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宗，宛平人，为幽云汉人大族刘姓后裔，金军入燕时以辽签书枢密院事的官职与左企弓一起投降，后来因随阿骨打北上追击辽天祚帝而免遭平州之难。金朝在将燕京地区交付北宋时，按照与宋人的约定将该地大户一扫而空，而其家产则被宋廷授与常胜军，因此“被虏失业之夫，皆归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汉儿刘彦宗、时立爱为伪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垅田园亲戚之故，愈劝贼入寇。” 从此以后，刘彦宗便和契丹人降将耶律余睹一起，成为鼓动金朝进攻北宋最卖力之人，以报北宋朝廷的一箭之仇，也希望借此回归幽云故地，“况刘彦宗辈皆汉人，各衔中国构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 ，直至最终说动金太宗，“遂听刘彦宗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 “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
而等到天会五年（1127年），宋廷向金军求和，刘彦宗上表称贺：“彼众狼狈而失据，我军奋跃以登陴，夷门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无捐躯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 ，把金宋战事描绘成一场“天助者顺”的战争。最后又是其为金人画策曰：“萧何入关，秋豪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 ，于是金军接受其建议，掳获宋朝的各种礼器、典籍，并携徽钦二帝北还。
时立爱，涿州新城人，也是以举进士做官，在北辽面临瓦解之时被派往平州管理军政，但是“张觉虽外示尊礼，而内实不容；立爱察其有异志，常称疾不出，觉依旧知军州事。” 金军兵临平州招降之时，其起先有些犹豫，回书阿骨打称：“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 ，明确表示了对北宋的恶感，并愿意随金军“兵临于宋”，在阿骨打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方才投降。
后张觉反金，时立爱不愿参与起事，回归新城乡里，宋朝多次想招其做官，然而“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甚至“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直至金军攻克幽云才重新仕于金朝。此后“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 ，尽力辅佐金朝君臣。

正因为“汉人”的朝秦暮楚和工于心计，宋人对其非常憎恨，李纲曾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 董华也称金朝的不断攻宋“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 ，其憎恶之情溢于言表。宋人的这种情绪，使宋廷在战争期间想要拉拢幽云汉人为己卖命的梦想成空。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廷下诏：“归附归正人并不得辄有伤害及掠夺财物” 、“内燕北昨被发归国者，盖为权臣所误，追悔无及，今虽用事，并许来归，当优加官爵，勿复疑虑。”
但是，尽管高宗特意在诏书中强调“朕言不食，有如皦日” ，宋朝军民仍然不能抹掉心中的忌恨，当其一部攻克蔡州、而次年金军又南下反攻的时候，“有燕北人七十八名，与蔡州人结姻亲者，根刷得之，系于狱中，及金人攻西门急，权知州李询皆杀之。” 此时距当初金宋开战的时候已过去30余年，这些幽云汉人早已在此定居甚至和当地汉族结有姻亲，可是宋人照样将其视作奸细，且还要“根刷”，世间猜疑仇恨之心莫大于此。
平心而论，当时的幽云汉人中也不是没有奋起抗金或忠于宋室之人。如易州一个名叫刘里忙的汉人，“年十八”、“豪勇俊迈，异于常人，远近无不推服，于山中聚徒党，选南北人少壮者，兴举义兵，邀击金人，意欲令人推为虏主，与本朝结好。” 再如燕京人刘宴，建炎二年（1128年）起在宋军中效力，跟随过名将韩世忠，后来在替宋朝讨伐叛军的战斗中阵亡，“时称其忠勇，立庙于常州。”
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进攻河北的时候，在均州为官的山前汉人任雄翔“闻乱，即率归朝燕人约七十余人家，家所有食刀、面刀、以至果刀、剃刀、应干器械尺铁，尽州赴纳之，以明不反。及应有马者，亦皆纳之。” 知州杨彦明明了事理，对其十分信赖，“未几，有溃散兵犯均州境，杨彦明令雄翔措置；雄翔即授方略，分委其众当之；每出必胜，均人亦赖之；渐付以器甲兵马，使防境内。雄翔常语杨彦明曰：国家忘战久，士卒懈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当。前者边事初动时，若国家能尽用归朝燕人，使之防边，驭之有法，犹可支吾。今国家兵马，更十年后恐或可用。” 其言行完全体现出对北宋的一片忠诚。
可是后来金朝大军入境，均州兵力无法抵挡，“雄翔乃以其众送杨彦明全家上武当山，与杨彦明叙别，复聚其众还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于是归朝燕人，尽随金人北去。” 任雄翔之所以没有和杨彦明一起逃走或南奔宋境，正是因为他知道，一旦没有了杨彦明这个“用人不疑”的上司，其作为幽云汉人，在宋朝根本无法立足，所以最后才选择了投降金朝。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正是由于宋人和幽云汉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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