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新会城街名历史

冈州古称命名的大道
冈州是新会的古称。会城在唐代曾为冈州州治，因此，会城亦称冈城。
冠以“冈州”为名，一般是较有代表性的，如冈州广场、冈州宾馆、冈州中学等。冈州大道也正是新会很有代表性的一条城市道路。
冈州大道的名称可追溯到1928年建成通车的“冈州马路”，这是由新会实业家们组建的“冈州浚河筑路公司”开辟的新马路。
建国后改称江会路，但从东门广场(牛雕塑) 到冈州广场一段称冈州路。
上世纪90年代，覆盖了500多年前开辟的会城河，形成一条宽阔的主干道路，这样一条当时最优美、有气派的路，被冠名为“冈州大道”。
2002年11月14日《新会报》报道，新会区地名委员会宜布对冈州大道等3条道路重新调整和命名，其中冈州大道以江会路嘉禄宫附近交叉花圃的路口为起点，至侨兴北路城雕2146米为冈州大道东。
至金沙广场前环形岛3595米为冈州大道中。
至新开公路与新会大道接口 (原水泥厂生活区附近) 2252米为冈州大道西。
全长共7993米，包含了原来的一段江会路、原冈州路、环城一路、环城二路、环城三路、浐湾路、葵湖路、汾江路。紧接着又将起点提前到江会路收费站，现全长约9公里。
盖河前，会城城区为东西长、南北短的狭长型布局。
盖河后，会城向南扩展不再受“一河所隔”的困扰，城市迅速向南面发展

棠下公坑传说
据说南宋末年，棠下牙顶山、婆髻山一带设有抗击南侵元兵的烽火台。南宋军民与元兵在崖海一战覆灭后，烽火台上的南宋驻兵四散。
不久，有一老叟来到小蓬莱山，在龙口岩上搭一间小茅棚居住，人们怀疑他是南宋的将领，问他来历、姓名都不答。
见他像是仙风道骨的道人，乡人对他很敬重，他常到山下桐井、东溪一带乡村施医赠药，许多贫苦病人都得到他的恩惠，药到病除，因而四乡群众非常尊敬他，由于他不露姓名，是神仙下凡，还是南宋将领?各有各的说法，得不到证实。
见他济世为怀，医好不少病人，便亲切地叫他“阿公”。
过了几年，“阿公”不见了，无人知道他的去向。一些乡人看病，就想起他，认为他是济世仙翁，大家来到“阿公”居住过的龙口岸旁的茅舍跪拜祷告，接着装下龙口岩滴下的甘泉为药，果是灵验，居然“药”到病除。人们感到奇异，互相传告。
茅舍日久坍了，群众便集资建个小庙，供奉“阿公”神像。信若神灵。为怀念阿公的恩德，大家便称这条山坑叫公坑。

盘龙 山 桔
相传几百年前，南宋的末代皇帝赵昺，被元兵追击，节节败迫，逃到崖山安营扎寨，抗击元兵。
那年正值夏天，南方气候多变，时晴时雨，早上起来太阳红艳艳，未到中午，气象突变，下了一场暴雨。
一次，小皇帝和太妃从营外回来途中，遇上大雨，陪同的太妃、宫女等人都没有带雨具，被雨淋得似“落汤鸡”。
不久，雨过天青，太阳出来了，宫女们连忙把皇帝赵昺和太妃脱下被雨淋湿的黄袍，拿到营寨外面的山桔树上晾晒。那时，皇帝穿的黄袍上，绣有金龙。袍上的金龙被太阳晒得炎热难受，便索性钻到山桔树下乘凉。
黄袍晒干了，收袍的宫女粗心大意，一手收起黄袍就走，在山桔树下乘凉的龙回不了黄袍，只好死死缠住山桔树不走，永远留在山桔树上繁衍后代。
从此，崖山一带的山桔树，与其他山上的山桔树不同，每条树干上，都奇怪地出现一条蜿蜓突兀，既有斑节须触，又有重叠的鳞甲似的龙身，千姿百态，精致美丽，一直成为颇负盛名的“盘龙山桔”。

