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工作![](http://imgsrc.baidu.com/forum/w%3D580/sign=9c9ef9883e6d55fbc5c6762e5d224f40/c70dee50352ac65caa31f325f8f2b21193138a3f.jpg)
车洪才教授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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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洪才教授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