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法家分为三派：法、术、势。
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如下：
法：商鞅
术：申不害
势：慎道（这个我一直疑惑）
先看看所谓“集法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子如何评论法、术两派的吧。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主之具也。”
简单说，在韩非子看来，法、术，都是帝王的统治工具！
法：
1、官府制定政令。
2、刑罚条例要深入人心。
3、有奖有罚
术：
1、根据能力授予官职
2、求实效
3、最高统治者须掌握生杀大权
4、对臣子的才能要进行考核
从上面看，法家看重的不是人的思想，而是人的行为，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法）和考核（术）。

琢磨一下，咦~~~奇怪，法家和儒家为何这么不同呢？
儒家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的教育，法家则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考核。
为什么呢？
一个最最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法家和儒家对人本性的定位。
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法家：恶，人之本性。

性善、性恶，讨论了几千年了，这里就不讨论了。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哇咔咔~
我们暂时按照法家的观点，承认性恶吧。
好了，既然人生来就不是好东西，怎么办？
那就得管！
OK，问题来了，怎么管？

这里分类就有点儿乱了！
第一种分类方法：法治、术治、势治。
这是法家内部的分化，韩非将这三种融合到一起了。以后再详细讨论。这里先放一边去。
第二种分类方法：法治、人治。
个人观点，这个分类主要是针对儒家的治国观点分出的。
法家认为儒家的治国观念，是期盼明君、圣主、贤臣出世，感化世人、治理国家。
法家认为，这种把一个国家的治理归功于一人，或者期盼一人之力可以挽救国家的观念，是人治。
说白了，法家认为儒家的治国观念，就是圣人治人，老百姓听圣人的话就行了。
什么是法治呢？
1、法令自上而出。
2、统一法令
3、一体遵行
4、有功赏，有过罚
5、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个回头再说，这里不讨论了。）
说白了，就是说先制定法令，然后所有人（包括所谓的圣人），都必须遵行。这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根本的区别。
换句话说，法家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都受法律约束。

接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春秋末期，秦国高层要采纳这种居然可以约束贵族阶层、强调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呢？
这不是作茧自缚吗？
奇哉怪也，为啥呢？

列国变法的顺序是：齐--魏--楚--韩--秦--赵--燕
第一个哟，秦国为什么要任用商鞅变法？
因为流行呗！秦国之前，七国中四个国家都变法了，都强大了！
秦国不眼馋？眼馋啊！眼馋得紧！

第二个哟，秦国为什么要变法？
压力啊！
看看和秦国接壤的国家：赵、魏、韩、楚。
除了赵国，其余三国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变法，都强大起来。
压力山大啊！
秦国要生存，怎么办？
有变法强国的先例，自然遵循了！

第三个哟：秦国为什么要变法？
穷！
没统计过，但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见秦国确实很穷。
所以有列国卑秦。
穷则思变。
怎么变？或者换个问法：变什么？
变法呗！

第四个哟：秦国为什么要变法？
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天时：列国都在变法，当时流行变法，秦国在列国变法时间顺序的中间。
地利：（这个重点一说）
齐国、楚国、魏国、韩国的变法，都是在无国外战争压力的空隙间进行的。
看看四国的地理位置
齐、楚两国变法时，周围都没有对其变法构成强大威胁的国家。
魏国变法主要涉及经济，所以引起的社会动荡并不足以对国家的上层建筑产生影响（反而有利），所以无惧外来威胁。
韩国变法最困难，申不害选择了一个中原大乱的时候变法。而当时的乱，主要原因是魏国的霸权地位受到齐国挑战，齐、魏、楚在玩三国演义的游戏，因害怕其余两国联合攻击，三国中任一国都没有胆量去侵占韩国的领土。这短暂的和平时期，被韩国抓住了，开始了变法。
可惜的是，魏国太不地道了！打不过齐国，居然偷袭韩国。直接导致韩国变法中途夭折。
再看秦国。秦国开始变法时，中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谁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往西面看看穷弱的秦国。
而秦国西面，戎狄这段时间与秦国处于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
因此，时机导致秦国处于地理上最佳的变法位置。
人和：秦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这个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