在辛亥革命史册上，镌刻着有个格外耀目的名字---杨西岩，他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为革命事业倾注百万家产，杨西岩被誉为“倾家纾难”。为国忘家、舍利取义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倾家纾难杨西岩
杨西岩出身富商家庭，父亲杨钊是在香港建筑起家的富商，在香港、广州置有房地产及码头产业，但杨西岩志不在商，颇有西方民主思想，鄙视科举，专志于文化科学知识。1896年杨西岩随伍廷芳赴美国，曾任公使馆参赞、领事，任内深感清廷腐败，国家积弱，华人受侮。期间与孙中山结识，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后返港另寻出路。
在香港，杨西岩结识了革命志士陈少白，以及商界进步人士谭肇康、林护、李纪堂等。1905年9月，杨西岩加入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他热心会务，成为分会的中坚分子。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借款来资助这份事业。当时，冯自由接替陈少白为分会会长，杨西岩成为冯自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筹集支援同盟会进行革命起义的经费、《中国日报》出版费和分会会费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广东随后于11月9日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胡汉民为都督。杨西岩等30人随胡汉民回省城，作为香港商界代表团，参加广东光复与都督就职典礼。会后，杨西岩被任命为广东筹饷局主席兼江门筹饷局主席。他带头捐款1万元，不久即筹得50万元。1912年，杨西岩共筹得200万元巨款，支援军政府费用。南北统一后，他又筹集80万元汇往北京，接济政府。
1915年，袁世凯谋划称帝，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发动讨袁。杨西岩变卖在香港和广州两地的房地产，得款数十万元，后又向香港羊城保险公司借款六七十万元，支持讨袁军费，被称为倾家纾难。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委任杨西岩等为军政府筹饷委员。杨西岩自捐5000元港币，又筹集数万元交胡汉民送给军政府。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杨西岩又筹募60万元亲自送到广州，作为大元帅府开府经费，并资助孙中山犒劳军队。
杨西岩一生把家产大部分都用于支持革命，以致于晚年穷困，1926年被广州国民政府任为参事，实际上是照顾他的生活。但杨西岩无怨无悔，孙中山逝世后，杨西岩把孙中山指示划给他的广州越秀山麓一块空地回献给政府，用以建设中山纪念堂。

上世纪80年代 会城街巷 易名的经过
解放后十五年时间，新会城街巷名字可以说是相对的稳定，有时虽然换换门牌，也仅对号数略有调整而巳。
1966年春，全镇准各定制一批蓝底白字搪瓷的门牌和街名牌时，对有封建色彩不适合时代要求的街巷名字，略加以改变，如炼丹井改为莲花街，颜家街改为银花街等等。
这批门牌刚制好，还未来得及钉用，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那时“左”的思期泛滥，一切街名要冠上革命的名字，否则就是复旧。
以前订制的门牌当然不能使用，只有堆之高阁，尘封了好几年。
“四人帮”垮台，恢复旧街巷名字，继续使用原订制的门牌，只有一些街名要改变，如尚书坊改为尚志街，珠巩里改为知基里，幸福一、一二路改为幸福路和紫云路等。
1979 ― 1980年间，全县进行街名普查，会城镇也不例外。事前学习台山城的做法，特别改变同名字的街名，还要简化街名，以便于人们寻觅和认识。
简化街名这工作比较复杂，镇府先通知各管理区征求群众意见，然后进行修改。
由于各管理区所提简化原则有所不同，因而简化起来就不一致。
如中心管理区等把马路两旁的横街横巷，统统从南到北，或从东到西依照顺序用数字改为巷的新名字，内巷改为横巷。
如南隅巷南端的张家巷改为一巷，西隅路东端的关大宅也改为一巷。
而南宁管理区则不同，马路两旁的，不论是“街”、“里”都不改变，如知基里是短巷，也不改变。
菱东管理区又不相同，同是一条马路，如爵芳巷改叫知政中三巷，而花园巷却沿用旧名，南安街又改为知政北路二巷，这样很不一致。
可能有人会说，南安街改名和南安路名字相同有关，其实可以改用谐音的字也可以。
又如知政北路德华坊、永佑坊也接近马路，也改为四巷、三巷。
同一管理区就有这样的不同，使人记忆起来很不方便。
那些年，新村林立，命名是由集体讨论，经过镇批准才作出决定，这办法最好。如北园新村的命名，原有人建议命名为圭峰直街，也有人建议名为育才路 … 结果命名为北园新村，至于公园新村等的命名也是一样，因它们都采用和历史色彩和地理位置有关的名字。