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在乎自己错过什么,起码有一阵子是这么想的。从一开始爸跟我讨论钱币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大人看,那时候我了不起只有七、八岁。要是有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爸爸,把自己当成大人一样平等对待,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很兴奋的事。我很享受爸灌注在我身上的注意力,也努力吸收他教我的知识。过了不久,我就能告诉你,一九二七年跟二四年相比,多铸了多少圣高敦斯双鹰硬币;为什么在纽奥良铸造的巴柏一角硬币比同年在费城铸造的多值十倍,即使是现在我也还是懂得不少。不过跟爸不一样,最后我并不想继续收集钱币。钱币是我爸唯一能讨论的话题,有六、七年的周末,我都跟爸在一起四处搜寻钱币,而不是跟朋友厮混。但是后来跟大部分的男孩子一样,我开始注意到别的事情:运动、异性、车子和音乐。长大到十四岁时,我就几乎很少待在家。怨怼也越来越深,与朋友相较之下,我渐渐发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朋友总是有钱去看电影,或买一副时髦的太阳眼镜,我却得在家努力凑几个二十五分钱,才能去麦当劳买个汉堡。十六岁那年,好几个朋友收到汽车当生日礼物;爸却只给我一个在卡森市铸造的摩根一元银币;家里沙发上的裂痕用一条毛毯掩盖,我家也是附近唯一一个没有有线电视或微波炉的家庭。后来冰箱坏了,爸买了一个二手货。那冰箱的颜色是世界上最丑的绿,跟厨房其它地方完全不配。想到要请朋友过来我就别扭,爸因而成了代罪羔羊。我知道这很不成熟,如果我真的要钱,大可以去割割草、打点零工什么的,但我就是怪罪到爸爸头上,当时的我像蜗牛一样盲目、像骆驼一样蠢。但纵使现在我告诉你我很后悔,一切也都不能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