”的定义，天地反而不仁。我们由天地所生，日常用度皆从天地中索取，只是因为天地把我们和鸟兽鱼虫，花草树木视而为一，并没有对我们表现出特别的偏爱，我们就视其为“不仁”。这只能说明，“仁”是一种相当狭隘的、品质较为低下的德性。“德”是一种大爱，正因为它是大爱，对所有事物都爱得一样多，所以表现出来的反而是无爱。就好像准绳一样中正而不偏私，含德而不施加其德，否则有所施为，则必有远近亲疏之偏、大小多少之差。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法律只针对一个人发挥作用，那么对这个人公平吗？假如上天只对一个人眷顾，那么对其他人公平吗？所以“德”，其实只是一种公平和无私，就好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的公平和无私。
“仁”，是一种阶级性的爱：君爱民是仁，民爱君则是忠，父爱子是仁，子爱父则是孝。它还是一种片面的爱，只适用于特定对象：比如儒家认为国民是国君的私有产物，只有国君可以对他们施行仁爱，而其他人不可以，否则就有侵权的嫌疑。除此以外，儒家的仁爱，还必须要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体现出差别，比如对亲人的爱和对乡邻的爱，是一定要有差别的，否则就是不孝不悌。因此孟子才攻击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因为墨子提倡对自己的父母，和对别人的父母都要一样的爱。
墨家的“兼爱”看似很接近于“德”，但其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墨家着眼于“爱”，而爱本身就是一种偏私，不偏私就必须无爱，所以天地才会“不仁”。“兼爱”，即提倡有偏私的爱，又提倡爱得无差别，这根本就自相矛盾了。按照墨子的本义，也许提倡“公平”反而更恰当一些，但这样一来就与“爱”无关了。所以儒家对爱的诠释，才更符合爱的本义，亲亲相隐、为尊者讳，这才是爱。然而在儒家这种诠释下，仁者之“爱”通行于天下就不太现实了。又有几人够资格爱天下人呢？又有几人能把爱延伸出邻里之外呢？所以人们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发扬爱，这就成了“义”。“义”，是一种更加狭隘的爱，它爱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甚至会为了爱这一小部分人，而去攻击和伤害其他人，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绿林好汉们义字当头的原因。而“礼”，与爱无关，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面具，是一种程序化的形式。

礼这个东西，它出现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不具备共同情感基础的人们，以行为方式来替代情感的表达，让彼此之间更加和睦，但它造成的结果却反而毁掉了人们之间的和睦。彼此拥有深厚情感基础的人，不会拘泥于礼节，比如父子之间感情深厚，礼就很淡薄而行为很随意。礼节的繁琐，正是体现了双方内心真实情感的衰竭。内心真实情感本来就衰竭，所以才会转而要求礼的表达。于是一般人的行礼，别人回礼就轻快欢乐，以为自己的情感被接受；不回礼就责怪怨恨，以为自己的情感被藐视；觉得别人礼节恰当就高兴，以为自己的情感被尊重；觉得别人礼节有失就愤恨，以为自己的情感被羞辱。推行礼的人本来是想在情感淡薄的前提下、互相不信任的基础上，让双方关系表现得更融洽，但却给众人提供了互相指责的理由，能不发生争执吗？有争执就有乱，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
以推行礼法的孔子为例：在鲁国和齐国互示友好的“夹谷之会”上，孔子认为齐国的“优倡、侏儒”表演的节目不合礼法，就当场命人诛杀表演者；又认为鲁国的臣子城墙过高，超过了礼制，就鼓动鲁定公发动内战，派兵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要拆毁他们的城墙，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堕三都”。然而在拆除第二座城的时候就遭到了反叛，甚至直接被叛军攻入都城；拆除第三座城的时候反抗更为激烈，鲁定公亲自督战都仍然没能攻克，堕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这些无中生有的祸乱，平白无故丧生的性命，不都是因为礼法而起的吗？至于后世由礼法进而演变出来的礼教，又坑害了多少无辜之人，那真是数也数不清了。
其实从本质意义上来讲，礼只是表露在外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重视礼，只能重视外在表现；要求礼，也只能要求外在表现。而只从外在表现上来重视和要求礼，礼就很容易脱离本身的内涵而演变成形式主义的表演。父母去世，子女真情流露而痛哭，结果就能演变成花钱请人来代哭；内心庄重，诚心正意而正衣冠，结果就能演变成人前衣冠楚楚，人后衣冠禽兽。过于注重外表，就必然会流于形式；过于追求外在，就必然会疏失内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礼，大多都只是表演给别人观看而已，人前人后，能做到表现一致的有多少？又有谁不是在戴着面具而生活？看人表演，表演给人看，这就是礼发展到最后留给我们的全部意义。

所以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随着与道背离得越来越远，我们对道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浅薄，越来越流于表面形式，以至于真正的道最终沓然而不可寻矣。这就好像两个健康的人，当其中一个初生病时，他还能从对方身上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而当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比如患了癌症之后，对方的健康状态在他看来就只是“无癌”；当他病到形容憔悴以后，健康在他看来就只是有一个好气色了；等他最终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所谓的健康，在他理解不过就是能活着罢了。所以后人们追求的所谓健康，大多都只是“能活着”，而并不是真正的健康。再往前推，有人追求好气色，有人追求无癌，但这都不是真正的健康，如此则越追求，越偏离，因为根本方向就错了。追求“活着”的，哪怕活得像个奴隶；追求好气色的，哪怕每天涂脂抹粉；追求无癌的，哪怕把自己切割成残废。根本原因就在于：张弓猎鸟，目光却始终没有在鸟身上，能射得中吗？所以把“仁”、“义”、“礼”当成德去追求，最终只会越追求，越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